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南海地区海洋行政管理体制的对策

海洋行政管理体制的发展和完善是维护海洋权益的一个重要方面,落实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海洋权益需要构建系统、科学的海洋行政管理体制。中国自秦汉就已经开始了针对南海地区的行政管辖,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从单一、分散的管理机构逐步向系统和全面的管理体制发展。目前中国南海海洋行政管理体制形成了中央、海区分局和地方政府三个层面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在管理主体、管理职权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以及应对南海地区的特殊性对海洋行政管理体制提出的要求,需要形成一个权威性的决策主体,促进南海地区各个海洋行政机构之间的职能区分与协调,同时要充分利用三沙市的地理优势,尽快将三沙市建设成为南海海洋行政管理体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主体。     

中国公共冲突管理体制的发展趋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使中国的社会结构从过去等级单向制约的行政化结构逐渐转向平权相互制约的社会化结构。它一方面导致公共冲突由行政化的冲突形态为主转向社会化的冲突形态为主,另一方面也使原先行政主导的冲突管理体制的管理效能趋于弱化甚至产生负面效应。为了提高公共冲突管理效能,以行政主导的公共冲突管理体制必须逐渐向社会主导的公共冲突管理体制扩展。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分析

根据现代系统理论,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可以看作是一个系统;行政管理体制和村民自治都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这个大系统。用系统理论对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村民自治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可以为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以及实现二者的互动提供理论支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已成为制约我国村民自治开展的体制瓶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难以解决村民自治中的行政干预问题,村民自治的进展取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     

海洋强国背景下海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与重构

在党的十八大提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建设海洋强国的背景下,国务院根据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议案,决定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本文是对此改革的回应,同时对当前海洋行政管理体制能否匹配海洋强国战略以及可能的改革进行了思考:第一,海洋局的设立与其他部委的设立相比存在非惯例性问题;第二,目前的海洋局仍然无力承担越来越复杂的海洋管理和维权重任;第三,大部制改革中海洋扩权与其他部委权力冲突问题难以解决。笔者在此基础上重构了海洋行政管理体制,沿着决策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思路,形成"分散管理、统一执法,决策部门、执行部门和信息部门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的海洋行政管理体制。"     

浅谈我国行政区划改革中的“地改市”问题

"地改市",即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着重在行政系统的结构方面,主要通过地区行署改为地级市来实现行政系统的制度和职能更新的过程.我国现行行政区划存在诸多问题.作者认为行政区划改革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央指向地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地方指向中央的地方分权要求(尤以中央和地方的权责划分为主).综合并设想了我国行政区划的全盘方案及改革的指向,以实现有利于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的行政区划环境的大目标.     

我国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反思与展望

1998年迄今,是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而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是其重要的一个子系统。本文重点研究这一阶段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发生的变化,分析了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内涵及其自1998年以来的变化,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解剖了变化的原因,最后探讨了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的时机与路径。     

从行政三分制看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

一、行政三分制的主要内容 行政三分制是行政系统内部三种职能的相对分离,在事务分析和职能分析的基础上,整个政府按照大行业、大系统分成决策、行政和监督三个“职能块”,目的是在三者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 行政三分制的特点,一是决策体系事实上是一个     

瑞典警察行政和教育培训体系

瑞典实行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相结合的警察管理体制,警察机关对司法部负责,国家警察委员会是警察系统的中央行政管理机构。瑞典十分重视警察职业教育训练,瑞典警察教育和培训工作主要由瑞典国家警察学院、于默奥大学和韦克舍大学承担。     

浅析深圳“大部制”改革的作用及改革中需注意的问题

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随着中央将“大部制”改革确定为我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途径，国内一些城市也对“大部制”改革进行了积极地探索与实践。深圳在遵循中央关于“大部制”改革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于2009年明确提出对政府机构实行“大部制”改革。深圳此次“大部制”改革最大的亮点在于提出了要按照行政决策权、行政执行权、行政监督权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的要求对行政机构进行重新整合的“大部制”改革方案。深圳此次改革，因其范围广、力度大，而受到广泛的关注。本文在对深圳“大部制”改革的背景、动因、改革的亮点与作用等方面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就此次改革在实施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思考，以期对此次行政体制改革能有所深入的理解。     

建立和完善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体制

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 ,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 ,关系到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 ,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 ,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改进管理方式 ,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要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 ,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     

