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过失责任中的知情同意原则研究

知情同意原则是伴随着现代医患关系模式的变迁而产生发展，其保护的是患者的自我决定权。本文探讨知情同意原则的主要内容、违反知情同意原则所应承担的医疗过失责任，并得出结论：医生未履行对患者的说明告知义务，即使没有身体健康的损害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否则，有“架空”知情同意原则的可能。     

论未成年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保护

知情同意是患者自主权和自我决定权的体现,是患者基本人权在医疗领域的延伸。知情同意原则已为世界各国立法所承认,并成为调整医患关系的核心准则。但我国知情同意制度的立法相对落后,特别是对于未成年患者的知情同意的规定尚是一片空白。本文围绕未成年患者的知情同意能力及知情同意权代为行使等问题展开探讨,以期促进未成年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保护。     

论患者知情同意权与医疗特殊干预权

医疗活动中患者知情同意原则的出现体现了一种市场选择理性，同时也是患者充分行使自身生命健康权和自主权的体现。就我国而言，建立和完善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在现实和法律层次上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必要性。然而任何权利的行使都会受到其他权利的制约和限制。医疗特殊干预权正是为了保证更好的维护患者的根本医疗权利而存在的一种特殊医疗制度。鉴于我国现有立法于此规定之不足，借鏊国外相关规定并结合我国实际，明确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含义、归属、行使主体以及医疗特殊干预权的相关适用等问题以完善我国现有立法，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同时明确患者知情同意权和医疗特殊干预权的定位，以及如何构建合理的特殊干预程序和监督干预机制作为其配套机制也是应该予以认真考虑的。     

医方特殊干预权和患方知情同意权冲突之辨析

医方特殊干预权与患方知情同意权因权利立法缺失造成的权利冲突,成为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我国关于医方特殊干预权和患方知情同意权规定的不足主要体现在特殊干预权的行使范围比较模糊,知情同意权的行使主体不明确,关于告知义务的规定存在弊端,现有法律内容冲突,层次不统一,适用主体不明确等方面。解决医患权利冲突,要建立专门性法律以完善立法规范体系,明确医方特殊干预权和患方知情同意权的行使主体,在严格界定知情同意权的行使范围和代行使程序的问题中,建立诊前知情同意转让制度。     

劳动者医疗健康信息:价值内蕴与立法规制

劳动者医疗健康信息是劳动者职场化过程中产生的,兼具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属性的敏感信息。加大此类信息的保护不仅是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必要手段,更是保卫人格尊严与自由、维护社会秩序应有之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劳动法》等多部法律均未对劳动者医疗健康信息的定义和保护予以明确规定,应建立职场劳动者医疗健康信息保护制度,限制“知情—同意”原则的适用,以充分保护劳动者隐私,提高信息流通效率。     

大数据共享背景下的隐私权保护——以生物银行为视角

在"生物银行"即生物资料库或生物样本库飞速发展的特殊背景下,大数据共享与个人隐私保护的矛盾日益凸显,其实质是科学发展利益与个体人格尊严之间的冲突与平衡。以科学之名倡导数据共享蔚然成风,其必须以不侵害隐私权为底线。由于生物银行样本的海量性与共享性、样本所含基因信息的高度私密性等特征,与之相关的隐私权保护面临特殊的问题与挑战——以信息自决的障碍及破除为中心。知情同意是平衡数据共享和隐私保护的核心机制,应对既有的生物银行知情同意模式加以革新,采纳以修正的动态同意为主导的多元同意模式。此外还应采取数据加密、限制访问、保密证书、诚实经纪人制度等特别的制度设计。     

论非法人体实验的刑法规制

人体实验合法与非法的区别在于是否背离了目的正当性原则、知情同意原则、有利无害原则和保护弱势群体四大原则。非法人体实验行为严重践踏生命伦理，有必要进行刑法规制。我国刑法不能对所有非法人体实验行为进行规制和解释，因此有必要增设“非法人体实验罪”，以协调法律关系，完善立法规定，顺应世界潮流，推动人体实验健康有序地发展。     

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保护中的利益平衡

由于传统知识保护问题的国际讨论在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通过国内立法保护本国利益是各国目前的最佳选择。我国现有立法对传统知识的保护远远不够,而其中对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尤为紧迫。国际社会提出并实践了知识产权、事先知情同意、信息披露等一系列制度,在这些制度设计当中,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利用者利益与持有者利益之间、持有者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以及持有者内部利益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冲突,它们都需要利用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则来调和,采取放松程序限制、限定保护对象范围、设置强制许可制度等措施,多管齐下,力求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保护立法能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     

民法典编撰对医疗代理决定刑法效力的影响

《民法总则》在“监护”的内容中，明确了“尊重被监护人意愿”“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增加了“意定监护”等新规定。《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在“医疗损害责任”中，则进一步强调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这意味着我国的医疗代理正由“法定主义”向“意定主义”转变。对无“自我决定”能力的患者实行医疗行为，除满足“医学适应性”“医术正当性”外，还要具备用以替代“患者的知情同意”的“医疗代理同意”这个要件才能实现刑事正当化。依据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此时的“医疗代理同意”既不能简单等同于“患者家属的同意”，也不应是“医务人员的同意”，而应当是最为接近患者真实想法的“患者的推定同意”。     

