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介入南中国海的战略意图与行为分析

南中国海本为中国领海,由于其存在重要的战略价值,成为美国插手的对象。近年来,美国介入南中国海争端,目的是在该地区取得主导权,推进其亚太战略目标,使其符合全球战略需要。美国在南中国海加强军事存在,加强与东盟、日本、印度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合作关系,这无疑会增加该地区局势的复杂性,进而增加我国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难度。     

日本的南中国海政策:内涵和外延

日本对于南中国海扼其海上生命线的战略认知自形成之日起便内在地体现出某种连续性,并事实上主导了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选择。冷战后,日本积极谋求在该地区扩大政治影响、拓展经济参与、强化军事介入的活动虽然更多还是冠以美日同盟的名义,但其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日渐彰显,不仅严重影响了相关事态的发展,而且必定会对该地区现存的战略结构产生冲击。     

美国对华战略的漂流:适应抑或防范?

奥巴马第一任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两个阶段,由最初重点推进中美关系以换取中国在诸多美国关切议题上的合作,转变为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高调重返亚洲,展现约束中国崛起的姿态。美国的对华政策没有解决"适应"还是"防范"中国崛起的问题,尽管言辞上宣称要适应中国的崛起,行动上却采取多种防范措施。这种政策矛盾重重,蕴含着损害中美战略稳定的巨大风险,中美关系也因之进入到一个战略漂流期。     

美国贸易政策安全化及其对世界贸易体系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拜登执政以来,美国贸易政策安全化进一步显性化,贸易安全化甚至替代贸易自由化成为美国贸易政策的核心内容,以服务于其整体国家安全战略。美国贸易安全化转型的深层原因,是其主导形成的世界贸易体系已经不能保障其实现霸权利益,反而使其在国内外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因此,美国需要打破现有国际贸易秩序的制约,重构国内经济体系和世界贸易体系以重新整固美国霸权利益,而贸易安全化就成为其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选择。美国重构世界贸易体系的逻辑已经从经济逻辑转向安全逻辑。在实施路径上,美国在国内外推动形成了对华战略竞争统一战线,对中国强化进攻性的单边主义政策,对盟友重启排他性的多边主义政策。美国的贸易政策安全化使全球贸易体系进入了一个失序的时代,中美在先进技术和关键供应链领域的脱钩已经不可避免,世界可能形成“等级化”的市场和规则体系。     

应对大国崛起: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评析北大核心CSSCI

为了应对中国崛起以及地区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新加坡对华采取了一种介于制衡与追随之间的中间战略,即“对冲”战略。该战略包含收益最大化（经济实用主义、约束性接触、有限追随）和风险应急（经济多元化、拒绝支配、间接制衡）两类政策选项。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经贸合作和接触政策来交好和约束中国,以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外交和政治利益;另一方面通过拒绝支配和间接制衡等手段来防范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地区不确定性。新加坡的对冲战略由东南亚体系压力形塑,其自身的脆弱性进一步强化了该战略的实施速度和力度,并影响了战略工具的选择。在中国崛起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新加坡对华政策面临来自地区、东盟和自身三方面的挑战,实施对冲战略的难度在不断增大。新加坡需要改变过往在中美竞争中牟利的思维,在战略工具箱中增添新的政策选项,真正做中关“共同的朋友”,促进中新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同样,在崛起过程中,中国也需经得住新加坡式的“小国考验”。     

美国主导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与中国的对策

军事和经济是美国国家战略重心东移的两个支柱。相对军事东移比较容易的条件和明显的奏效程度,经济东移要遇到更多的困难。面对经济实力相对式微、与亚太各国的貌合神离以及中国崛起后与本地区经济联系加强与深化的局面,美国在贯彻这一国家战略时不得不采取新的策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美国意图运用＂巧实力＂掌控亚太地区经贸规则制定、建立其主导下的＂国际机制＂,一方面取得最大限度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以此将中国的发展导入其＂合意＂的轨道。中国应对的方针应当是,进一步加强与本地区国家的经贸联系,用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方法巩固经济利益,防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化挑战为机遇。     

印度的南中国海政策：意图及影响

冷战后,作为南亚大国的印度积极推行“东进政策”,并通过大力实施“东方海洋战略”将其影响逐步渗透进南中国海地区。对它来说,南中国海地区不仅具有突出重要的地缘价值,而且具有颇为实际的经济价值和至为敏感的安全价值,所有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其在该地区采取行动的政策动因,而且这些行动也必然会给该地区局势的发展带来一系列重要影响。不过,只要中国能够根据形势发展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完全可以把相关事态规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寻求中美亚太良性互动

中国崛起、美国“重返”及区域内其他力量的发展，导致亚太地区格局正在发生近百年来最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最突出特点，是中美战略博弈已经成为决定亚太格局走势的最主要矛盾，因为中国崛起势头难以逆转，美国亚太“再平衡”也是一次兼顾历史与现实、涉及内政与外交、得到美国两党共同支持的重大战略性选择，力量之变与战略之变同时发生，两强对立势难避免。但是，由于两国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和根深蒂固的历史积怨、在亚太地区各具优势彼此难以替代、在全球其他地域和领域的合作有助抵消亚太对抗，加之双边利益深度捆绑，中美博弈未必会走向战略对抗，而完全具备走向良性互动的条件。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处理一个根本问题（亚太主导权）的破解、两套体系的对接、三大海域的危机管控、四组三边关系的经营和五个多边组织的互动等“一二三四五”问题。这既是中美实现亚太和平共处的前提，也是能否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援助变革——以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为背景

对外援助作为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战略工具,其政策演进受制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基于对全球安全环境新趋势和新挑战的研判,奥巴马政府把“巧实力”作为对外战略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美国进一步提升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出新的援助倡议,加强在援助政策制定和管理方面的跨机构协调,以最大限度地提升对外援助的战略功能.美国对外援助存在目标分散、机构众多、项目庞杂等问题,这些是其有效发挥战略功能的主要制约因素,而在现有援助架构下,难以得到有效改观.     