论大部制改革中互动协调机制的构建

现行行政运行体制中存在的行政决策、执行、监督职能不分,进而导致组织结构和行政权力分化不足,这与大部制改革要求存在较大差距。要建立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协调又适度分离的行政运行机制,必须建立纵向上的行政权力运行衔接与互动机制,在横向上建立行政权力适度分离机制、协调机制和信息沟通平台,才能保障行政运行顺畅,实现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监督有效。     

行政强制执行主体之中国式论辩——以《行政强制法》(草案)之规定为切入

行政强制执行以实现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保障行政决定的履行为目的,是实现行政权力的保障制度,对于保证行政决定义务内容和行政目标的实现,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分析了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现状和弊端,提出行政强制执行权应由行政机关统一来行使;设定科学合理的执行程序,再加上司法机关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司法监督,以此来提高行政效率,减轻法院负担,保障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有序实现。     

中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研究

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面临诸多问题,法学研究亟须回答。即时强制、强制措施、强制执行三个概念涉及强制和执行因素,其中即时强制、强制措施的执行是与决定同时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只是行政行为的一个环节,而非独立行政行为。国外没有一个国家是单纯法院强制执行或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我国行政权力中能够相对集中行使的权力不是目前正在进行的行政处罚权的集中行使,而是行政强制执行权。我国应当在中央和地方行政系统内设立执行机构,执行遇到抵抗的行政决定的同时执行法院的有金钱给付义务的裁判,当行政执行需要限制人身自由时则必须由法院裁决后方可执行。     

论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和谐共动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利来合理地制约权力.但在我国当前的现实生活中,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民与官的关系被倒置和互相对立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依法治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大忌.所以说,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实行法治,不仅要看公民之间是否依法解决彼此间的冲突与纠纷,更重要的是看国家与公民是否依循宪法和法律来解决相互间的博弈.因此,行政权力如何在公民权利合理制约下恰当行使,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如何相辅相成、和谐互动,就成为当前我国理论与实践急需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论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衔接

当前,随着中央及地方行政、司法机关单独和联合下发的一系列行政规章、准司法规范的相继出台与执行,我国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的工作制度正逐步建立,并形成合力。但由于多方原因,实践中仍存在以罚代刑现象普遍、行政犯罪规定粗疏、移送缺乏明确的法律程序、证据缺乏对接的有效规则、移送案件的监督缺位、执法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为此,立法机关要从根本上明确案件移送规制,加强监督;行政机关要进一步改革执法体系,建立考评制度;检察机关要完善并创新监督制度,切实发挥监督作用;并全面切实提高执法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执法业务素质。     

论政府决策的责任追究

当前 ,政府决策尚未建立起有效的责任追究制。政府决策责任追究的前提是对责任的认定 ,责任认定的根本标准是政策决策是否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而责任追究的有效途径是将政府决策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司法监督制约范围之内。     

行政许可评价制度问题探析——从《行政许可法》第二十条出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十条规定了行政许可评价制度.自该制度建立近十年来,我国中央和地方在立法层面和实践层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着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法律与规章详略不一,评价主体、评价内容、评价程序不够全面,、信息沟通不对称等问题,因此需要有关部门注重提高行政机关的行政意识、完善已有的行政许可评价制度规范、设立专门的行政许可评价执行机构以及落实信息公开制度.     

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价值及途径

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由行政立法的特性所决定,是民主决策和权力制衡的需要,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更好地保护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通过行政立法听证的途径强化公众的参与,具体实施中应强调听证的公开性、广泛性以及听证结果法律效力的清晰性。     

浅析我国劳动合同制度的两个问题

基于劳动法律关系主体现实的不平等性,劳动法越来越多地表现出"私法公法化"的趋势.我国<劳动法>不仅要符合私法原理,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带有行政法的色彩,呼唤更多的公权力的介入.我国劳动合同制度中,关于劳动合同关系建立的规定并不能保证劳动合同的要式主义,对于劳动合同解除的规定也略显宽泛,所以应在完善劳动立法的基础上,加强行政执法,以保障劳动关系的稳定性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行政规章越权研究

行政规章越权是我国行政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主要表现为制定机关超越了程序权限和实体权限,前者往往通过行政法中的程序制度而得以控制。而实体上的越权表现形式非常复杂,有超越公权、超越行政权、超越本土权、超越职能权、超越层级权等,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对其进行控制,应在行政法制度中确立抽象行政行为越权无效原则、建立私权对抗公权的法律机构、对规章进行实质要件的备案审查、将行政规章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