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案看法定证据制度的缺陷及其评价——兼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7条

法定证据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与封建社会纠问式诉论程序相伴而生的一种证据制度,由于其单纯强调对法官在评价、判断证据时的主观随意性的抑制,而事先以法律的形式规定证据的证明力和各种判断证据的规则,导致形式化。这种证据制度虽能有效解决法官在评判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的主观臆断和恣意,但却在发现案件真实上陷入了困境,致使其不免被历史所淘汰。     

发现真实与抑制法官主观随意性之衡平——论现代自由心证制约机制的建立

发现案件事实真相是进行诉讼的基础,保证法官在人类理性的范围内自由评价、判断证据则是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前提,传统自由心证虽能保障法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发现案件真实,但却因其毫无限制的绝对自由容易导致法官主观擅断和恣意,随着现代自由心证内部和外部制约机制的建立,将法官在评判证据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限制在人类理性的范围内行使,有效解决了两者间的冲突和矛盾。     

浅论刑事证据证明力评价规则

刑事证据证明力的评价奉行自由心证原则,主要依靠的是认定者的经验和逻辑判断,但并非完全不受制约,设置证据证明力评价规定的必要性仍然存在。因此,有必要设置刑事证据证明力评价的相关规则,即相关性规则、口供补强规则和文书、询问笔录证明力评价规则。     

民事案件中录音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录音证据在民事案件中越来越多的被当事人所"青睐",而录音证据在审判实践中被告法官采纳的确少之又少。我国新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则对于录音资料这一类视听资料的证据规则规定笼统模糊,造成不同法官对录音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采取不同看法,对于录音证据如何审查和认证、非法录音资料如何排除等问题也存在不少争议和分歧。本文拟通过相关案例,通过分析民事审判实践中对录音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存在的分歧,详细探讨如何理解和正确判断录音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问题。     

补强证据规则——兼论口供的证据价值

补强证据规则是对诉讼过程中的采证、认证经验的总结,其在程序上对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直接限制,体现了对法官认证的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和控制。我国目前还没有确立补强证据规则,理论上也缺乏对补强证据规则的系统研究。但司法实践中会经常运用到补强证据及其规则。     

口供补强规则初探

口供补强证据是指证明案件事实的同时,增强或担保口供证明力,共同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口供补强规则属于证据规则之一,其既能有效的防止偏重口供,又能弥补口供的证明力不足,排斥虚假的口供。口供补强规则有三个主要特征：对口供证明力的限制,而不是限制口供的证据能力;仅适用于口供,而不适用于其他证据形式;约束控诉方和审判方,而不涉及被告人。口供补强规则由口供补强证据的对象、范围和证明标准三方面构成。根据口供补强规则,被告人的口供不得成为有罪判决的唯一依据,必须经由其他证据对口供进行补强后,法官才能作出有罪判决。     

从"自由裁量"到"理性裁量"--论证据判断的理性化保证

裁判者在判断诉讼证据价值上的自由裁量权一直是客观存在的。在自由心证制度下,证据判断上的自由裁量权得以正当化。但自由裁量并非任意裁量,而是由一系列制度制约和保障的合理裁量。我国也应当吸收相关经验建立证据裁量理性化的制度保障体系,使法官在证据评判中的“自由裁量”转变为“理性裁量”。     

破损书证的证明力研究

破损书证在司法实践中是十分常见的一种证据形态，而且书证的破损原因和具体样式也纷繁复杂，我国对这种常见的证据形态的证明力没有具体的条文规定。这也导致了我国在诉讼审判实践中对这类证据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法官在判断时显得比较混乱，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当事人权利维护的不稳定性和实质司法公正性的下降。因此对破损书证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进行分析和研究对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破损证据认证和采信是大有益处的，同时也推动着司法公正的具体落实。     

论瑕疵书证及其证明力

书证是民事司法审判中最常见的证据种类。书证出现瑕疵的情况琐细复杂,多数外国民事立法未对瑕疵书证的审查规则予以规定。国内民事立法也缺乏相关准则,司法实践中认定书证的标准也不一致,理论界探讨瑕疵书证真实性的审查规则可谓各有偏重。瑕疵书证真实性的审查规则应当以形式审查为主,并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对其实质证明力予以评价。     

对法定证据制度与自由心证制度内涵的探究

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是两种重要的证据制度,但学界对二者内涵的认识却存在颇多分歧。从历史的角度入手,可以探究出这两种证据制度的真实内涵为“证明力的判断方法和证明标准的规定”。据此,我国的诉讼证明模式毫无疑问地应该采取让法官自己去评价证据和认定事实的自由心证模式。     

