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共领域视角审视公民意识

公民意识是公民对公民身份、公民权利、公民责任等的理性认识,它是现代民主政治确立和有效运行的心理基础。公民意识的形成与公共领域密切相关,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威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公共活动领域,公共领域在于生活领域的公共性,是公开的社会领域,它是公民培养公民能力,表达公民诉求的场所,成熟而完善的公共领域是公民意识形成的基础。     

论公民资格的构成

一般意义上的公民资格包括平等的公民身份、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公共精神五个方面。平等公民身份维持着国家的公共认同,公民权利是公民在市场、社会和政治领域得到平等对待和个体发展的基础,政治权利是公民通过参与公共事务确保权利发展的基础,社会权利是公民行使权利的基本的物质和精神保障,公共精神以公民责任为核心。这五个方面通过公民参与为国家的制度建构和政治认同提供连续性支持。     

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发挥

国家治理以多主体、多领域、多手段为特点,将广阔的公共领域纳入其作用范围内,为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切入点。不仅"合作共治"对作为治理主体的公民提出了新的要求,公民也需要认同国家治理的合理合法性并对其进行回应,思想政治教育便在这一互动环节中成为国家赋予公民公共权力的前置性环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引导公民进行思想转变,梳理人的各种"关系",发挥育人作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具备一定公共参与素质和能力的合格现代公民,进而保障社会的良序运行。     

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及其对公共治理的实践价值

基于对德国纳粹极权统治和"领袖原则"的反思,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这一独具内涵的概念。哈贝马斯力图将西方近代以来具有个人主体性的"市民社会"概念改造成具有公共性的"公共领域"概念,从而把分散的个人力量凝聚为具有批判精神的公共舆论,以抵制国家权力和领袖权威对社会力量的排挤和公民权益的侵蚀。但这一理论努力却遭受来自社群主义者沃尔泽、新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多元主义者麦卡锡等思想家的理论质疑。尽管公共领域思想也存在理性共识达成和公共舆论去私人化的困难,但它决不是远离现实的"乌托邦"概念,"公共领域"内涵的一系列积极的观念(包括具有经济力量和理性能力的公众参与、基于公共舆论力量的公共批判、超越于私人利益博弈的公共性立场)为公共治理实践提供了推动力量和思路指向。     

浅议当代中国公共领域法治文化建构

公共领域法治文化建构,有助于规范社会舆论,提高公民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从而推动我国法治建设。构建公共领域法治文化的途径,首先,在法治文化的表层结构上,应加强对公共领域的规制管理。一是完善公共领域的法规制度,保障公共领域健康发展。二是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完善舆论监督机制。其次,从法治文化的深层结构上,应重视对公民法治观念的引导。一是加强法制宣传,推进良法善治。二是实现透明司法,引导公共舆论。三是坚持"德法结合,法主德辅"原则。     

公共服务中的公民参与:要素与模式

伴随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主行政成为公共行政学界的议题关切,突出表现为公共服务中的公民参与,治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为其提供理论基础。这一问题的本质是强调公民参与主体的权利、参与领域的公共性取向和参与形式的制度化与有效性。公民参与的基本模式分为政府动员参与模式、精英主导参与模式和公民自主参与模式。     

服务型政府中的公民角色：积极公民而不是顾客

公民和顾客是分属于两个不同领域的概念,公民不只像顾客那样被动地选择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还有权参与对公共事务的治理,而服务型政府公民本位的定位说明,服务型政府中公民的角色只能是公民而不是顾客,而且是积极公民而不是消极公民。     

整合性公共服务——当代西方国家公共服务提供的新模式

随着公共服务需求日趋复杂性,整合性公共服务成为当代西方国家公共服务提供的新模式。整合性公共服务以伙伴关系为基本工具,形成了八大创新性内容、以跨界性协同为基本提供结构和具有以公民为中心的协作性公共管理实践模式。借鉴整合性公共服务模式,可以提出推进我国整合性公共服务改革的"三化"对策:以信息化推动公共服务一体化、以城市化推动公共服务网络化和以社会化推动公共服务整体化。     

公民参与下的民主行政

公民参与下的民主行政是公共行政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公民直接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公共管理 ,是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与公民民主权利的具体体现。代议制民主向直接民主、威权行政向民主行政发展 ,为公民参与奠定了理论基础 ,并提供了实现的路径。     

