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刑事制裁的方式与选择——以刑罚轻缓化为分析视角

考察我国环境犯罪的刑罚体系,可以发现适用最普遍的当属有期徒刑和罚金刑。判处环境犯罪被告人有期徒刑存在重刑化倾向,判处其罚金刑也因为刑法没有规定具体的数额、比例或倍数,加之在司法适用中判处数额较低,从而难以对环境犯罪被告人起到威慑效果。在对环境犯罪刑事处罚趋于轻缓化论证后,应当秉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刑罚轻缓化理念,完善现有的刑罚措施,包括限制自由刑的适应范围、明确罚金刑的具体适用方式等,并增设新的资格刑和非刑罚处罚措施,从而科学地选择环境犯罪刑事制裁方式,理性建构环境犯罪刑罚新体系。     

浅析环境犯罪的行为模式及对策

我国现阶段环境犯罪的表现形式大致有污染型环境犯罪、破坏型环境犯罪、走私型环境犯罪、渎职型环境犯罪。遏制环境犯罪应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扩大财产刑在环境犯罪中的适用,扩展环境犯罪资格刑的内涵,增设罪名以扩大环境资源的刑法保护范围,重视适用非刑罚措施,特别是“责令恢复环境”这一非刑罚措施的适用,加大执法力度,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执法腐败。     

非刑罚处罚司法适用情况调查与法理研究

非刑罚处罚措施在实践中极少被适用。由于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并不丰富，“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等条件设置缺乏量化内容，导致非刑罚处罚的标准非常模糊。检察机关是非刑罚处罚刑事适用的当然主体。非刑罚处罚适用条件包括犯罪情节轻微性、刑罚处罚豁免性、非刑罚处罚必要性等三方面内容。非刑罚处罚适用范围应按照合法性原则界定，只有刑法规定应当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情形，才能予以适用。     

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问题思考——兼论毒品犯罪限制适用死刑

我国刑事立法中对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经历了一个从严趋缓再转严的发展过程。毒品犯罪是当今世界仅次于恐怖活动犯罪的最严重的国际犯罪,国际刑法对之也作了专门规定。我国现行《刑法》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的规定,固然有历史与刑事政策的原因,但从预防犯罪和国际刑罚的发展趋势看,应当通过扩大财产刑和自由刑等措施限制适用死刑。     

环境犯罪适用非刑罚措施探析

环境犯罪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情节严重且触犯刑律的行为。环境犯罪具有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较小等特点，为非刑罚措施在环境犯罪中的适用创造了条件。在环境犯罪中适用非刑罚措施，使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人用自己的劳动恢复被破坏的环境，从而达到提高环保意识的目的。     

环境犯罪检察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应对

当前环境犯罪的检察监督主要存在环境犯罪司法解释的指导观念滞后和没有推动建立环境犯罪刑罚新目的观等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推动建立科学的环境立场,协调生态中心主义与生态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促进建立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观。     

环境犯罪立法理念的理性审视

环境伦理学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我国刑法有关环境犯罪的规定是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体现,环境犯罪应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立法理念,增设危险犯,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将非刑罚措施与刑罚措施并用。     

犯罪成本与职务犯罪预防

职务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一般会考虑犯罪成本,犯罪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刑罚成本。对于职务犯罪人来说,主要考虑的成本是刑罚成本,刑罚成本的影响因素包括刑罚的确定性程度和刑罚的严厉性程度。目前我国职务犯罪的法定刑严厉程度较高,但实际适用的刑罚严厉性程度并不高,刑罚确定性程度也不高,因此,要有效预防犯罪,应当通过提高实践中的刑罚严厉性程度和刑罚确定性程度来提高职务犯罪的成本。     

集资诈骗罪的死刑研究

集资诈骗犯罪是金融诈骗犯罪中唯一保留死刑的一个罪名,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对集资诈骗罪是否应当适用死刑仍存在很大争议。从刑法的价值、我国的现实和世界刑罚发展的趋势来看,对集资诈骗罪适用死刑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和刑罚轻缓化的潮流,我国应当取消该罪的死刑,并对集资诈骗的刑罚配置进行完善,以便更好地发挥打击犯罪的作用。     

环境刑罚辅助措施研究

环境刑罚是行为人承担环境犯罪刑事责任最主要的方式,然而,仅靠环境刑罚显然不能很好地达到制裁环境犯罪、救济环境权益的目的.因此,在判处环境犯罪人刑罚的同时适当考虑刑罚辅助措施,对于环境恢复和权益保障能够起到很好的调剂作用.环境刑罚辅助措施又称环境犯罪补充性处罚方法,是指对环境犯罪人所采取的刑罚之外的旨在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环境,救济被犯罪行为减损的自然资源的非刑罚处置措施,包括教育性处罚措施、民事性处罚措施和行政性处罚措施三类.     

