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社会组织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构建——基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的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不仅需要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也需要社会组织治理功能的有效发挥,而后者取决于合理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以共生理论为基础,构建"资源相互依赖性—组织自主性"分析框架。在该框架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划分为寄生、共栖、非对称性共生和对称性互惠共生四种类型,其中对称性互惠共生是社会系统中组织间关系的高级形态,是共生关系演化的最终发展趋势。政府与社会组织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表征为社会组织的高自主性和其与政府资源相互依赖性的增强。在构建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的过程中,应进一步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平衡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力、责任和利益关系。     

合作共治:社会治理的价值诉求及实现路径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提出,是我国对现实生活中诸多挑战和问题的积极回应。社会治理不仅提倡治理主体在形式上的多样性,更强调主体间的平等合作关系,"合作共治"是蕴藏在其中的价值诉求。构建良好的合作共治格局,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关键要从党委、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等各个治理主体着眼,注重对薄弱环节进行整治,理清各个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明确其权责划分,以实现对社会的"善治"。     

由冲突走向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合作行政模式构建

传统公共行政理念认为,政府是公共行政的唯一主体,在此范式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是一种“零和博弈”的竞争关系,二者在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治理理论认为非政府组织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治理语境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更多地进入理论界的视野。本文阐述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对我国传统公共行政理念的影响,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合作做了初步探讨,提出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合作行政”模式的设想,发掘我国建构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合作行政的路径选择。     

对立还是共生: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信任关系研究

在现实的合作情境中,传统的单维度视角无法解释合作双方之间复杂的信任关系。通过对《中国NGO口述史》的文献考察,可以将"信任"与"不信任"作为两个独立维度来考量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信任关系。通过分析发现,"信任"与"不信任"是政府与社会组织间信任关系的共生态,社会组织既接受政府权威,同时质疑政府的部分理念和作风;依赖政府,同时表达独立性的愿景;配合政府的工作,同时制约政府行动;与政府理性交流,同时保持审慎观望。而政府则给予社会组织一定的活动空间,但严格监控其行为;为社会组织提供不同形式的资助,但是条件苛刻甚至口实不一;依靠社会组织展开部分工作,但是态度傲慢甚至任人唯亲。双方的信任关系处于一种矛盾结构:政府对社会组织"低信任/高不信任"共存,而社会组织对政府兼具"高信任/高不信任"。要构建良性的信任关系,制度化是根本出路。     

主体间性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

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强政府、弱社会"的特征,社区行政负担重、社区参与不足,治理为"单向度"状态。城市社区治理是社区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主体间性视角要求主体间相互承认、沟通和尊重,多元主体差异并存。通过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关系、协商谈判和交易行为,最终形成一种自主自治、合作共赢的多中心良性互动的善治结构。     

社会治理共同体：语境、特征、溯源和展望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利益、责任、价值有机结合的"三重"统一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由"四元"主体即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共同参与治理的新范式,是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良性互动、同步实现的过程,是新时代加快形塑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关键步骤。准确把握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科学内涵、理论基础、基本特征、实践路径,有助于加快构建行之有效的以多元主体合作为关键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治安主体多元化趋向与建构向度探析

社会治理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化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因而建构一种新的开放性的多元治安主体模式,是有效回应社会治安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在这种"一主多元"的治安主体结构中,党委和政府是领导主体,公安机关是核心主体,保安服务公司与社会治安防范组织是重要主体,社会民众是基本主体。有效整合各方力量,建构好"一主多元"式的治安主体结构的向度,以凝练价值共识取向、构建协同型的责任主体与创建多维合作机制。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政府工具创新——以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调整为分析对象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调整一直是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三共治理格局对政社关系在"权、责、利"关系方面的调整提出了新的方向和要求。关于政社关系的研究大多隐匿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性研究中,在微观工具层面尚有缺失。我国政府管理社会组织使用的工具大体可分为主管型工具与指导型工具,政府工具运用的偏差是造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程度不足的重要因素。实现宏观价值目标必须对微观工具进行调整,坚持并完善主管型工具,强化指导型工具,协调并组合运用两种工具。     

社会资本视角下点播影院治安治理探析

点播影院规范化发展需要在健全的社会规范以及社会信任心理基础上,积极引导多元主体协作治理,因而符合社会资本经典定义。通过分析点播影院治安治理中社会资本流失原因,进而以社会资本传统分析框架为指引,构建健全社会规范指引下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并发展主体间信任与合作关系,以期统筹、整合、调动可能的资源,全方位、多手段保障点播影院规范化发展,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新形势下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提高现代国家的治理能力,由过去的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社会组织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国家社会治理中,肩负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比较传统的政府占主体地位的一元社会治理和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中的不同强调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优势,详细论述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弥补政府管理不足,是连接政府和公民之间的纽带和社会组织让社会治理更加科学化、专业化,社会组织的发展推动文化繁荣,共建和谐民间外交四个方面来论述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社区治理现代化中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策略研究——以上海市C社区为例