着力推进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指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向公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制度和系统的总称。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服务姓"公",它以服务全体公民为对象,主要任务是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满足公民的文化需求、促进公民的文化消费。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服务主体是政府,主要职能是指政府为满足公民的基本文化需求所提供的基本文化服务,包括明确公共文化服务目标、增加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制度。这里的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不是指顶层设计和具体政策,而是指如何规范和制约政府行为的制度安排。推进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举措,包括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以核心价值凝聚共识、靠道德建设规范行为,以及全面整合文化资源、加快文化事业发展、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等。     

论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在扶贫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运用

伴随着公共决策方式的变化和人民对于公共管理性质与作用的重新认识,公民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也急剧扩大。扶贫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不可避免地引入了公民参与,并且经过理论和实践的证明,公民参与对于扶贫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起着积极的作用,推动了扶贫方式的创新。我们由传统的扶贫方式开始转向“参与式”扶贫,变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为公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方式,提高了扶贫政策的效果,取得了巨大成就。     

中国公共领域问题分析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是现代生活的一个基本状态,健康的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公共领域的健康发育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政治文明建设、公民文化的形成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公共领域的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研究热点。     

公共领域视角下的公民文化

公民文化作为一种适合民主发展的意识形态,应有其存在的公共空间。从公共空间的公共性角度出发,转型时期中国公民文化的培育应从政府的角色转换、公共领域的培育以及教育三方面入手。     

论我国公共领域的现代生长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公共领域的现代生长,促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与西方不同,我国公共领域的生长是以现代化、全球化和网络化为背景的。公私域界限明晰化、公共权力运作规范化和社会舆情力量增强是我国当前公共领域的生长特征。公共领域的茁壮生长固然可喜,但是,目前出现的私人领域公共化和公共领域私密化的倾向不得不令人担忧。     

公共制度管理功能缺陷补救的公民参与途径

理解和解释公共制度的管理功能及其缺失,需要多维文化解读。公民参与公共制度功能缺陷的补救同样需要公民文化的阐释责任。因此,本文以公共制度管理功能基本认识为线索,就公民参与对公共制度管理功能缺陷的修补寻求可能路径,是有效发挥公民参与作用和制度功能所应该付出的努力。其目的在于通过界定公共制度管理功能的缺陷来重新找寻公民文化与制度文化价值旨向应有的融通性,从而为伦理的、生态的、服务的和工具的制度建构提供一些有益启示。     

非营利组织与公民社会的相关性分析

市场经济的发展,非营利组织作为众多新兴经济主体之一,不仅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更在政治领域内为全球治理危机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解决方法,成为政府之外的另一种公共管理主体。公民社会则是随着非营利组织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非营利组织所追求的自由、独立以及民主公民权皆是公民社会的核心要素,两者在价值观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非营利组织对公民社会的建设意义重大,它在公民权的保障、公民意识的培育、公民参与方式的多样化及"强社会"的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公共领域理论研究的范式分析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是现代生活的一个基本状态,健康的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公共领域的健康发育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政治文明建设、公民文化形成意义重大。公共领域的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研究热点,考察我国公共领域研究的一些基本成果,揭示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勾勒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研究的图景,有其理论和现实意义。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公共政府建设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公共治理时代的到来需要构建一个为公民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政府。公共政府的构建需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转变职能、改革机构,同时还需要公民的充分参与和监督。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公共政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党的领导和全体公民的努力下经过长时期才能实现。     

政策约束与公民参与：合作治理中的有效决策问题

已有研究多从公民参与角度入手探究合作治理的实现机制问题，而忽视了公民无序参与和由此带来的无效决策问题。因此，应当将合作治理的公民参与研究范式转向有效决策研究范式。政策决策中的质量约束、结构约束、时间约束和可接受性约束深刻影响了公民参与合作治理的方式。公共决策部门应当综合判断政策约束性和公民参与类型，进而采取合适的有效决策模式：低度公民参与适合采取集中式自主决策模式，以获取决策信息为目标；中度公民参与适合采取分权式协商决策模式，以推动决策执行为目标；高度公民参与适合采取放权式公共决策模式，以促进公民自治为目标。基于平等、包容、理性和尊重的有效决策才是实现合作治理和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羁绊与超越——论文化取向之冲突与青少年公民素养的发展

公民素养不仅是私人生活领域的修养,更体现了公共领域的规范与要求。在现实生活中,文化取向的矛盾与冲突对青少年公民素养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道德领域,突出表现为公共道德取向与关注私人的道德取向之间的差异：在制度与法律领域,突出表现为特殊主义取向与普遍主义取向的矛盾;在政治生活领域,突出表现为＂臣民＂取向与＂公民＂取向的冲突。鉴于此,我们要充分重视上述文化取向冲突的影响,努力打破各种文化桎梏,发展青少年公民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