台湾问题的现状及解决途径

一、台湾问题的现状1、美国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障碍。冷战结束后 ,美国政府一直对中国推行的是“接触”加“抑制”政策。美国插手台湾问题 ,从根本上说 ,绝不是为了台湾 ,而是为了美国自身利益。政治上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国力的日益强大、国际地位的提升 ,美国日益感到中国强大所带来的威胁与挑战 ,其防范与遏制的重点目标从冷战时期的苏联转移到中国上来 ,而台湾问题则当然是美国遏制中国的一张王牌。美国力图通过加强与台湾关系 ,控制海峡两岸局势阻挡中国的统一与强大 ,维持亚太地区目前的战略均势 ,确保美国在这一地区的…     

试析冷战后美朝的安全困境

冷战后 ,美朝之间仍存在安全困境 ,并且影响着东北亚的安全局势。只有美朝调整各自的安全利益 ,把对方身份界定为竞争对手或朋友 ,并促成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立 ,美朝安全困境才能得以缓解。     

美国总统选举与中美关系

中美建交20多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由于美国方面的原因,中美关系不时出现波动和挫折。这种呈现有规律的周期波动,同美国定期的总统选举有密切关系。每当美国进行总统竞选时,美国对华政策都会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其后果往往是引起中美关系的波动,甚至使中美关系成为竞选的牺牲品。     

完善政协民主监督的对策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人民政协对加大民主监督力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就当前政协履行职能情况而言,民主监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还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本文对此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并从思想理念、制度建设和人民政协自身建设等层面,就当前如何进一步完善政协民主监督提出一些设想和对策.     

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回顾与思考

知识分子是由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组成的一个特殊群体。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本文主要回顾了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思考。     

美国反恐怖主义的策略

打击恐怖主义活动 ,需要科学界定恐怖主义 ,认真探究其存在与发展的问题。 9·1 1事件发生后 ,美国给予其警察侦查部门一些新权力 ,同时成立国土安全部 ,赋予其诸多权力     

美韩非对称性同盟对朝核困局影响探析——以文在寅政府时期为例

朝核问题是冷战后东北亚地区的热点问题,一直影响着本地区的安全。并且,由于朝鲜半岛独特的地缘政治特性以及该地区的大国安全博弈,朝核问题的解决难度与日俱增。长期以来,韩国将美韩同盟视为朝核危机发酵期的安全保障,同时,朝鲜亦因美韩同盟的持续强化而极速推进核武力建设,最终导致朝核危局愈演愈烈。应当说,朝核危机与美韩同盟两者间已互为因变量。然而,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战略指向不仅是半岛无核化,更主要的战略意图是为其全球战略体系服务。因此,“美主韩从”性质的美韩同盟会使韩国本身的战略指向发生偏移,最终,非对称性质的美韩同盟可能会成为阻碍半岛和平繁荣的关键因素。     

加强人民政协建设政治文明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的重要实现形式。必须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适应新情况,吸纳新阶层;与时俱进,深化基本职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动政协工作不断创新。     

美国的追捕逃犯特别工作组

美国追捕逃犯特别工作组唯一的任务是逮捕逃犯。它将联邦、州和地方执法机构的资源结合在一起,实施迅速有效的逮捕逃犯特别执法行动,围捕尽可能多的逃犯。经过精心设计和周密执行, 特别执法行动产生了较高的成本效益。     

Communication of A. P. Chekhov‘s Novels in U.K.

The article throws light upon the emergent situation in England near the close of the 19th century, when the necessity to “import” Russian literature, particularly of the prose of A. Chekhov was gradually becoming a prominent factor in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whole Europe. Figured in this process of the recept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termediaries from both Russian and French literary circles become the objects of special attention. The Russians, such as L. Tolstoy and O. Novikova, are given as examples of those who played key roles in direct literature contacts between Russia and England, meanwhile, the French authors, like Maupassant and Zola, are considered as the front runners for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literatures. The typological parallels between Russian and English literature are explained through A. Veselovsky’s theory of the “meeting of opposing currents”. The concept of a double, complex reception of Chekhov in England will be developed. On the one hand, Chekhov’s reception will be linked with his evolving reputation in Russian criticism (first, “Russian” Dickens, later “Russian” Maupassant) and, on the other hand, associated with the multiple, potentially conflicting needs of the English literary community (including writers, critics, and readers). These responses can be identified in part by those English participants attending to contemporary French influence in the Russian “flood” and others approaching uniquely English problems by directly seeking out Russian literary author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