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购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赵英在《政府采购与国家经济安全》（载《中国招标》2007年第4期）一文中分析政府采购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意义时指出：首先，通过政府采购政策可以体现政府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意图与指向，体现了政府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责任与义务。其次，政府采购政策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起到支撑与引导作用，通过政府的示范作用，     

促进青年融入欧洲社会的政策力量

在欧洲青年融入社会的过程中,社会政策成为一种重要推动力量。这种力量发端于欧洲委员会对于青年政策框架的建构,此框架对青年和青年政策最原初的理念提出了询问,并关注于政策落实的配套制度。对配套制度的思考形成了著名的欧洲青年政策的5个＂C＂和4个（或8个）＂D＂,从而促进了青年政策的完善。与此同时,在欧盟层面和欧盟成员国层面上,建立起培训和实践领域内的伙伴关系,形成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互动。从政府到研究机构,从官员到学者,从制度领域到实践领域,为推动青年融入社会,建立起了完善的政策体系。     

我国东西扶贫协作的推进机制研究

我国扶贫协作是动力机制、传导机制、保障机制和调整机制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通过优化中央和东部、西部地区政府引导力量、提升市场主导力量、强化与国家战略耦合力量,构建东西扶贫协作动力机制;通过强化区域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政策传导、推动"需求—生产—就业—收入—需求"良性循环市场传导,构建东西扶贫协作传导机制;通过完善投入、监督和考核等政策保障、完善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等组织保障、完善人才管理、激励和流动等人才保障,构建东西扶贫协作保障机制;通过产业准入、地区退出、主体地位、协作方式和扶贫模式的调整,构建东西部扶贫协作调整机制。     

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演进特征——基于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也称"移民搬迁")是我国开发式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运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对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15年来的90余部国家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分类,提取出财政与金融政策等七个政策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将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划分为试点探索、全面推进和脱贫攻坚三阶段,得出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发展演变具有以下特征:搬迁基本原则由政府引导型到政府主导型演变;搬迁机制由整村搬迁到精准搬迁转变;各政策维度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体系。     

济南市战略新兴产业共性技术开发与政策扶持体系的构建

对照区域战略新兴产业共性技术开发能力评价体系的要求,当前济南市共性技术开发正面临组织模式不尽合理、要素投入存在缺口、配套政策不够完善等问题。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共性技术开发,应从形成合理的引导支持、发展完善的供给体系、优化匹配的组织模式、提供充足的要素保障等方面入手,形成完善的扶持政策体系。     

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的机制构建研究——基于地方性实践的经验总结

社会组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主体之一,加强精准扶贫中的社会组织参与,不仅能够有效降低政府开展扶贫工作的成本,更能提高扶贫工作的效率和效果,还能够保障扶贫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对于建立现代化国家扶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文献整理掌握国内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构建研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侧重点,依托地方性实践经验的总结以及存在问题的梳理和分析,积极构建社会组织介入精准扶贫的机制路径。文章认为,必须从政策支持、动力源开发、能力建设、平台整合以及实践领域获取等方面完善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的机制和路径。     

论现代社会条件下的政府政策评估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政府政策评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般说来,政策评估的责任化体制基础、制度化评估要求、技术性评估规范等,共同构成了现代政策评估的基本范式。因此,针对目前我国政策评估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需要从理论体系、法律制度体系、组织体系和方法体系等方面构建中国公共政策评估的综合体系。     

少年司法国家责任论纲

由于国家责任的缺失，限制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宏观规划、整体布局与协同进步，以致法律体系不完善、地域差别较大、部门协作壁垒等问题一直存在。国家责任更具“宣誓”意义和政策指引价值，其与政府责任、司法机关责任存在主体不同、责任内容不同、责任实现方式不同等区别。从国家责任角度出发，应加速制定“儿童福利法”，完善儿童福利制度，理顺刑事诉讼法内部规则，细化收容教养制度，协调刑法、刑事诉讼法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少年司法所需经费可实行国家财政统一拨付，国家应统筹发展少年司法模式，并大力发展中西部少年司法社工组织及少年司法社工；明确司法机关、政府相关部门的责任分配，强化家庭、学校作用的发挥，积极推动公安、司法机关、政府部门与少年司法社工组织的协同发展。     

非政府组织在农村扶贫中的功能发挥

农村扶贫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非政府组织依靠自身独特的优势，在农村扶贫中弥补了政府责任缺失和市场失灵造成的不足，非政府组织在农村扶贫中得以持续性发展的首要措施是处理好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其次需要加强自身建设，同时要求国家完善与非政府组织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公众的慈善水平和社会的道德水平。     

中国政府建构社会诚信体系的法治路线图:理念、进程与前景

诚信是维持现代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理念基石。诚信危机已不再局限于道德的窘境,更需要政策和法律等规范的匡正,甚至政府的干预。通过梳理中国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进程,正式权威的正向功能和发展前景便展现于前。在理念层次,政府文明化和现代性的改革推动了诚信由观点到体系的发展,诚信建设亦由政治宣示成为法治主张;在进程层面,国家和政府的行为验证了法律、政令规章在维护诚信权利与推动诚信体系完善方面的积极作用;在未来的变革领域,政府也是促进诚信建设战略化和规范化的重要力量。此外,非正式规则、社会组织在规范和监督层次也构成有益补充。由此,便形成了一幅完美的诚信建设路线图。     

