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法律与学术

清廷主持的法律改革，截断了数千余年的中国法律传统，拉开了移植西方法的序幕。“移植与重建”，成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中国法律界思考的主题。西方的法概念在汉语中该怎样解释？欧洲的民法对中国社会合适吗？对中国来说，采用哪一种司法体系更好？没有经验，也不可能有责成答案。所有问题都是第一次碰到。中国的法律人在现实催促下尝试着回答和行动……     

法律与社会的冲突和互动——以电影《被告山杠爷》为例

法治化是当代中国对外开放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是法治化的“法”并非土生土长的中国的“法”，它是中国打开国门后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母体中，这种法必然会和中国的传统社会产生冲突，这是两种不同文化相互碰撞的必然结果。法律必须以社会为基础，面对陌生的法律文化，中国传统社会应当如何应对？法律与社会之间又该怎样互动和博弈？通过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和当代国家极力推行的法律制度的内在张力来一一解答。     

法律人，你为什么不争气？——法律伦理与理想的重建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在该书《序：法律人的“希波克拉底之誓”》中写道：“这是一本发人省思的书，不只法律人该看，非法律人但关心台湾法治发展的普罗大众也该看。在书中的第一章，作者即下了一个相当震撼的标题：‘人的光明，法的黑暗？’文中反讽地指出，法律人地位日隆，但法律尊严却荡然扫地的荒谬现象。书中语重心长地指出：‘社会如此善待法律人，法律人自己呢？     

政治法的宪法属性辨析

现代政治的运行需要法律的调整和控制，政治法由此而生。政治法是调整政治关系的法律，包括政治主体法、政治行为法、政治程序法与政治责任法。学界一般把政治法归属于宪法类法律。从政治的法律调节和法律本身的层级结构看，这一归类有其不合理的一面。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固然也调节政治关系，但并不涵盖政治运行的具体过程，不能替代政治法，不能把二者等同。政治法也不是宪法性法律。宪法性法律是不成文宪法国家对具有宪法内容的法律表现形式的称谓，不适合用于中国这样的成文宪法国家。把政治法归属于究法类法律不利于实现政治过程的法律调节。政治法不具有宪法属性，是宪法之下的法律部门。     

中西方法律精神比较

法律精神存在于法与各种事物的关系之中，它的发生，发展与一个民族法文化的起源，对法的性质的认同，以及对个人权利义务的定位有密切联系。本文拟从以上几方面将中西方的巨大差异作一比较，以解释中国法律精神以礼为主，而西方法律精神则崇尚自然法的根本原因。     

法律命题、真值与法律真理观

法律命题是否具有真值？如果有,那么说一个法律命题为真,究竟意味着什么？通过澄清一些虚假的话语形式以及批判那些基于不同理由的怀疑论,可以证明,法律命题具有真值。在学说史上,哈特、拉兹、德沃金、菲什与摩尔等人,都提出或在其理论中隐含了各自对法律命题为真的理解,通过对这些理解的重述与批判,并通过对概念相对性论题和真理与信念之间关系的考察,可以得到一个更为妥当的法律真理观,并以之为发现或构造为真的法律命题以及最终解决疑难案件提供一个可能的思路。     

论《道路交通安全法》与《行政处罚法》的抵触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发表了南京大学法学院梁三利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冲突的问题与出路》一文，以刘家海诉交警部门行政处罚案引发思考，提出了可以修改《立法法》规定全固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一致时准用同一机关制定法律不一致时的法律冲突适用规则，以解决目前两机关制定法律间的冲突没有法律依据处理的问题。作为案件当事人的刘家海对此问题有更深广的思考，提出全国人大与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之间存在基本法律与一般法律之分，并且存在上位法与下位法之分。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昭示建立法律审查机制之必要并有利于促进法律冲突理论的重整。     

法律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探讨

无论从法学还是心理学的角度看，法律心理学的学科价值均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心理学在法律领域的作用并不应仅仅扮演一门工具性学科的角色。法律心理学是一门具有跨学科特点的整合学科。法律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人的法律行为。法律心理学的学科框架应该从基本理论、法的创建、法的实施、法的监督四个层面展开。法律心理学的学科发展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建构学科体系，加强方法整合，重视基本理论。     

法律解释的语境分析及我国法律解释权的归位

法律解释是理论法学和司法实践共同关注的问题，从法律适用来看，法律解释连接着立法初衷和司法目的、立法权与司法权两大关系。在理论上存在对“法律解释”的多样化理解，以往主语的模糊导致对法律解释在不同的语境出现不同的理解，无形中促使了我国法律解释体制的混乱现状。到底谁应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解释主体？这是必须首先理清的一个关键问题。     

