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制”与“分体制”：行政犯罪案件侦查体制完善之路径选择

公安、海关等行政执法机关集查处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职能于一身的“一体制”,有利于提高打击犯罪的效率,形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内部的衔接与案件移送机制,并且由承担行政犯罪侦查职能的行政执法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形成实质性的配合制约与监督关系。建议借鉴海关缉私部门的模式在相关领域试行“一体制”侦查模式。     

“一体制”与“分体制”：行政犯罪案件侦查体制完善之路径选择

公安、海关等行政执法机关集查处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职能于一身的“一体制”，有利于提高打击犯罪的效率，形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内部的衔接与案件移送机制，并且由承担行政犯罪侦查职能的行政执法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形成实质性的配合制约与监督关系，建议借鉴海关缉私部门的模式在相关领域试行“一体制”侦查模式。     

行政强制执行的权限划分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实质在于行政强制执行权限在法院与行政机关之间如何划分。本文认为 :除依照法律规定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案件外 ,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 ,法院只负责按一定标准审查、裁定是否予以强制执行 ,具体执行则由申请的行政机关负责     

被驳回诉讼请求后行政非诉执行的时效问题

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后,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其行政决定的时效为多久,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理解存在争议。现有法律出现多个时效结论时,应作不利于行政机关而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解释。驳回型行政裁判没有可供执行的内容,行政相对人的起诉被驳回后,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依据是行政决定而非行政裁判文书。从制度设计的初衷来看,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决定,虽然置入了行政相对人不服提起诉讼后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这一司法过程,但其本质上仍属于行政非诉执行,时效应当确定为三个月。如果适用二年的执行时效,则违反了"申辩不应对行政相对人产生不利变更"的原则。     

《行政强制法》实施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适用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6条确立了我国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的司法强制执行模式。《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7条对这一模式做了具体规定。然而新颁布的《行政强制法》第53条规定了以行政强制执行为原则,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为例外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有必要详述这些法条间的冲突,将两种模式进行对比,阐述现阶段我国行政强制执行适用的模式,并且提出修改建议。     

浅析房地产纠纷案件中的民行交叉问题

房产纠纷案件也逐年上升.由房屋登记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也成为行政审判的重要案件类型.在其中民事与行政相互交叉的案件占了非常大的比重.由于立法欠缺、司法机制缺陷、理论建构缺失、法律解释与自由裁量技能不足,导致各地各级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房产纠纷行政和民事交叉案件的审判程序、适用法律和裁判结果上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很多案件虽经循环往复的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却无法最终解决房产纠纷.     

工商机关如何面对“民”告“官”

<正> 《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后,代表国家管理社会,行使国家权力的行政机关也可能会走上法庭的被告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也不例外。面对“民”告“官”制度的实施,工商行政机关应注意些什么问题呢?下面提出两点个人浅见,以便抛砖引玉。一、争取不当被告行政机关当被告不一定会败诉,但是,如果某行政机关经常当被告的话,至少对该机关有两点不利,一是有损于该机关行政执法的威信;二是分散了行政机关的管理力量,增加了工作负荷。所以,作为行政机关要争取不当被告。工商行政管理机     

司法执行模式的价值再探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制度是以司法执行为原则 ,以行政执行为例外。之所以这样构建执行制度 ,是因为采用司法执行模式可以加强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 ,防止行政权的滥用 ,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而目前我国司法执行模式特有的“申请”方式比西方国家司法执行模式的“诉讼”方式具有更高的效率。但由于我国缺乏规范该项制度的具体法律 ,导致该项制度在实践运作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尤其在司法执行模式的审查范围和执行主体方面 ,存在的问题最多。这些问题的直接结果 ,是使司法执行模式的价值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本文基于此提出了几点个人意见。     

