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理论视角下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分析

本文从＂软实力＂的视角就当前地方治理理论研究下我国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地方政府软实力的缺失,并提出系统提升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建议：培育地方特色文化体系和政府服务性公共理性,强化地方危机管理能力和加强与第三部门和公民的合作,并不断加强对外宣传,扩大与国外地方政府、社会团体的交流与合作。以期通过软实力的构建,提升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治理能力,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刍议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研究是我国应对地方治理全球化、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和两型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具有系统性,突出地体现为地方政府环境制度供给能力、环境公共监管能力、环境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和环境多中心合作共治能力等。目前影响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因素主要有地方政府环境责任意识,地方政府环境权能,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工具,府际环境合作,环境社会资本,企业环境责任和环境技术创新等七个方面。     

地方政府公共事务合作治理能力测评体系构建探究

建构科学的测评体系对推进地方政府公共事务合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根据地方公共事务合作治理能力的本质属性与内在结构,借鉴相关理论资源,构建一个梯阶层级结构的测评指标,运用现代测评方法,从而科学测评地方政府公共事务合作治理能力。     

地方政府主导合作型治理：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视点

地方治理与和谐社会具备共同的哲学基础,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然而,地方治理在中国语境下有着特殊的含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长期以来关系不顺、地方政府之间的无序竞争十分严重、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发育不成熟等问题的存在,增加了社会的不和谐度,导致了我国地方治理实践的失败甚于成功。我国的地方治理有待在学习、反思和制度的演进过程中不断完善。构建地方政府主导合作型地方治理模式、强化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合作、培育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并努力获取其支持、规范地方政府的有序竞争是增进地方治理的有效途径,它们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并指明了前进的路向。     

中国乡村精英治理模式的路径探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展开,以及乡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实现,需要依赖政治素质过硬、具有开拓精神的乡村精英群体。纵观我国乡村精英的发展脉络,乡村精英的治理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即体制外精英治理、体制内精英治理以及体制内外精英的合作治理模式。体制内外精英合作治理模式在我国部分地区已逐渐形成,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果,但目前这方面的发展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体制内外精英合作治理模式应该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同时应明确内外精英的合作和制约关系。国家要加快相关体制改革,为体制内外精英合作治理的实施＂扫清障碍＂。     

数字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路径探析

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政府治理能力，既是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抓手。我国数字政府治理能力稳步提升，从中央到地方、从试验到运行、从管理到治理，形成了数字政府规划逐步出台、数据管理部门逐渐成熟、依托企业实施管运分离的发展格局。但是，当前我国数字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依旧面临着建设内容供需匹配难、数据开放共享程度低、专业技术人才保供难、信息孤岛现象较严重等一系列挑战。未来，要从优化数字政府治理的顶层设计、运用数据治理推动数字政府治理能力提升、完善数字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制度保障等方面着手，持续为数字政府治理注入新动能。     

公安部门治理邪教违法犯罪基本方略

邪教的＂邪＂指其反政府、反社会、反科学、反人类的反动本质;邪教的＂教＂指被其篡改、歪曲了的宗教。新时期邪教在我国滋生蔓延趋势是由于人们的社会认同出现了危机、市民社会发育不成熟、地方政府治理力不够和国际因素的影响。治理邪教违法犯罪需要公安部门根据邪教违法犯罪的新情况、新特点,厘定＂领导作用与职能作用＂的关系以提高应对复杂局势的能力,厘定＂防范与打击＂的关系以提高预防和处置能力,厘定＂违法与犯罪＂的关系以提高公正文明执法能力。     

政民协作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兼评《南京市治理条例》的重要价值

创新城市管理模式是对社会发展的回应,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的一大要求。而政民合作是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遵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为核心的城市治理理念,2012年,南京市结合多年＂大城管＂改革实践,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主动性、积极性,制定《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作为其城市治理的＂小宪法＂。条例中诸多闪光点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南京市城市治理的水平,也为国家今后的顶层设计和地方的城市治理立法提供了借鉴。     

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机遇与挑战——以广州市为例

大数据是一把双刃剑,给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带来重要机遇: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科学决策能力、提升精细化社会治理能力、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等,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挑战:大数据治理理念缺乏、大数据安全存在风险、大数据技术和数据技术人才匮乏。因此,大数据时代为增强政府治理的能力和效果,必须大量配备专门的大数据人才。     

城市绿色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决策困境与路径突破

推进城市绿色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地方政府作为城市绿色治理的政策供给者,其决策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市绿色治理质量的优劣。新时代下,我国地方政府决策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但还面临着核心价值理念游离、信息技术效果不彰、公民参与效度不高、协调合作能力不强、制度建设尚不健全等困境。为此,地方政府需从树立正确决策观念、发挥信息技术优势、构建合作治理机制、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健全政府管理制度等方面入手,有效破解难题,让城市绿色治理真正有效运转起来。     

