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对人大代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许可制度

由于法律在设定对人大代表均适用刑事强制措施许可制度的同时 ,对如何报请许可和如何审查许可等许多操作性问题均作了回避 ,相关的程序特别是人大否决及救济机制的缺如 ,给实践带来了极大的随意性和混乱。本文力图能通过理论上的剖析和阐述 ,探寻理想的对人大代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许可制度模式。     

财产性侦查措施的检察监督完善

我国现行法律对侦查机关采取搜查、扣押等财产性侦查措施规定并不完善。在司法实践中随意违法搜查以及违法查封、扣押、冻结涉案款物的现象时有发生,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将搜查、查封、扣押、冻结纳入强制措施范畴,并建立由检察机关主导的司法审查机制,当事人不服的申诉与救济机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违法滥用搜查、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惩戒机制。     

论刑事强制措施的司法救济

对于强制措施予以司法救济,能够制约强制措施的滥用,并能给受到不同形式强制措施的公民有效的权利救济机会和途径.我国强制措施实施方面缺乏有效的救济措施,难以防止强制措施被滥用的危险发生.司法权介入强制措施目的就在于营造一个控辩双方共同参与,由中立裁判者依法进行裁决的司法环境.从维护人权角度,将强制措施纳入统一的司法审查的范围,对强制措施提供司法上的救济,借此完善我国强制措施制度的整体构造.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

我国现行刑诉法规定，被害人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决定不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提起自诉，予以救济。从而，在我国确立了“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我国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较之国外有关立法具有自己的内容和特点，体现了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合理精神。然而，该制度适用自诉程序的规定给我国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均带来弊端。有鉴于此，笔者建议，取消该制度而代之以被害人司法审查申请制度。     

财产性强制措施研究论纲

财产性强制措施是指公安、司法机关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与案件有关的财产所采取的暂时剥夺占有人对该财产的占有并禁止其流转的各种方法或手段的总称。规定财产性强制措施有利于保护合法民事权益,满足刑事诉讼对证据的需求,亦有预防犯罪之功能。对财产性强制措施立法不仅有程序法上的依据,亦有实体法的支持。司法实践中,应根据涉案财物的属性不同使用不同的财产性强制措施,涉案财物为不动产的,用查封;涉案财物为动产的,用扣押;如果涉案财物为存款、汇款、证券、股权、基金份额等特殊动产的,用冻结。由法院对财产强制性措施进行事前审查不符合我国国情,我国应采用事后审查方式。我国基本构建了以《刑事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为主体,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为补充的侦查监督程序和国家赔偿程序并存的财产性强制措施司法救济体系。在立法上,未来应构建与人身性强制措施并行的财产性强制措施,二者共同组成刑事强制措施体系。     

建立健全我国对质权制度的思考

在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的背景之下，由法官启动、以查明事实为核心的对质制度显现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如相关规定不完善、证言笔录的滥用、相关主体在对质活动中参与度低、相关救济机制不足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更完善的对质权制度的确立。从比较法上看，欧洲人权法院设置了一个独立的对质权审查模式，美国是采取宪法加条款传闻排除规则的审查模式。相较而言，欧洲人权法院的审查模式更具普适性。它所体现出的“限制与补偿”的理念，值得我们参考与借鉴。因此，在未来构建对质权制度的道路上，我国有必要肯定对质权的独立价值、建立起侵犯对质权的救济途径。在配套程序上，参照“唯一或决定性规则”以规制证言笔录、督促法官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进一步完善证人出庭配套措施。     

对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程序改革与完善的思考

职务犯罪案件审查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是加强自身监督、规范检察权行使、促进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改革后取得了强化监督的效果,但也暴露办案期限紧张、附条件逮捕缺乏法律依据、听取律师意见程序有待细化、不服逮捕缺乏救济等问题。因此有必要进行立法建言和制度改进,使改革措施落到实处,在惩治腐败与保障人权间寻求最佳平衡。     

《行政许可法》与行政许可制度的完善

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才能享有设定行政许可的权力,对已作出的许可规定,法规、规章需及时作出具体规定或解释;许可条件应具有可操作性且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更改,以防止对条件的随意增删和任意解释;通过行政许可的程序法律把行使许可权力的每个步骤和方式都加以规范,以法律制裁违反者;对重大的许可决定应规定听证程序,以保证许可决定的客观与公正。     

控辩平衡的起点建构——聚焦侦查程序的修改

现代刑事诉讼追求审判中立,控辩平衡。控辩平衡的起点不在审判伊始,而在侦查审判发动之初。我国的侦查程序存在强制措施规定粗漏,制度体系不完备,没有贯彻比例原则,超期羁押现象严重和刑讯逼供等弊病,为此需要修改侦查程序,确立正当程序原则,贯彻比例原则,改革和完善强制措施的规定,废除如实供述义务,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对侦查程序的司法审查机制等。     

