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商榷——刑法第93条规定在农村基层适用的问题与建议

我国刑法第93条"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规定以及立法机关的相关解释,在农村基层的刑法适用中暴露出诸多问题。这可以通过司法实践的具体案例得到进一步验证。有鉴于此,立法应借鉴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界定,明确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范畴,删除刑法"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规定。     

试论刑法关于受委派与受委托从事公务的区别

我国《刑法》对“受委派”从事公务和“受委托”从事公务作了详尽、明确的规定，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真正领会、理解刑法对这两种情况的规定，掌握、明确他们之间的不同特征，对运用《刑法》惩治日益严重的职务犯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受委派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我国《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如何理…     

论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

新刑法第９３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界定

依照我国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贪污罪、受贿罪、泄露国家秘密罪等职务犯罪的主体，但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到底该如何界定，学界争议较大。“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包括有关党派和政协机关在编人员、在国家机关和其他国有单位从事公务人员、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疑难问题的司法认定

村党支部人员、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的下设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立法解释》所规定7种行政管理工作的，应当属于刑法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标准应以其是否从事公务为标准，行为人无论具有什么身份，只要其依法从事公务，就应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立法解释》规定的7种国家事务，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挪用公共财产的，应当认定为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从事《立法解释》规定的7种国家事务之外的事务包括村自治事务活动和经营管理活动，利用职务之使侵吞、挪用本单位的集体收益资金的，应当认定为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对同一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不同管理事务的行为定性时，应当遵循刑法的谦抑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村民委员会等农村基层组织不应作为渎职罪的犯罪主体。     

新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

新《刑法》第９３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     

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再认识

一、“国家工作人员”的演变过程1979年《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回家各级权力机关、各级厨政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军队、国营企业、国家事业机由中工作的人员，以及其他各种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又将“集体经济组织人员”列入贪污贿赂罪主体中，从而扩大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1989年“两高”《关于执行（关于惩…     

对"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若干问题的认识

如何理解"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是我国刑法的一大难点.本文对此谈了看法,对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工作人员、各民主党派中的专职工作人员是否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等几个具体问题予以了分析.     

论“受委托”型贪污罪主体

关于贪污罪的构成特征尤其是贪污罪主体的范围一直是我国刑法理论界及司法上争论的热点,我国现行<刑法>第382条第2款规定的"委托"应只包括对国有资产的"承包"与"租赁"两种形式,不包括"聘用"形式;刑法意义上的"委托"既不同于民事委托,也不同于行政委托;该款中的"管理"、"经营"符合从事"公务"的两个判断标准,因此其具有从事公务的法律性质;对国有资产的承包、租赁可按承包与租赁者人数划分为四种类型,"受委托"人员的范围在不同类型中,其确定的原则也不尽相同;"受委托"人员不属于我国<刑法>第93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     

贪污罪主体特征的探讨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盗窃、骗取或以其它方法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本罪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在立法中有如下四处解释涉及此问题:(一)刑法第83条指出:“本法所说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它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二)刑法第115条第三款规定贪污罪的主体可以是“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1条第2款规定:“国     

“活法”与“行动中的法”——兼论民间法研究的两条路径

埃利希提出的活法概念,和庞德所提出的行动中的法,虽然是法社会学中两个相似的概念,难以区分开来,但实际上二者之间存在着某些重要的差异。通过对这二者进行比较分析,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对于这两个概念得到更加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发现二者之间不同的研究路径。在我国民间法的研究领域中,仍然有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还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模糊状态,通过对于这两条不同研究路径的梳理,可以使我们对民间法基本范畴的研究更加清晰和自觉。     

论“死法”

立法者基于政治精英的功利观念,凭借对话语权和立法权的垄断,意图将精英群体的理性和逻辑转化为社会规范.但是,由于国家理性本身的非完美性,以及国家因身兼立法、管理两职的角色冲突,加之人类本性的非理性、非逻辑因素,立法者的理想化设计往往遭到现实无情的否定,诸多逻辑化的法律成为空具形式的"死法".死法"最严重的恶果并非在于不被遵守,而在于不被信仰.法律丧失了应有的指引、评价功能,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人们不再以法律为标准进行逻辑思考来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而是诉诸与国家博弈的实践经验."死法"个别化的复活又助长了权力寻租的产生.     

我国现行参与分配制度初探

参与分配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民事执行程度在立法上的进步。我国的参与分配制度贯彻平等原则,但存在主体范围过窄、时间规定不够科学、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未规定法院公告告知义务等缺陷,亟待完善。     

论公法作为“保护他人的法律”

公法管制之违反如何引起民法上之侵权责任?"保护他人的法律"最具探讨价值。虽然我国《侵权责任法》及《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并未规定此种侵权类型,但"保护他人的法律"仍有助于确定侵权法保护客体、控制公法的私法介入,并为已有司法实践提供理论储备和本土化路径。公私法相互支援背景下的"保护他人的法律"工具化,为公法作为"保护他人的法律"介入侵权责任认定提供了思路,即公法作为确定侵权法保护的"利益"之依据和过错认定之依据。     

论法治之法

法治的实现以法制为前提,而良法又是法治的题中之义,也是法治的有力保障.本文试图从立法原理、立法宗旨、立法程序以及法律的价值取向等方面来分析何为良法,以求探讨在法治建设中如何使立法真正走上良性的发展轨道.     

从“依法求治”到“以治成法”——对法律执行力的思考

我国法治建设一直追求“依法求治”，注重实现法的秩序价值，而法治的真正内涵应该是“以治成法”，克服“依法求治”的工具性特点，注重法的多重价值的实现。从“依法求治”到“以治成法”的关键在于增强法律的执行力，这是目前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也是克服“依法求治”弊端的有效途径。     

晚清“公法时代”国际法学教育述论

晚清“公法时代”的国际法学教育主要包括京师同文馆的国际法学教育和国际法留学教育两个方面。无论是在京师同文馆进行的国际法学教育，还是到国外接受国际法教育的留学生们，都没有为中国国际法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人才基础，没有产生一个独立的自愿推动国际法学在中国发展的学术群体。     

刑法中的“暴力”论析

刑法中的暴力是特定犯罪客观构成要件的组成部分,有其时空条件;暴力对象可以是人,也包括物在内;暴力是种有形的、能引致物理性结果的强制力;成为刑法中的暴力还须有其程度即上、下限要求.     

从"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次明确规定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要求为"法律真实",从而实现了从"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的演进.但是,"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绝不是对"客观真实"全然否定,"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客观真实"是民事诉讼证明活动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法律真实"是实现"客观真实",从而实现法律的程序正义乃至实体正义的手段.而要通过以"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去实现"客观真实",则要求证据采信制度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即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和现代自由心证原则.     

“直接适用的法”与合同准据法的确定

“直接适用的法”是指无须援引法院地冲突规则而必须直接适用于某种涉外民商事关系的强制性法律规范。它在涉外合同准据法的确定中的地位有不同观点 ,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并分析了“直接适用的法”与具体的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原则的关系 ,认为“直接适用的法”在适用于涉外合同关系时只应作为对一般冲突规范的限制 ,而不是确定合同准据法的首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