用“法治之理”塑造中国法理学

自法理学引入中国,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法治之理"尽管高度被强调却仍未得到有效重视。与之相随,法理学科以及研究者的身份地位也在传统政治与现代法治之间来回摇摆。然而,在当下的法治中国建设中,法治之理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核心内容和法学原理的政治行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支撑,中国的现实社会也需要用法治之理进行打量和改变。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作用来看,我们只有在构建了成熟的法治之理基础上,才能用法治理想改变中国。在此过程中,需要基于法理学科和法理学者的身份焦虑以及法治中国建设的需求,对当代中国法理学研究中的问题和思维方式上的缺陷进行反思。     

当今中国宪政、法治实践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行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与此同时,宪法就此问题作出了相应的修改与完善.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在宪政法制建设的实践和迈向法治现代化的征途中面临着一系列急待从宪法、法理上予以澄清和正面解答的理论问题,本文就现阶段我国宪政、法治实践中所面临的若干最直接的现实理论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宪法学、法理学分析和探讨,并对"政治与法治"、"权与法"、"宪政、法治与法制"、"政党、政策与宪法之关系"进行了具体探讨和论述,提出了在"依法治国"过程中必须摆正和处理好上列诸方面宪政、法理关系的具体理论建议和主张.     

“中国法理学”的特点及修辞方式的改变——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研究之二

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中国法理学者的任务之一。然而,由于传统法理学对法律、法治的研究等采用"求真"、"求是"的姿态,再加上革命性的批判精神,因而"直白"的叙述方式成了中国法理学的明显特征。在法理话语体系中含有较多的阶级性、工具性以及国家权力色彩,权力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没有得到充分的张扬。要提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水平,就需要改变传统法理学的叙述方式、消解权力话语与法治话语的矛盾。还要注意假言命题(诸如,法律的独立性、一般性、体系性等)对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意义。过度接受后现代法学等对假言命题的解构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话语权的形成。     

论和谐法治的理论模式— 一个西方法哲学的视角

梳理西方法哲学流派中自然法学派、规范分析法学派、社会学法学派和后现代法学思潮有关"和谐"这一基础法观念的知识,可以提炼出理性和谐、规范和谐、利益和谐与二元和谐四大和谐法治的理论模式.中国法理学要回应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课题就必须在总结、借鉴西方理论模式的基础上,提出自己有关和谐法治的理论模式.     

法律场域中知识观的两种层次及其价值——基于维特根斯坦哲学观的启示及其展开

法理学研究存在着"语言转向"的趋势,即系统运用语言哲学的智识框架来进行法学研究,随之带来了法律知识的"语言化"。源于维特根斯坦的双重哲学观,法律场域中存在着知识的"图像论"与"反本质主义观"的对立,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转向。这种知识观的对立与转向,深刻影响了法律知识结构与属性的研究。建设法治体系,实现法治文明,需要在中国语境下,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知识观的反思。     

法治思维与法治中国建设

法治是融汇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法治思维包括两方面,即法律应当得到普遍服从的思维和良法之治的思维。法治思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主观要件和重要内容。建设法治中国、培养和提高法治思维的具体途径包括法治思维的培养、对法治中国建设主体中"关键少数"法治思维的引导、"法律应当得到普遍服从"的法治思维的形塑、"良法之治"的法治思维的形塑、营造有利于法治思维建设的社会环境。     

论列宁法治思想中的法理观

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开创者。他在领导俄共（布）和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依据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思想,其中蕴涵着丰富而系统的法理观,主要包括法治观、法价值观、民主观、法制观和人权观等。认真梳理和深入研究列宁法治思想中的法理观,对于深化列宁法治思想的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以及中国法理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法治中国语境下的公安秩序法治化

公安秩序法治化进程和发展程度与"法治中国"建设及全球化法治发展程度是一致的。法治意味着进步,法治的发展又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从"法治中国"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四项建设"战略部署,客观上要求公安秩序法治化的跟进,公安秩序法治化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就此而言,"法治中国"建设不仅是一个法制问题,也是一个法治问题。要在法治中国语境下推进公安秩序法治化建设,重要的是把握好公安秩序法治化建设的方式,即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吸收法治成果,选择公安秩序法治化路径,在公安理论与实践传承中创新。     

中国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性及局限性

法治是一个历经几千年演变的概念,尽管其内涵在不同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中都极富不同,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及"法治政府"的含义却获得前所未有的统一。中国建设法治政府业已成为题中之义,既获得了国内经济、政治变革的可行性论证;也成为国际法治环境下中国政府的必然选择;而多种因素造成的局限性也不可避免,成为中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合自身法治路径所必经的阵痛。     