刑法没收财产刑的完善

没收财产是刑法中的附加刑,也是最重的附加刑之一,它不同于罚金,在刑法分则中适用的条款很多。2013年实施的修订后刑事诉讼法中也增加了判决前对特定犯罪的没收财产程序,文章认为应缩小没收财产的范围,对单位应实行没收财产。     

论废除监视居住的理由

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犯罪现象本身呈现出与常态社会的极大不同，以保障人权和追诉犯罪为目的的刑事强制措施也得因之变化。监视居住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种强制措施，但现如今，其制度生存的社会根基被剥离，适用条件违反了比例原则，适用空间极其微小，以及无法破除的执行困境等废除理由的凸显和强化，它必将日渐式微并最终被废除。     

对绑架罪法定刑立法规定之思考

绑架罪是我国1997年刑法增设的一项新罪,但其刑罚过严,量刑情节过于简单,且死刑适用情节不加区分,死刑适用绝对确定。因此,有必要从立法上完善对本罪法定刑的设置,增设必要的量刑情节,并以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取代绝对确定的死刑规定。     

试论走私犯罪的立法疏漏及其完善

1997年<刑法>对走私犯罪的组织结构、体系安排、罪名设置、罪刑配置等都作了较大的调整,值得充分肯定.但走私犯罪体例安排仍欠协调、走私犯罪构成要件设计有偏差,如犯罪构成要件设计偏重犯罪目的、走私犯罪的模糊用语表述导致其立法权旁落,以及处理走私货物、物品与运输工具于<刑法>无据等问题的存在也是不容忽视的.针对上述问题,应当通过调整走私犯罪立法体例、增加走私特定违禁品罪、增加特定犯罪目的为选择构成要件等加以解决.     

侵犯商业秘密罪若干问题探析

自1997年刑法颁布以来,对商业秘密基本上形成了以民法保护为主、刑法保护为辅的法律保护格局,但是理论上和实践中均有一些争议和问题。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观罪过不应当包括过失,“重大损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刑罚设置应当增加资格刑,罚金刑应优先,要明确罚金数额。     

受贿型渎职犯罪罪数问题研究

当前受贿型渎职犯罪高发频发，对其并罚还是单罚，理论界分歧较大，司法实务部门也颇感困惑，严重制约了该类犯罪的查处。如何处理受贿型渎职犯罪，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司法难点问题，如罪数判断的原则与标准；“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犯罪构成的定位；“收受他人财物”在渎职罪犯罪构成中的定位等。依据罪则刑相适应原则和犯罪构成理论，受贿型渎职犯罪应当认定为数罪并罚。     

索债型非法拘禁罪若干问题探析

刑法将为索取债务而非法拘禁他人的行为定为非法拘禁罪,理论上称之为索债型非法拘禁罪。但刑法在此罪构成方面,对某些内容并未明确界定,导致在司法实践和理论中颇有争议。应着眼于索债性非法拘禁罪的主客观方面,重思本罪的立法价值和理念,探析其合理内涵。将本罪定为绑架罪并附以较轻的法定刑,在罪名上体现出法律对行为人行为更为强烈的否定性评价,在刑罚设置上又兼顾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因素。     

简论我国偷税犯罪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我国偷税犯罪的立法缺陷表现在 :处延界定不严密 ,尤其是实施数额与比例的双重标准 ,导致罪刑不相适应 ;对偷税犯罪的手段规定不科学 ;偷税罪的刑罚较逃税罪轻。应采用单一制计税额的定罪标准 ,同时提高逃税罪的起刑数额。     

强奸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文化观念和刑法规范的变化,强奸罪的实行犯应当扩大至女性主体;对于婚内强奸的行为,应当区分情况予以刑法评价;性骚扰、强制猥亵妇女的行为,与强奸行为的根本区别是行为人有无奸淫妇女的主观意图;在认定强奸罪的过程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情况,在对奸淫幼女行为归罪时,仍应坚持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的标准;界定强奸罪加重处罚的法定情节,对于刑罚的准确适用具有重大意义。     

论危险驾驶罪中生理性醉酒人的刑事责任

针对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恶性醉酒肇事行为,此次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行为入罪,但该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尤其是主观方面的认定上存在着诸多争议。本文立足于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认为对醉驾人刑事责任的归责仍然需要以生理性醉酒人承担责任的根据为基础,并根据醉驾人的具体罪过状态决定是否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