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飞地经济”治理研究简

近年来中国大规模出现“飞地经济”,这种合作对于实现不同区域之间的优势互补、促进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尽管目前“飞地经济”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积极倡导的一种经济合作形式,但其发展还不是十分成熟,仍面临总体规划缺失、利益划分机制不足等多治理困境,这些问题影响了全方位的深度合作。有效克服“飞地经济”合作困境必须完善相关的顶层设计,进一步理顺“经济飞地”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市场化的开发运作方式,确定稳定的利益分配机制,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中国地方治理的未来图景、现实困境与实践转向

地方政府作为承接国家部分职能,贴近地方居民的单元,正在呈现出网络化治理的新图景。网络化治理的两大核心内容就是公私合作和合作网络的管理。网络化治理以其扁平化、多元化、网络化、科学化的特征给当前地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责任性、合法性、信任机制、行动协调等,使当前地方治理合作网络十分脆弱。为此,有必要从加强问责制、提升合作网络绩效、重塑信任机制和加强利益协调机制建设几个方面来完善地方治理合作网络,推动地方治理的有序、可持续发展。     

优化政府能力的路径思考——一个"善治"的视角

在全球治理变革的形势下,我国政府管理理念实现从统治到善治的转变,应成为当前我国政府能力建设的指导性原则。在中国现实的国情下,实现善治应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当前我国政府的能力与善治语境下的政府能力相比具有很大的差距,为此应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提升政府能力以实现善治。     

纵向嵌入式治理:"河长制"引领流域生态补偿的实现机制研究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经历了从地方探索到跨省试点,再到全国推行横向流域生态补偿的发展过程.地方政府横向合作机制、纵向权威的介入以及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有助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当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存在地方政府集体行动困境、政府纵向权威过度介入或介入不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纳入"河长制"制度体系中,发挥"河长制"纵向嵌入治理机制在整合纵向治理权威、促进地方政府横向合作以及融洽公私关系中的作用,解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良性运转与可持续发展."河长制"可以运用政治动员、制定政策法规、建立沟通协商平台、经济激励等纵向嵌入式治理政策工具,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优化.     

善治理念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研究

随着民主法治进程的推进,善治被置于重要地位。善治所针对的是公共服务部门的效率低下问题。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存在诸多问题:缺乏科学合理的行政理念,缺乏服务意识及责任意识,未建立有效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机制,未充分发挥行政客体的潜力等。善治对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作用主要有:在透明性原则下的民主治理;实行法治,保护公民权益;在多元主体合作治理下,有效提高政府公共服务。善治理念下的提升对策有:树立善治理念,以增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重点;提高行政人员的服务意识与能力;建立健全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估机制;发挥行政生态的优势。     

“顾客导向”视野下我国警察服务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公安机关在提供警察服务这种垄断性公共物品的效率上面临着治理危机,在供给方式上存在着供给不足与顾客需求旺盛、公安产品性价比较低与顾客成本较高等问题,公安行政能力亟待提升。在政府治理模式以＂顾客导向＂为价值取向的背景下,分析我国警察服务现状,以期提升警察服务品质和供给效率。     

对推进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考

当前,我国公安机关在提供警察服务这种垄断性公共物品的效率上面临着治理危机,在供给方式上存在着供给不足与顾客需求旺盛、公安产品性价比较低与顾客成本较高等问题,公安行政能力亟待提升。在政府治理模式以＂顾客导向＂为价值取向的背景下,分析我国警察服务现状,以期提升警察的服务品质和供给效率。     

论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价值追求与角色变革

维护公共安全是政府进行社会风险治理的价值所在,这是由政府的公共性所决定的。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治理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风险复杂性和不确性程度的日益加深,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角色,应当从＂全能＂、＂独揽＂的＂划桨＂者,转向强调＂有限＂、＂合作＂的＂掌舵＂者,在倡导新治理理念、构建与维护合作治理的制度平台、营造民主的合作治理氛围、信息沟通与疏导和保护公民权利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更好地履行维护公共利益。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及法律建议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负债规模越来越大,并呈现出逐年上升和形式多样化的特点,地方政府的高额负债和偿还能力的普遍不足加大了地方政府自身的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防范与治理地方政务债务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建设法治中国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地方政府债务的法律治理.通过落实宪法与行政法现有规定并完善税收法律和建立房产税等相关法律制度,运用法律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治理能力评价——以新冠肺炎为例

优化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政府综合治理水平是现阶段我国面临的迫切问题。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背景下,结合政府治理现状和面临的新挑战,以国家、地方政府和基层为主体视角构建一套政府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政府治理水平和质量进行科学量化,评估其应对此次公共卫生事件的管控效能,提高治理效率,可为实现新时代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