证据裁判主义的功能分析

证据裁判主义主张的以证据为依据是指法官必须将判决理由予以公开宣示,即所谓公开法官心证过程。其功能之一是弥补自由心证之天然缺陷,通过公开法官心证过程来实现社会对法官裁判的监视;其功能之二是用证据的可采性检验证据的可出示性。给我们的启示,一是证据裁判主义使逻辑规则由实体正义转变为程序正义,具有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价值;二是证据裁判主义彰显了证据规则的本质。我国除了诉讼法或证据法宜明确规定自由心证和证据裁判原则外,对狭义上证据规则的规定宜采取特别谨慎的态度,至少一是应强调法官自由裁量原则;二是强调当事人自治原则。     

刑事诉讼中的网络传闻证据规则初论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证据开始大量出现,这导致刑事诉讼中的网络传闻证据规则也日益具备实际价值。网络传闻证据规则确立的现实必要性在于信息时代电子证据运用愈发普遍和电子证据很难借助传统传闻证据规则进行可采性评判。对于刑事诉讼中的网络传闻证据规则的具体建构设计,应从网络传闻证据界定和例外范畴设置两方面着手。     

知识产权诉讼证据问题研究

知识产权法律中对证据的规定比较少，供法官直接运用的证据法律规范则更少。作为诉讼核心问题的诉讼证据问题理应引起足够的关注。而知识产权的证据问题又有其特殊性。积极开展这方面的理论与实务研究。对于提高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偏差与修正：刑事证据种类设立目的之反思

刑事证据种类法律条文本身的逻辑混乱使得学者过多地关注证据种类设立之规范化、条文表述之逻辑化，却忽视了证据种类设定之目的何在。脱离目的对规则本身的精雕细琢，不仅本末倒置，而且徒劳无益。我国对于刑事证据种类的设立，虽立足于限制证据资格、辅助证据规则运用的目的，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使限制目的南辕北辙，刑事证据规则的缺失使辅助目的无用武之地。立足于现实对刑事证据种类设立目的的偏差进行修正，一方面需要放弃不合时宜的限制目的，着重强调其对审判阶段的服务，另一方面需要肯定刑事证据种类的设立价值与意义，重点加大证据规则的完善，进而达到辅助目的。     

口供补强证据规则研究

口供由历史上的“证据之王”生成的“无供不录案”证据规则到口供未经补强不得定案的证据法则 ,出现了口供证据适用的反叛 ;随着诉讼程序正当化和人权保障的深入 ,补强证据法则也由强化自由心证的实质规则转化为自由心证的例外形式规则 ,实现了口供证据适用的超越式革命。口供补强证据在设定证明案件事实并增强或担保口供证据的基础上 ,应当构建口供补强证据的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 ,完善口供补强证据的规则体系。     

论定罪量刑中的法官情感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及相应的行为反应 ,情感对认知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 ,定罪量刑是一种认知活动 ,在该活动中不可避免地搀杂着法官的情感因素。情感在法官定罪量刑过程中具有双重功能 :一方面可能使刑事判决具有合理性 ,能够较好地实现刑法公正 ;另一方面可能使刑法判决失去理性 ,从而导致刑法公正丧失。在定罪量刑过程中排除法官情感对定罪量刑的影响是不现实的 ,也是不必要的。我们所要做的 ,是把法官情感控制在一定的合理状态 ,其方式有两种 :一是自我调整 ,二是制度保证。     

我国刑事证据的分类标准及其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7类证据,其划分要素有二：一是证据材料发挥证明作用的方式;二是证据材料产生的时间。学术界认为刑事诉讼法只是按照证据材料的表现形式来分类的观点是片面的,这也导致了实务中的困境。理清证据种类的划分标准,才能准确定位刑事证据材料的类属,进而正确适用相应的证据规则,使其发挥应有的证明功能。此外,法典中规定的证据种类有的含义过于狭窄,需要对之做相应的扩大解释,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困惑。     

对我国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几点思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限制刑事诉讼中国家公权力滥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然而纸面上的规则能否顺利转化为实践中的法则还有待时间的验证。只有对规则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完善，并辅以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充分的发挥其保障人权的重要作用。     

法官的困惑:在判决与执行之间--对一起案件的判决与执行的法社会学思考

一起案件,对不同的当事人送达不同的判决书,不仅仅是法律上的玩笑,它透视着传统法观念的影响.判决要合法是法治的根本要求,同时判决又要合理,以符合民众的法意识,情理法忽视程序法的价值,司法泛行政化,导致法设而不用,司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判决与执行之间必须有合理衔接才能达到司法的实效.执行要有可能性,又要有妥当性.传统社会的社会组织以及行政权的泛化对于执行有效性而言是值得思考、借鉴的.行政对司法不应干预,但应加以配合.因加强社会组织的作用,使司法不至于在传统现念与现代法律之间无法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