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安辅助决策系统研究

优秀的决策系统一方面有赖于高效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一方面强调决策结果的及时形成。以上两方面构成了研究公安辅助决策系统的两个标准。通过对比应急指挥预案机制，进一步明确了研究公安辅助决策系统的技术要求和具体思路。以信息化研究为基础，提出建构现代公安辅助决策信息库的具体内容，为辅助决策工作提供知识储备和前端支持；以决策者意识、信息更新以及运行程序等角度对“时机标准”进行把握，构建快速、畅通的决策形成机制，完善公安辅助决策系统的整体搭建。     

政府信任媒介的信任建构逻辑及其获得机制建设——基于乡镇政府的考察

政府信任媒介主要包括日常话语、接触、民众参与和文化符号.它们分别通过代表正向效应的“街谈巷议”和代表负向效应的“流言蜚语”两种方式,旁观-过渡-决策三种类型、认知-情感-态度-评价四种政治文化,来建构和影响村民与乡镇政府之间的信任.为了使政府信任媒介能够对政府信任发挥正能量的作用,我们的制度系统应该建立三种信任获得机制:一是乡镇政府信任的压力机制；二是乡镇政府信任的动力机制,三是乡镇政府信任的评价机制.     

一事不再罚款原则释义

行政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事不再罚”原则，但其内涵尚未形成共识，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应当重复处罚，这就是“一事不再罚”原则。但《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是“一事不再罚款原则”即对同一违法行为构成法条竞合后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一事不再罚款”原则是“一事不再罚”理论与行政处罚现状有机结合在《行政处罚法》上的体现。     

机会结构与行动能力:奥运会对青年社会参与的影响

在社会学“结构-行动“的视角下,奥运会对青年群体的社会参与问题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使得青年参与社会的机会结构多元化,二是使得青年社会参与者的实际行动能力,如社会参与认知、表达、沟通、协商合作、决策等增强。在此基础上,要实现青年对社会事务的有效参与,NGO或民间组织作为一种组织化机制,能够为此提供一务可行途径。     

基于“破窗理论”对暴力袭警频发的社会心理学思考

“破窗理论”给了分析暴力袭警频发的新视角。袭警行为是一个习得的过程，其学习途径一是以前发生的袭警行为，二是大众媒体关于暴力行为的传播。暗示和负强化也会促使暴力袭警行为的频发。为此．根据“破窗理论”预防和惩处袭警犯罪的有效策略应是“袭警犯罪容忍”机制。在实行该机制时．也要处理好与“人性化执法”的关系。     

浅析紧急状态下的行政补偿机制

意外事件有时候会发生在一切社会中,特别是政治危机、技术和自然灾害危机等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如何应对紧急状态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我国目前对紧急状态下的行政补偿还存在机制不健全,法律规定不完善等问题。应尽快制定《紧急状态法》,以保护公民权益,紧急状态下的行政补偿机制也应制度化,标准化。     

地方政府回应式创新的逻辑、异化与规避策略

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展现出回应式创新，其遵循着政治博弈与社会嵌入双重逻辑，是以创新行为回应上级创新期望与人民群众诉求的过程。地方政府回应式创新很有可能出现异化问题，当政治博弈逻辑超越社会嵌入逻辑时地方政府就会陷入政府中心主义，以致于诱发“旧瓶装新酒”式创新、“拍脑门”式创新和“虎头蛇尾”式创新，这会造成资源浪费并有损政府公信力。规避地方政府回应式创新的异化，需要增强领导干部责任意识，端正地方政府工作作风；完善领导干部考核机制，对政府回应创新进行引导；强化社会嵌入，提升政府创新决策公开透明。     

学前期儿童社会认知偏见的调查

研究使用意外内容任务和4个情景故事任务调查了4岁和6岁儿童对社会认知偏见的理解，其中每个故事包括一名行为者和两名观察者，每个故事结束后询问儿童认为观察者会对行为者的模糊行为有什么样的解释。结果显示，6岁儿童能够理解认知偏见影响观察者对行为者的模糊行为的解释。理解社会认知偏见比理解错误信念困难。     

马克思正义观的实践内蕴与时代价值

马克思正义观的本质特点在于它的“实践性”。深入解读这一“实践性”特点的内蕴，必须理清两组关系：一是正义与社会生产实践的关系；二是社会生产实践中“人”的关系。对这两组关系的破解，是打开马克思“正义之门”的钥匙。从此扇门往前看，我们可以洞悉资本主义社会不正义的根源；而转过身往后看，则可以憧憬马克思为人类社会勾画的正义图景。     

我国县域农村公共服务变革的模式与路径——从“国家单方供给”到“社会协同治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从协同学的视角分析，农村公共服务系统中各要素的相互协调、合作与同步运动，将使我国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经历一个从“国家单方供给”到“社会协同治理”的嬗变过程。欲克服目前县域农村公共服务中“国家单方供给”的弊端，应建立以农民需求为导向，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为基础，多中心治理主体互动合作的协同治理机制。优化农村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行为，必须完善农村公共决策制度，重塑县域微观组织体制，建设广覆盖的公共财政，启动多中心运作机制，整合网络信息服务技术，创新多渠道的监督体系。     