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合法性审查的二维解构

作为一项非典型的司法审查活动，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合法性审查与普通行政诉讼案件迥异。当前司法实践中开展的审查活动忽视了这种差别，引发了与行政过程、普通行政诉讼等外部制度的兼容性难题，且不利于行政效能的切实发挥，应当进行重构。新的合法性审查在两个维度内展开：首先以行政机关提交的申请材料为审查对象；其次根据个案情况适用不同的审查强度。通过审查对象的理性限定和审查强度的灵活变换，新的合法性审查可以有效化解内部双重价值目标之间的张力，并实现与外部制度的平稳衔接。     

《行政强制法》（草案）执行模式之质疑——兼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重构之必要

司法主导型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在目前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国情下,既不符合公正逻辑,也不符合强力诉求的最佳选择,更不能体现"无执行"的崇高境界追求,可能会造成司法和行政的两败俱伤,当改之。在价值定位方面,行政决定程序的价值在于公正与效率的并重,行政执行的价值当在于效率,司法审查的价值当在于公正。而不是不加区分的一概谈公正。我国在可预测的将来实行以下模式更为符合国情,以求"无执行"之效果:行政机关强制执行 行政、刑事处罚模式。     

规则之失下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审理的反思与突破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审理与执行,是法院审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主要依据。但上述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伴随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布施行,涉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将大量涌入法院,使法院在审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时面临诸多新情况、新问题。规则之失下如何受理、审理和执行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是当前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审理的反思与突破

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是法院审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主要依据,但上述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伴随国务院《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布施行,涉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将大量涌入法院,使法院在审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面临诸多新问题。规则之失下,应积极探索司法裁判、行政执行的裁执分离模式,细化合法性及合理性审查标准,妥善处理违法建筑强拆案件,积极应对新规挑战。     

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实施现状与思考

《行政诉讼法》实施中的问题主要是 :行政诉讼受案量少 ,司法执行案量大而难 ,行政诉讼撤诉率过高。法律本身的主要问题是 :诉讼主体不明确 ,受案范围过窄 ,诉讼管辖不合理 ,判决种类不齐全。必须对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及相关因素进行改革和完善。     

行政确认与司法确认

审判过程遇到需要对非诉讼标的的行政确认争议事项进行认定的 ,按照行政确认属于明显重大违法的标准由该案法庭直接对争议事项作出认定 ,否则按照“先行政 ,后民事”的标准行事。     

我国行政诉讼管辖制度之改造

我国现行司法制度的一些弊端制约着行政案件的审判,尤其制约着行政诉讼的管辖。要解决行政诉讼管辖问题就必须从改革司法体制入手,建立异地审判制度和设立巡回法院。也可以设立行政法院,以便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促进和推动司法体制的改革。     

“正当程序”作为行政程序司法审查标准的立法建议

《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将导致撤销或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对行政程序的要求改变了"重实体、轻程序"的执法模式。把"法定程序"作为司法审查标准有很大局限性,本文建议将司法审查标准提升为"正当程序"标准。     

行政合同诉讼若干问题研究

行政合同在我国已被广泛运用,但行政合同的诉讼问题却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行政合同案件应该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中。对行政合同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应该考虑行政合同的行政性和契约性。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立法模式之选择

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实践来看，现行体制还存在大量问题，通过对各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对比、分析，寻求既符合行政法理念又适合我国国情的新模式，提供了保障新模式运行的相关配套措施和制度。     

行政审判体制重构与司法体制改革

我国行政审判体制不仅缺乏独立性,也未顾及行政诉讼的专业性要求;建立行政法院, 改革行政审判体制既可弥补行政诉讼专业性的不足,也有利于提升行政审判机关的独立地位;这同时构 成推动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司法机关整体实现独立的必要策略选择。     

论如何构建我国行政诉讼和解制度

《行政诉讼法》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实践中的高撤诉率却从另一种意义上规避了这一法律规定。要更好地解决这种矛盾冲突,就需要在法律上设计一种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去弥补无依据的实践。从传统法律文化成因、传统理论的质疑、调解与和解的比较等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解决行政诉讼和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从而构建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