当代中国法治整体意识论纲

只有把握法治的整体意识才能理解法治的真实意义，而哲学的法理学是把握法治整体意识的重要途径。法治整体意识的要点是：法律存在是最低限度的法治；法律约束具有普遍性；普遍的法律约束具有以公共权力为后盾的强制性；法治的实质就是约束公共权力；倡导合道德性的良法统治；建设私法主治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维护个人的自由与尊严，保障个人的利益和幸福；区别人的道德世界和功利世界。对公共权力进行制约是法治整体意识的核心意义。     

全球化进程中法治基础的转变---以世界主义民主理论的全球治理为出发点

全球化进程使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世界秩序发生变化，以世界主义民主理论为基础的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给传统法治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在全球化背景下，从世界主义民主的视角来看待法治理论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重新审视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法治的政治基础问题，这也是中国法理学面临的重要问题。     

法治道路彰显中国改革之命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始终重视法治建设,迈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一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发展的新常态。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国梦,根据中央四个全面思想的总体布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法治中国进程,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保障。法治体系的现代化程度,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程度。法治作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理论创新。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当中,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准确把握执政规律的现实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创新和新发展。     

法家法律观和"法治"理论

法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是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本文分析了法家对法律的概念、本质、起源、作用等基本法学理论的独到见解,以及法家推行"法治"的理论基础和推行"法治"的方法,剖析了法家的"法治"绝非真正意义的法治,它和儒家的礼治都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统治手段.     

当代中国法治建设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当下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传统思想文化是制约中国法治建设推进的主要原因。中国法治建设的推进需要转变传统的生存方式,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与法治精神相一致的生存方式,以及在传统重德的思想文化传统中开出现代法治精神。为此,当代中国法治建设需要学习西方的法哲学思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植于传统思想文化建立法哲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三大特色研究

我们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我们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理论体系在法治问题上理论成果;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我国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路径,道路问题不能含糊。必须向社会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的"特色"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突出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2]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     

法治中国与法治的公信力

"法治中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制度基础,能在根本上保证"中国梦"的凝聚力。处在转型期的中国,通过公信力的视角省察法治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法治公信力的主旨是通过系统化的渠道最终实现法律主体博弈的均衡,在理念上涵盖着思维与方式两个层次。法治公信力的建构通过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法律权威的塑造;二是信号传递机制的完善;三是信任机制的改进。在当前深化改革的大趋势下,改革共识达成的法治进路,应通过公信力的视角予以反思。     

法治中国下的法治社会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自我国提出法治建设以来,初期偏重于自上而下的法律体系建构,忽略了社会法治观念和法治信仰的培育,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法律工具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不仅是为了应对国家治理资源的缺乏,更重要的是为了培育公民精神特别是法治精神。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尤其是法治社会的依法治理应提上日程。     

法治:从起源到“法治中国”

法治这一千百年来凝聚了人类治理理想和有尊严、有秩序生活追求的制度体系,在东西方都有着悠久的起源:中国古代的"法治"理念与治理实践更多地贡献了某些形式性资源,而西方则为现代法治奠立了实质基础和正当程序保障。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项事关民族复兴和人民福祉的伟大变革,必须在立足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对东西方历史上有益的法治资源兼收并蓄,方为实现"法治中国"蓝图的现实进路。     

走向应用法理学——法理学教材改革新趋势

传统法理学教材的编写注重法理学科体系建构和发展,不太注重从人才培养的视角来编写教材。传统法理学教材不仅未能很好地展现出法学理论和实践的关联,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法理学问题意识和法理学思维能力。2003年以后,法理学教材出现了新的改革趋势,一些法理学教材的应用性特征日益突出。应用法理学教材其特点在于将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相结合,通过具体的案例和法律事件生动地阐释法理,并将法学理论运用于具体案例的分析之中。应用法理学教材有利于学生对抽象法学理论的理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法理学问题意识和理论思维能力。但现有的应用法理学教材的编写仍存在一些不足,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发展。从法理学教材未来发展趋势看,应用法理学教材将在各类型法理学教材中占据重要地位。     

法治中国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法治国与科学社会主义具有本质联系,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法治中国确认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崇尚宪法最高权威,是科学社会主义群众史观的理论自觉;以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凝炼法治精神,以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和利益涵育法治理念,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宗旨的价值自觉;围绕人民群众现实实践建立法治体系,培养治理能力,把人民性融入日常治理行为,保障人民群众实践新境界,是科学社会主义"现实的运动"的当代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