警务对抗谋略的构成分析

警务对抗谋略,是指挥员在警务对抗行动决策中,指挥决策者利用对方决策活动中的决策缺陷,或者运用计巧手段来造成或扩大对方的这种决策缺陷,并在警方决策中加以利用,从而实现警务决策目标的一种特殊的、创造性的智能决策行为。其构成机理可以从对抗谋略的思维过程、心理规律、一般原则进行分析。     

论紧急状态法律体系之构建

紧急状态入宪之后,紧急状态法的立法研究工作随即启动。在紧急状态法的立法研究过程中,首先必须明确紧急状态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定位及其性质问题,这决定着紧急状态法的立法基调。本文探讨了紧急状态法与宪法和国际人权法之间的关系,考察了紧急状态法应当具有的内在价值及其自身的特点,主张紧急状态法应当在紧急状态法律体系中具有“准宪法”的地位,同时,紧急状态法的内容应当具有原则性的特点。     

构成要件的重新解读——以“类型”为考察视角

当下,在刑法学诸多思考方法中,类型思考方法日益被学者重视。类型具有价值导向性,类型思考不单是一种简单的逻辑推理,而是一种复杂的价值认知过程。将类型思维引入构成要件论领域,无疑会深化学界对构成要件的理解。首先,构成要件的价值性特征得到普遍承认;其次,实行行为透过类型思维统一了作为与不作为;最后,实行行为局限在具有类型性危险的范围之内。     

论领导干部行政决策中的法治思维

领导干部在行政决策中具备必要的法治思维,是行政决策的立足之基、动力之泉和力量之源。法治思维是一种强调守法崇法的思维,与人治思维、权力思维等思维方式相比,有诸多特点。领导干部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具备法治思维,是防范法律风险、提高基本的业务素质和落实依法行政的需要;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越来越好,是领导干部行政决策必须具备法治思维的强大推动力量;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绩,是领导干部行政决策必须具备法治思维的基础。法治中国建设必须培养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其路径包括:培养领导干部自觉尊崇法律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时刻思考依法办事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尊重权利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必备的法治精神。     

官员财产申报立法难的政治学分析

官员申报财产立法，是进行权力监督、预防腐败的重要途径，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深刻认识当前官员财产申报立法难的现象，对于维护社会转型期的总体稳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政府体制、政治文化传统、政治决策与政治发展规律对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阻碍作用，认识到官员申报不仅是法制建设问题，更是复杂的政治学问题，充分证明了中国民主政治有序渐进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     

论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背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表述变为社会治理,是中国社会治道之变。鉴于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根基,其中法治思维是社会治理基本思维模式,法治方式是现代社会的最优治理方式。所以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是社会治理范式的历史性飞跃,它是民主加法治的完美组合升级版,是社会治理的简单化智慧,可挈领提纲的制度性化解问题,其终极目的是善治的达致。需明了的是,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是立足于"法律主治"的治理模式,承载着民众对生活世界幸福的美好向往,但它绝不是公民幸福的全部。     

侦查学研究方法反思及其构建

一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侦查学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但其混淆了"侦查方法"和"侦查学研究方法",使侦查学难以实现根本上的独立性和创新性。侦查学研究方法论应包括的内容有:价值分析方法,即研究者根据自身所秉持的价值评判标准,从哲学思想、道德基础、基本理念等方面评价、分析法律制度及其学说;规范分析法,即通过对法律规范及其可能发挥的规范性功能进行比较和对照,确定法律实现规范人们行为的原理和过程,从而解决法律规范自身的一般机理问题;经验研究方法,即通过观察、交谈(语言交流)、感受、体验、内省等方式来获得对社会的感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来达到对社会的理性认识。     

期望效用理论是现实生活的决策基础吗?——基于前景理论的反思

现代主流经济学将不确定下的决策建立在期望效用理论之上,但大量的行为或选择悖论却对期望效用理论提出了挑战.事实上,人类行为并非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而是包含了对风险的规避;风险厌恶也并非是普遍定律,而是更为凸显损失厌恶;同一问题也并非有相同决策,而是受不同框架的影响;决策权重与概率也不同,存在非线性关系;心理买价和心理卖价也不同,存在明显的禀赋效应;人们的选择与其评价往往也不一致,会出现偏好逆转现象.基于这些悖论,卡尼曼等提出了前景理论,它比预期效用理论更贴近现实,也更有利于理解和解释现实行为.     

论行政决策法治化的程序进路

学者们主要从程序法治的角度切入,寻求行政决策法治化的解决方案。这样的研究进路有其深刻的理论、社会和历史背景。行政决策法治化的程序进路对理论研究、立法实践、公众舆论以及普通人的思维和行动都有很大影响。程序进路虽然能够有效地回应理论上的质疑,但对于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实践难题却未能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因为这些问题不是单纯靠引入先进的程序制度和理论所能解决的,我们需要的是能够表达自己真实生活感受的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