社区治理是社区内相关主体间合作和互动的过程或机制,通过建立共同协商和广泛参与机制,促进政府与社区、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中强调合作治理具有现实的基础,但是,作为社区合作治理重要主体的社会组织存在着行动意识缺失、行动能力不足、管理规范缺乏等问题。上海市C社区的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合作治理中探索了四大策略,对于社会组织合作伙伴的角色定位、社会组织作用空间的有效拓展、社会组织规范运作的制度健全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有助于提高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多中心治理逻辑与出生性别比治理策略创新

在国际上,我国是出生性别比高于国际公认合理区间水平,并且是失衡严重、持续时间最长和波及人口最多的国家。传统的政府作为出生性别比治理的单一主体的治理策略,始终不能解决出生性别比治理领域的突出问题。对此引入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的是一种直接对立于单中心权威秩序的思维,它通过建构包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自治行动在内的综合治理主体,鼓励各主体遵循共同的行为准则,通过相互博弈、共同参与合作的互动关系,对公共事务进行有效治理。出生性别比的多中心治理策略优势的发挥与其制度构建和实现路径紧密相关。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社互动研究:取向、经验与反思——基于2007—2018年CSSCI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

基于对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互动的既有研究发现:政社互动是在国家行政权力上收与基层自治不足的情况下,加强国家与社会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其经验推进是在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嵌入以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而形成的两种合作治理形式。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政社关系下,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社会组织逐渐依附于行政体系,加上承接服务的主体缺失与回应不足,使政社互动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应从集权管控走向吸纳治理,从单向嵌入走向双向互嵌,从政府排斥走向社会自觉,进而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政党与社会双向赋权:研究社区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经历了"单位制"—"街居制"—"社区制"的变迁,各个地方在党委、政府、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不少颇具特色的探索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家、政党、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变化。但是,由于探索时间较短,如何科学合理地处理政党与社会两者之间的关系仍是社会建设的一个难题,更是社区建设的难点与热点。"赋权"理论以其主体间性的特点,为研究新时期社会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有益视角。其内在逻辑是构建一种党委、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民众协调互动的耦合机制,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俄罗斯法治发展的“民间治理”动力机制研究

"全球社团革命"的广泛兴起和非政府组织的爆发式增长使原有的政府中心主义被多元权力主体的合作治理所取代,非政府组织成为推动法治发展的"民间治理"动力的源泉。俄罗斯独特的国情、由全能型国家向国家社会二元分离的转型阶段以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注定俄罗斯的法治发展与"民间治理"进程必然异于西方的传统路径。俄罗斯与中国同属于转型国家,所以,"俄罗斯法治之路"对中国转型期的法治建设与秩序生成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意义。     

社会治理视野中的社会组织统战现状及其对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我国由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向社会治理体系转型,明确了新时期的社会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方向。社会治理将会使得传统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双轨"型社会组织发生变革,这为社会组织统战工作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通过在社会治理背景下对社会组织统战现状进行分析,探索社会组织统战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论虚拟社会治理绩效的三维结构

虚拟社会虽是现实社会的延伸与映射,但虚拟社会有其特殊性。有效治理虚拟社会,需要准确理解虚拟社会治理绩效的内涵与结构。虚拟社会治理绩效可界定为政府与虚拟社会治理的其他主体对虚拟社会事务进行协作治理的过程中,在维护虚拟社会秩序、提供虚拟社会服务、解决虚拟社会问题、增进虚拟社会主体利益等方所取得的成效。虚拟社会治理绩效具有三维结构,其中,价值结构为秩序和公平,内容结构为合作共治、公共安全、危机应对、公共服务、网民权益和全面发展,驱动结构为需求、工具、权力和制度。此外,虚拟社会治理还需要三个方面的制度安排来保障这种多主体权力结构的有效运行:其一是自律机制;其二是他律机制;其三是互律机制。     

论社会建设与社会体制改革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社会公共事务是由政府外的社会组织治理的。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有国家无社会的模式。改革开放后,社会组织虽然有所恢复和发展,但远未实现政社分开。随着多元利益群体产生,社会结构也已经多元化,强国家——极弱社会的结构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要求,迫切要求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型和新建。政府与多元权力中心对社会进行合作共治,是一种适应现实要求的新模式。形成政府掌握公共权力、市场掌握配置资源的权力,社会掌握自治权力的三元结构,才能形成和谐社会的新格局。     

激励相容与共同创业:养老服务中政府与社会企业合作供给模式研究

政府与社会企业合作提供养老服务是破解我国养老难题的新路径。依据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理论构建一个职能分离、风险分担和关系结构三维度分析框架,对养老服务中政府与社会企业合作供给的案例比较分析,发现社会企业镶嵌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是一个具有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等多重目标复合交错的组织。社会企业在养老服务领域的成长是政府与企业共同创业的结果。政府与社会企业合作供给养老服务是资源互补基础上的共同创业过程,受创业外部环境差异、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的影响,二者形成了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勉力协同型和需求导向催生的互惠共生型合作模式。两种模式都遇到了身份合法性危机、发展机会不平等、自主性发展受限等困境。     

治安主体要双抓——论强化非政府主体的必要性

传统观念认为,政府警察机构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主体。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私人保安、社会自治组织等社会治安组织也参与社会治安管理工作,与警察机构合作、互动,共同维护社会秩序。我国的治安主体已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因此在研究治安主体时,应解决"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在加强政府主体的同时,还要强化非政府主体,两者双管齐下,共同维护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