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监督工作应对新刑诉法的对策

新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保持了一致，赋予了律师更大的权利，其中有特别是律师会见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但是，律师权利的扩张也给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工作提出了挑战。同时，新刑诉法也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比如增加了逮捕必要性、羁押必要性、批捕听取律师意见、自我监督投诉等内容，针对刑诉法修改后侦查监督工作面临的新问题，应当从检察实务操作层面和司法机制建构层面谋划相关对策。     

法治化进程中律师权利的保障和救济

较旧律师法而言,新律师法在律师的执业权利方面有诸多突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律师的执业环境,但仍然存在如何保障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以优化律师执业环境等诸多问题。应从大处着眼,不断完善中国的律师制度,以加强对律师权利的保障和救济。     

我国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制度研究

简易程序的适用是公正与效率博弈的结果,是对二种价值的协调与权衡。新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要求检察机关一律指派公诉人出庭。对检察机关而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其既有利于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也有利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运用。未来的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制度改革,需要我们在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整体框架下加以思考。     

新律师法实施背景下侦查理念创新的思路

新修订的律师法（以下简称新律师法）对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作出了全新的规定，这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办案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为有效应对新律师法实施所带来的各种新的挑战，公安机关及其办案人员应顺应形势，理清思路，推动侦查理念的创新。     

政府管理法还是律师权利法——对新修改《律师法》的解读

新律师法与1996年律师法相比,在立法框架、律师职业性质、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以及律师权利保障等方面有很大突破。但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仍然将律师法定位于管理与规制,将一些本应由国家公权力承担的使命与职责赋予律师,用行政管理的模式来监督管制律师执业活动,并且“不得”、“不准”、“必须”、“应当”等监督、管理性立法用语的数量和出现频率与旧法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新律师法很难摆脱“政府管理法”之嫌疑。     

从捕诉分离到捕诉合一:检察改革再出发

在"探索捕诉合一"的精神下,检察机关的批捕与公诉关系进入了再调整的新阶段。相比捕诉分离,捕诉合一会带来提前介入强化、控辩协商前移、公诉自行逮捕的机遇,也会引发讯问实效降低、未决羁押增多、辩护难度增大的挑战。捕诉合一属于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和内部职能的调整,应当遵循法治规律,抓住内在的机遇、直面存在的挑战、化解潜在的隐忧。     

新律师法之下的刑事侦查理念的更新

律师会见权以及调查取证权的完善和强化是修订后的律师法中最主要的亮点,它给刑事侦查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和新要求.面对这种新的挑战和新要求,要提高侦查破案水平,增强驾驭侦查全局能力,侦查理念的更新转换显然是首要任务.     

检察机关对新律师法的适用

新律师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07年10月28日修订通过,并于2008年6月1日起实施。其中,有关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程序的条款与目前的刑事诉讼法律有所冲突,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我们应当适用新律师法的相关规定。本文中,笔者将阐述检察机关对新法的应对问题。     

简易程序公诉案件出庭对公诉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这一规定给检察机关公诉工作带来积极影响和巨大的挑战.检察机关应当采取加强公诉人员配备、简化庭审程序、建立“三集中”工作机制、设立简易程序量刑激励制度以及强化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等措施应对简易程序公诉案件出庭对公诉工作的不利影响.     

检察机关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救济问题研究

律师执业权利救济是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重要内容.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确立为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救济的司法机关.新刑诉法实施以来的检察实践和相关数据表明,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刑事诉讼法》,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加大对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控告申诉案件的办理力度,为律师执业权利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然而,由于检察机关司法救济职能刚性不足、律师诉讼权利不易获得及时救济、相关工作机制尚未健全等因素的制约,检察机关需要从机制建设、部门协调、内部沟通、程序规范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对律师执业权力的保障与救济.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探讨

自新刑诉法颁布以来,律师以辩护人身份参与到刑事诉讼中,从原刑诉法的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律师在侦查阶段身份的变化必然导致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利的变化。然而在诸多辩护权利中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的有无以及大小一度成为了探讨热点。调查取证权是律师刑事辩护权利一项重要内容,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的有无,直接影响辩护律师所发挥的辩护作用,也影响着控辩双方证据实力的强弱。     

新刑事诉讼法下的侦辩关系研究

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辩护权不断扩大的历史。辩护权发展的核心在于辩护人介入刑事诉讼程度的不断深入以及辩护权的不断完善。公安机关需要正确理解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法律地位及会见通信权、讯问在场权、调查取证权等诉讼权利。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主要是帮助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并监督制约侦查机关的活动,维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试论我国刑事审判阶段辩护律师的发言权

在刑事审判中，辩护律师的发言权对于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实现控、辩对抗，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均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与意义。本文在阐明了辩护律师的发言权的特定含义之后，具体陈述了辩护律师发言权的现实问题。同时，就辩护律师发言权的改进与完善提出了相应的构想。     

刑事诉讼控辩关系新论简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控辩关系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对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的内容进一步扩展,强化了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缓解了控强辩弱的局面。为保障刑事诉讼中新型控辩关系的有效落实,检察机关应与律师协会形成交流机制,制定工作细则,细化对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并设立维护律师诉讼权利的部门,强化律师诉讼权利受到妨害时的救济。     

浅议侦查阶段的律师调查取证权

调查取证权是辩护律师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律师调查取证难的困境。文章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法理基础以及赋予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现实必要性出发,明确了在现行刑诉法下侦查阶段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能够更好地行使律师辩护权,履行辩护职责,从而最大程度维护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论控辩平等的价值取向及现实意义

控辩平等问题是刑事审判改革中的核心内容。我国现行实判制度在控辩平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控辩双方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法官只能作为案件事实的认定人和适用法律的裁决者。实现控辩平等有利于形成合理的诉讼结构 ;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中的实体正义 ;有利于提高检察机关的公诉水平 ;有利于健全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     

我国刑辩律师的执业困惑——以保障刑辩律师权利为视角

职业律师作为推动法治的重要力量,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为刑事被追诉人有效行使辩护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基于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诸多因素,刑辩律师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律师兴,则法治兴;法治兴,则国家兴。但是,制度设计缺陷、执业环境较差、少数律师执业理念存在偏差等问题,使刑辩律师的执业常常陷入困境。     

律师会见权检视——以看守所为视角简

看守所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稀缺性,故可以通过观察刑事辩护在看守所中的运行检视刑事诉讼法的执行状态.看守所、侦查机关均存在基于查明犯罪事实、惩罚犯罪分子的价值取向而限制或者变相剥夺刑事辩护律师会见权的现象.刑事辩护律师会见权被限制或者变相剥夺或许存在刑事诉讼法确定的辩护制度虚置、法律共同体面临撕毁、法治信仰难于形成的社会管理风险.     

保障被害人起诉权的若干问题研究

为全面和有效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在自诉程序中,应加强对被害人举证不足案件的国家干预,放宽自诉案件的立案证明要求,证据的"足够"和"充分"程度应是被害人实现胜诉权的要求,不应成为实现起诉权的要求.在"公诉转自诉"案件中,完善向被害人及时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的规定,保障被害人行使起诉权.被害单位在公诉程序中若不能依法实现控告权,也应允许同被害人一样转向自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