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保护与领事保护的法律地位

本文通过对外交保护与领事保护的对比,分析了外交保护和领事保护在国际法上的不同作用,旨在探讨如何发展国际法,使国际法更好地调整新形势下的全球关系,尤其是在保护本国国民在海外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突破传统国际法在外交保护方面的局限,高效利用领事保护的优势,配以国内立法的自主快捷,是本国国民在海外安全保障的最佳途径。     

论海外中国公民的保护——以国际法人本化为视角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公民走出国门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在国外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而如何保护其权益则是我国必须思考的问题与人权保护践行的重点。国际法人本化趋向下保护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不仅是国家的一项权利，更是一项义务和责任。目前，我国在保护海外公民权益实践当中还存在诸多不足，因而有必要在我国实行外交为民、执政为民的理念下进一步完善海外公民权益保护的策略，以切实保护其权益不受它国的非法侵害。     

国家权利，国家义务与人权保障——《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研究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06年所制定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既属于对外交保护领域习惯国际法规则的编纂,又在很多方面属于对国际法的创新和发展。整份草案,突出了对人权的保护,强调了国家在特定情势下对本国国民行使外交保护的义务。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中资私营安保企业境外服务的法治保障

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统筹国内与海外利益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为保障我国逐渐增加的海外人、财、物等多元利益,亟需中资私营安保企业广泛“走出去”。然而目前中资私营安保企业从市场准入到日常经营等各个环节都遭受着因规则差异或制度不完善带来的诸多困境。除企业业务水平、企业内部合规等自身因素外,需要从国际法理论与政府构建国内安保企业境外服务制度的实践层面剖析问题根源。为助力中资私营安保企业有效提供境外服务、保障我国海外利益安全,需从转变产业发展理念、尝试参与国际私营安保产业全球治理以及完善国内规则、弥补机制空缺等方面寻求破解之道,以构建完善的中资私营安保企业境外服务法治保障体系。     

论外交保护中对国家所受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的区分——以联合国《外交保护条款草案》为线索

外交保护是当代国际法的重大问题之一。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06年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是该领域目前最为权威的国际文件。作为国家实施外交保护的前提条件之一，国际法要求个人在寻求国家提供保护之前首先将东道国的当地救济用尽。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只适用于国家因为其国民的合法权益遭到侵犯而受到的“间接损害”，因此有必要区分国家所受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在外交保护的大多数案件中，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往往是混合的，采取分割适用的方法并不可行，而应当采取“主要要素”检验标准。但是“主要要素”检验标准仍然存在需要辨析之处。     

海外中国公民安全问题与国籍国的保护

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问题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对其中所牵涉到的管辖权以及中国作为国籍国的保护等问题也是众说纷纭。本文以此为导引,围绕外国人的管辖、外国人的待遇、外交和领事保护等基本问题,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外国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和保障必须按照国际法和国内法,并依靠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国际法人本化思潮与外交保护的法律性质

传统国际法上,外交保护的法律性质是国家的权利。但是随着国际法人本化思潮的日益发展,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外交保护的性质已经转变为国家的义务。然而,无论是各国国内法的趋同,还是人权保护的需要,都不必然导致外交保护法律性质的转变。在国际法上,外交保护的法律性质仍然是国家的权利。     

试析外交保护制度的人本化转向

在当代国际法中,外交保护制度已演变为人权保护的重要工具.国际法委员会拟定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扩大了外交保护的范围,放宽了外交保护的条件,并对其性质进行了发展.国际法的人本化构成了这种转变的宏观背景,关于“瓦特尔拟制”的讨论及该领域的国家实践则直接推动了外交保护人本化的最终实现.外交保护制度的这一转变与国际人权法、国家责任制度形成互动,并对中国的外交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外交保护制度的人本化具有系统性、过程性及实践性等特征.     

中国公司海外上市

中国公司海外上市,为内地经济建设、国企改革和民营高科技公司发展筹集了大量资金,为国内A股和B股市场的发展以及企业股份制改革提供了借鉴,对海外上市公司本身也有相当的益处.本文对中国公司海外上市特别是第二板上市的方式、有关法规和规则作了简要介绍,指出中国既要鼓励符合条件的公司去海外上市,以吸引外资发展公司特别是处于创业阶段的民营高科技公司,又要针对中国公司海外上市所涉及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规范.     