概念解释——法律适用的基本任务

法律适用中法律解释是一种适用性解释，它是对法律运行中的实然性的考察，并不排斥对法的应然性的追求，而法律概念作为法律规范构成的基石。概念的含义及逻辑性、开放性的研究和解释，对协调法运行中的实然性和应然性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论社会保障法的地位

社会保障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并与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等法律部门一样，处于基本法律部门的地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保障法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不确定状态下的裁判——法律解释的制度理论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法官应当如何解释制定法和宪法？ 先前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通常都是从抽象地考察民主或者宪政的本质、法律语言的性质或者法治的实质开始。从这些概念性前提出发，理论家们往往会得出结论：法官应该扮演雄心勃勃的角色，尤其是在基于宪法理由推翻制定法的时候更应当如此。     

经济法是我国市场经济的主导性法律——论经济法对象、体系和地位

经济法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调整国家为了矫正市场失灵而管理和调控经济活动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由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所决定，经济法可以由市场主体管理法、市场秩序维护法、资源配置优化法、经济稳定调控法、社会保障法(社会公平促进法)和涉外经济管理法组成。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民商法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律，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主导性法律。     

解决法律抵触问题的制度选择

全国人大所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制定的一般法律之问存在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区分是客观事实。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第67条第（3）项规定的职权对基本法律进行部分修改或补充的新法条属于基本法律的组成部分，而依据宪法第67条第（2）项规定职权制定和修改的一般法律是基本法律的下位法。《交安法》与（《行政处罚法》的抵触及《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抵触问题虽可以通过修改法律等办法加以处理，但是应当建立法律审查制度才是解决法律抵触问题的科学之道。目前体制下，司法审判活动在推动法律抵触问题的解决方面也应当有所作为。     

缘何是法律方法——基于中国正名观的认识

近年来，从司法的立场出发，微观地考察法律适用方法的研究，正在中国蔚然兴起。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却对这个方法该叫什么，产生了疑问。2003年，郑永流在《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发表了一篇题为“法学方法抑或法律方法？”（以下简称“郑文”）的文章，首次将该方法的名称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来加以讨论。     

法源话语及对法治的意义

实现法治不仅需要法律，还需要法源话语支持法治思维。对法源话语的概括可从法学、法律和法治三个维度进行。从我国现有的法源语用观察，法学角度的法源基本是从司法角度界定法律，目的是在结合论中嵌入逻辑因素，进而较为准确地描述法律实施。作为法律话语的法源，是从立法角度统一法律形式，旨在将其他社会规范及价值等，以认可的方式推定为法。统一法源虽能保障法之权威，但注定是难以完成的任务。在辩思盛行的中国，需要把法源纳入法治话语系统，进而运用法源思维及法律方法塑造法治之法。作为法学话语的法律渊源，为法治思维的塑造提供了思路；作为法律话语的法源，为法治确定了法的范围；作为法治话语的法源，为重塑法治之法提供了思维及方法。     

对地方人大法律监督理论的若干思考

对过去和当前的人大法律监督工作,社会褒贬不一并引发理论界争论的,首先是来自对“法律监督”与“工作监督”等流行概念、说法的辩析和较真。人大监督是否存在“法律监督”与“工作监督”之分？如果存在,二者孰轻孰重？可否将人大所有的监督都视为法律监督？法律监督到底监督什么？这些起点性问题是厘清人大法律监督理论和评说法律监督创新实践的前提。     

在调整贸易合同关系中适用《民事法》的问题

在合同法律系统中，针对所有各种民事合同的一般规定在《民事法》中都有记载，《民事法》关于合同的规定是贸易活动原则性的一般依据，这些规定可以用于所有的贸易合同。     

法律论证之探讨

在二战后抽象法学理论的发展中，建立在现代逻辑学、语言哲学修辞学和对话理论基础上的法律论证理论在法哲学领域中悄然兴起。法律论证为法律推理拓展了更为宽泛的“法律”空间，使形式法治具有更多的合理性成份。法律论证理论本身就是为弥补作为法律推理大前提的缺陷而产生的一种理论。     

法律渊源的方法论思考

法律渊源的形态是适用法律的前提,在法律的适用中,要实现平等、和谐的法律秩序,就要使法院享有对个案的违宪审查权和宪法解释权,具有对违宪的法律享有不适用的权力;法院应运用体系解释和漏洞补充的方法来创造和实现法律秩序的统一。在法律渊源的适用中,解决法律条文的竞合的规则有: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后法优于前法;由制定机关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