医疗健康大数据透明度的实现与界限

在大数据技术推动下,生物医学、医疗诊治、基因测序、健康管理等医疗健康技术跨越式发展,并且具有无可估量的潜在社会价值。然而,医疗健康大数据呈现出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融合与冲突、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糅合、敏感信息和非敏感信息混同等"个性化"特征,诱发了多样化生命伦理问题。大数据过程不透明是影响数据准确性、完整性及决策正确性的重要因素,故医疗健康大数据呼唤透明度的实现,但透明度应当把握限度,这取决于数据安全、累积性创新、反垄断规制等方面。现行隐私规则束缚了透明度的实现,透明度实现应突破"个人中心主义"藩篱,以数据隐私和激励创新协同保护为目标确立透明度原则,以"算法+正当程序"为中心建立透明度监管模型,以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糅合为新面向构建透明度实现机制。     

Utilitarianism of Big Data in Public Health Care

Big data in public health care is fundamental strategic resource of the countr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ts industrialization, we should make clear the regulatory model of utilitarianism of big data in public health care, and settl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active utilizat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informed consent. China's legislation ought to encourage the active use of big data in public health care, so as to settl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use and protection of big data in public health care through the flexible use of the principle of informed consent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alternative or supplementary protection mechanisms. And we should guarantee thatthe big data resource will be applied appropriately.This article also presents a systematical classification method of big data in public health care, clarifies principle stipulations, and discusses some exceptional cases.     

合法公开个人信息衍生利用的有限告知同意制度研究

对于合法公开个人信息衍生利用是否需要告知信息主体并征得其同意这一命题，法律规范呈现三种态度，司法实践亦呈各异形态。完全告知同意论未能正视合法公开个人信息的“非典型个人信息”特性，不具有逻辑自洽性与现实可行性，有违信息主体的意思自治。告知同意豁免论未能关注合法公开个人信息的“非典型公共物品”特性，忽视了对人格尊严和自由的尊重，并会加剧对信息主体的侵害。有限告知同意论能准确契合双重特性，协调交易成本与安全保护的利益冲突，兼顾合法公开个人信息的社会公共面向和个人识别面向。有限告知同意论的具体展开应对合法公开个人信息衍生利用情形进行类型化构造，分别适用择入式和择出式同意，同时通过安全影响评估制度进行全周期风险调控。     

公共利益诠释

“公共利益”作为不确定法律概念,其内涵至今难以明确界定,然而还是能够找到人们对这一概念认识的共识。对于公共利益的形成及其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必须把各种不同的利益予以特定化之后才能确定,不能仅从抽象的角度考虑。也就是说,必须把利益归于特定的主体名下,才能具体地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既有一致性,又有冲突性。要妥善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有一些最基本的原则需要遵循。     

地理标志与地名商标的冲突及法律适用

地理标志是一种重要的知识产权。地理标志和地名商标的冲突 ,一方面是由五种地名商标的存在造成的 ,另一方面是因为现行管理体制的原因所造成的。为解决两者的冲突问题 ,在法律的适用上 ,要遵循知识产权法的一般原则 ,即保护在先权原则和公平原则 ;同时可以考虑制定专门的地理标志保护法 ,赋予地理标志以独立的权利     

解读“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分析及其泛化防范

对于公共利益这个公法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内涵的解读,学术界众说纷纭。然而,公共利益概念在公法学界和实践中的广泛应用让我们难以忽视对它的关注。文章即从公共利益的概念出发,重点关注对其内涵的分析以及泛化防范原则的探讨。文章指出,当我们试图探索确定公共利益内涵时,不能仅从抽象的角度来考察公共利益,而必须把各种不同的利益予以特定化时才能确定。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找到防止因公共利益的泛化而给个人利益造成损害的途径。     

论隐私权在治安管理领域的诉求——以违法信息的公开为视角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条确立了保护隐私的原则,在治安管理中公安机关应当保护公民的隐私权不受侵扰。但是实践中,少数公安机关仍然将被处罚人的个人信息公开曝光,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争议。争议的焦点正是治安管理权与公民隐私权的冲突。公安机关在违法信息的公开中,应以实现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的平衡为途径,通过建立和完善违法信息公开听证制度与违法信息查询的期限制度来对违法信息的使用及保护加以规制。     

论民法视野下人体医学试验损害的救济

人体医学试验不应因其具有公益性质而漠视受试者的权利。为了保护受试者的利益,研究者和受试者订立的知情同意书应该视为合同。试验过程中,受试者受到人身损害,可以选择向研究者提起违约之诉或者侵权之诉要求研究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无论选择违约之诉还是选择侵权之诉,均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受试者的自冒风险行为可以作为免除研究者民事责任的事由,当然,研究者和受试者也可以就受试者自冒风险行为所招致的损害约定分担。     

我国城乡医疗保障存在差距的原因及应对策略

我国城乡医疗保障在覆盖面、筹资水平、卫生资源分配、运行效果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距。要改变医疗保障的二元结构,必须从四个方面完善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逐步消除我国城乡在医疗保障方面存在的差距。     

论技术措施与合理使用制度之法律冲突

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出现促使版权法把技术措施纳入其保护体系之中 ,但随之也使原有的版权领域的利益平衡被打破。对版权人利益的过分保护 ,必然会侵害社会公众的合法利益 ,技术措施与合理使用制度的冲突不可避免。我国版权法应在保护版权人技术措施权的同时 ,规定其限制与例外 ,以解决其与合理使用之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