“蚁族”法律越轨行为防控体系初探

"蚁族"大学生是继下岗工人、民工、农村留守儿童等群体后我国新出现的特定人群,在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近年来频繁出现的"蚁族"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使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独特存在状况引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认真分析"蚁族"群体违法犯罪的诱导因素、特点,探索从政府宏观社会政策的完善与微观社会治安管理、刑事政策等视角构建体系化、人性化的"蚁族"违法犯罪防控体系,从而力求既能科学防控"蚁族"大学生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又能为其提供较好的就业、发展空间。     

消费扶贫:政策、理论与实践

消费扶贫对于激发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推动贫困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等均有积极意义。在国务院专门出台文件推动的情况下,应进一步明晰消费扶贫的基本内涵和形成机理,注重解决有产无量、有品不优、体验不美、持续不久等问题,不断推动消费扶贫健康发展。     

政府采购社会政策功能的正当性及当事人利益保护

在现代社会,政府采购制度的社会经济政策功能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利用政府采购实现社会经济政策目标已经成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是,作为减少交易成本、提高采购效率、避免采购人员寻租的政府采购制度,在其中“添加”社会经济政策功能是否具有正当性,其正当性的基础是什么;如果因为社会政策功能导致合同变更、中止或解除,相对人的利益是否应该受到保护。     

中国反贫困进程中的福利制度建构——基于“社会中国”的视角

中国政府为何在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同时,实施大规模的反贫困战略与行动?立足于这一战略追问,从社会政策学的视角,回顾、比较早期中西福利制度建设中的基本理念、基本概念与内涵的差异,提炼中国反贫困政策实践中的福利元素,以此理解中国福利制度建设中存在的理念、政策与对象等几大困惑,并在此基础上论述"社会中国"视角下反贫困机制的福利制度建设框架。研究认为:(1)中国的反贫困政策中包含了大量的社会福利元素,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战略安排、中国共产党的"初心"理念、全民参与的政策特征、每家每户的对象特征;(2)从"社会中国"的福利框架对反贫困政策的实践进行理论整合,可以建构以社会公民权为基础的福利理念、具有整合性的跨越地域与身份差别的社会福利体系、以无差别的社会公民身份为识别对象的社会福利建设模式。     

后危机时期加快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形成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新格局使社会组织布局得到调整,结构不断优化,质量逐步提高,群众有序参与、有效覆盖城乡、门类齐全的社会组织体系基本形成。在后危机时期,要充分认识社会组织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制订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规划,积极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能力,拓宽参与的广度,提升参与的深度。     

科技扶贫开发的激励政策构建

激励政策是推进科技扶贫开发的有效保障。目前,我国科技扶贫开发的激励政策还较为缺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科技扶贫开发的推进,准确分析、科学设置、建立健全科技扶贫开发激励政策,显得尤为重要。     

产业扶贫缘何难以为继:目标嵌入与行动“脱嵌”--基于一个地方案例

产业扶贫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进程中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以项目制为基础的产业扶贫方式使政府得以将企业作为国家资本“代理”嵌入贫困村参与扶贫;为了激发村庄的内生发展能力,地方政府以政治精英下沉嵌入和村庄内生嵌入的方式,引导扶贫干部、合作社、大户三大重要的扶贫力量参与到产业扶贫中,带动贫困村产业发展和解决贫困问题。但基层政府对“短平快”效果的追求、企业纯粹逐利进入、村庄共生关系淡化及贫困户被动的策略性接受,破坏了这种嵌入性带来的结构性转变,造成产业扶贫中产业发展与脱贫目标的靶向偏离、贫困户实际创收有限、产业扶贫难以为继,形成一种脱嵌式产业扶贫。因此须构建一套完整的对产业扶贫参与主体的监督、考核、激励机制,努力探索开发扶贫目标下农户能普遍获得资源和项目成果公平性分享的制度安排,以期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农民生活富裕。     

市场调节与政府管制之联系与互动的思考——解决就业歧视问题中的经济法路径分析

经济法是伴随国家（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适度干预而形成的法律部门。经济法体现着公私法相融合、国家渗透市场等理念,自其诞生之日起,便与国家和市场有着紧密的关系。经济法也正是基于市场失灵与政府缺陷的两重原因,确立了自己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逻辑基点和路径选择。现今社会中劳动力市场就业歧视的问题也正体现了市场调节失灵和政府管制缺陷的两难境地。如何反对就业歧视应得到经济法的关注,运用现代经济法的“市场调节（失灵）——政府管制（缺陷）”路径对其进行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社会性别和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和全球问题。已有的研究和事实显示：气候变化使本已存在的性别不平等进一步加剧。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纳入社会性别视角的重要性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重视．一系列国际公约、宣言、纲领等国际法律和文件中已将社会性别主流化纳入其中。将性别平等纳入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的重点关切领域包括：适应行动、缓解行动战略、技术发展战略、气候变化筹款机制。当今在全球，社会性别主流化在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这种国际趋势、价值观和良好做法，对于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推进性别平等和履行国际责任具有积极的意义。     

The Outline of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in Juvenile Justice

Due to the absence of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the macro planning, overall layout and collaborative progress of Chinas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have been limited, resulting in incomplete legal system, large regional differences, cooperation barriers between departments and other problems.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dvocates decisive determination and value of policy guidance. It differs from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and judicial organs responsibility in the aspects of subject, content and way of re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we should speed up the progress of establishment of the Law on Child Welfare, perfect the system of child welfare, straighten out the internal rules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refine the system of detention education, and coordinat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riminal law and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nd other departments. The funds needed for juvenile justice can be uniformly allocated by the state financial department. The state should coordinately develop the juvenile justice mode and vigorously develop juvenile justice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workers in the mid-western regions.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y distribution between judicial organs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strengthen the role of families and schools, an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curity organs, judicial organ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juvenile justice social worker organiz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