论外交保护国的确定规则

尽管现代国际法在人权保护、投资争议解决等少数领域授予私人以针对实施国际不法行为国家的直接诉权,但私人国籍国的外交保护仍然是解决国际争议的重要手段.受损害的私人持续性地保有外交保护国国籍是该国行使外交保护权的限制性条件之一,2006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在坚持该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吸收了外交保护的国家实践、司法或仲裁判例、学者学说中的合理成分,在自然人、法人、股东国籍的确定规则方面有所发展.     

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主要风险及保护

海外利益,是指一国处于境外的国家利益。中国海外利益从内容上可分为海外经济利益、海外安全利益、海外政治利益和海外文化利益,它们功能互补,互为支撑,共同构成了中国海外利益丰富的内涵。影响海外利益安全最核心的因素是外部因素,即来自复杂国际体系包括国际环境儿及与所在国双边或与其他利益相关国多边关系的影响,包括国际环境类风险、政治类风险、安全类风险等。可通过建立国家层面的专门协调机制和专门机构,强化国际合作,建立健全海外利益保护法律体系等途径和手段,在国家层面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方面资源,保护中国海外利益。     

对维护经济欠发达地区民警执法权益的思考

维护经济欠发达地区民警的执法权益意义重大.要做到维护民警的执法权益,应从抓意识维权、机制维权、素质维权、法律维权的思路人手.做到"三个确保":确保意识维权先到位,确保素质维权做基础、确保机制维权当保障.     

论国际投资法的外交保护制度

国际投资法中的外交保护是指本国国民在国外遭受损害,依该外国国内法程序得不到救济时,本国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向该国要求适当的救济。外交保护作为一项传统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曾是一种主要的解决投资争端的方法,但是随着国际投资争端法律解决机制的完善,外交保护失去了其原有的地位。并且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甚至在卡尔沃条款出现之后一度引发了其效力的争议。     

论外交保护中用尽当地救济的法律地位与规则性质

外交保护是国家保护海外公民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用尽当地救济是外交保护的前提条件。长期以来,它一直被认为是国际习惯。随着国际争端解决方式的多样化以及保护人权呼声的高涨,一些学者开始质疑该规则的国际习惯地位。但是这种质疑不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在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国际社会对用尽当地救济的规则性质始终莫衷一是。事实上,应当对侵害行为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判定用尽当地救济是程序法性质的,还是实体法性质的。     

论国际投资中的国家责任问题

国际投资中的国家责任问题主要涉及国际投资的法律保护问题 ,如对外国投资和投资者的待遇标准、国有化或征收及其补偿问题。另外 ,还涉及特许权协议、拒绝司法、外交保护等问题。就外资待遇而言 ,发展中国家应根据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双边投资保护条约中慎重承诺。笔者通过对国有化问题的分析 ,认为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所承担的国家责任不是传统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 ,而是一种“合法行为引起的国家责任”。关于特许协议 ,笔者认为它是国内契约。此外 ,在国际投资中 ,还涉及因污染转嫁而产生的国家责任。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对外关系的战略

延安时期,是党的对外战略思维和基本原则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洞察时代与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以中国革命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为中心的国际战略。这一时期积累的丰富国际交往经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建国后外交战略的制定也具有重要价值。     

企业海外发展的法律保护与法律适用问题

企业"走出去"必然引发海外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法律适用问题。本文从国际私法角度,分别就我国企业海外发展的机遇与风险、权益法律保护涉及的国内与国际法律制度、争议解决的非诉讼方式和国际民商事诉讼程序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述。     

论外国人在华就业的法律调控

国际劳工标准和国际人权法对移民工人的保护以国民待遇为基本原则。而我国现行立法限制了外籍劳动者在华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但对其他劳动权利的保护应当实行平等保护。目前以限制和管理为中心的规范方式难以充分保障外籍劳动者权利的实现,我们应当建构出一套规范和保护在华外国人就业权益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