行政救济视野下的领事服务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迈出国门走向世界。境外中国公民不服领事服务行为的法律救济问题渐入公众关注视野。对领事服务行为的规范化和公民权利救济制度的研究渐有现实意义。领事服务行为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与一般特征,具有对其进行司法审查的必要性。人本主义观念成为突破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推动力;借助网络技术的远程审判方式也将为司法审查提供客观可能。     

略论新刑事诉讼法逮捕条件之把握——从一起案件的受理争议谈起简

犯罪嫌疑人是否在案以及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是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53条规定的案管部门受理案件应当审查的内容之一。对于审查起诉阶段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涉嫌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嫌疑人,再次归案后如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涉及到对该犯罪嫌疑人适用何种强制措施的问题。     

略论律师应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权是被告人最重要的权利。切实保障被告人辩护权的实现,对于客观、全面地查明事实,保障案件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就我国目前诉讼实践而言,在审判阶段,一般尚能保障被告人辩护权的实现。但在侦查阶段,被告人的辩护权往往难于行使。因为侦查破案阶段,侦查人员与被侦查人互不接触,这时被告人的辩护权显然无法行使。特别是在采取强制措施之后,被告人处在受羁押状态,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无法收集、提供证据,其辩护权不能有效地行使。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开     

略论新刑事诉讼法逮捕条件之把握——从一起案件的受理争议谈起

犯罪嫌疑人是否在案以及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是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53条规定的案管部门受理案件应当审查的内容之一。对于审查起诉阶段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涉嫌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嫌疑人,再次归案后如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涉及到对该犯罪嫌疑人适用何种强制措施的问题。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人身自由即时强制制度之完善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对相关主体的人身自由权进行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但是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不得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过度减损.现行《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中人身自由即时强制措施的规定在适用对象范围、期限、实施主体、配套保障制度及权利救济途径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难以妥善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需要.应当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完善人身自由即时强制措施类型体系,适度扩大人身自由即时强制措施适用对象,明确隔离期限的确定主体和标准,将采取人身自由即时强制措施的主体限定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具有传染病检测能力的公立医疗机构,健全相关配套保障制度,构建合理的救济机制.     

聘任制公务员受行政处分后的救济问题研究

聘任制公务员的管理不同于普通公务员,是基于缔结的行政契约进行的。然其受到的处分,并不是基于契约的意思一致的同意,依然还是行政权能行使的结果。当前《公务员法》第100条设定的聘任制公务员的救济制度存在着不足。司法救济的民事审判只能审查合同的纠纷,不能审查其受到的处分行为。应当健全完善救济制度,将对聘任制公务员的行政处分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救济范围。     

聘任制公务员受行政处分后的救济问题研究简

聘任制公务员的管理不同于普通公务员,是基于缔结的行政契约进行的.然其受到的处分,并不是基于契约的意思一致的同意,依然还是行政权能行使的结果.当前《公务员法》第100条设定的聘任制公务员的救济制度存在着不足.司法救济的民事审判只能审查合同的纠纷,不能审查其受到的处分行为.应当健全完善救济制度,将对聘任制公务员的行政处分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救济范围.     

采取强制措施前逃跑的罪犯是否应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根据刑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但是,对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前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是否应受追诉时效的限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大家认识也不一致。因此,本文想就这个问题谈一点探讨性的意见。大家知道,追诉时效,是指对犯罪分子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我国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对于那些已过追诉时     

论债权人对重整计划存在异议之救济制度

法院对公司重整计划的批准,是一种司法行为,是法院行使司法权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内容是否合法进行司法审查并确认的结果。重整计划一经法院裁定批准,重整程序则依法终止。重整程序终止后,债权人对重整计划已确认的债权如果存在异议,是否可以寻求某种途径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且应该通过何种途径来具体救济呢?目前,我国《破产法》并没有对此问题进行规定。这不禁引发了笔者的思考。     

论刑事侦查中人身强制措施权的分立与制约——以我国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活动为论域

我国刑事人身强制措施存在实施主体多样、权力配置不合理、强制措施使用缺乏司法审查授权与司法控制、权利救济不全等问题,导致犯罪嫌疑人缺乏基本的人权保障。完善我国的人身强制措施制度,重新配置权力设置,实现决定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分立和制约以及执行权内部的权力分立和制约,以确保对刑事侦查中人身强制措施权的合理规制。     

也谈乡镇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问题

多年来,乡镇人大依据法律的有关规定,对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努力,讨论决定了许多重大问题,但从总体上看,乡镇人大决定权的行使,还是一个薄弱环节。 乡镇人大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独立自主地决定本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