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被害人谅解行为制度的建构

被害人谅解行为是指被害人在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后，所作出的明示或默示的原谅行为人不向有关机关告发或者提出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建议的行为。被害人谅解行为与被害人的告诉行为、刑事和解行为不同。被害人谅解行为的主体为被害人，主观上必须出于自愿，对象为行为人，方式上既可以表现作为也可以表现为不作为，时间上必须在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之前作出谅解的意思表示。被害人谅解行为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应当发挥一定的影响，应当建立被害人谅解行为制度，将被害人的谅解行为规定为法定的从轻刑罚的量刑情节。     

被害人行为的出罪化问题研究

在规范刑法学的视野中,行为人之行为对于犯罪的成立与刑事责任之轻重具有绝对的排他性地位,而被害人的行为仅被当作酌定的量刑情节,即使在行为的定性上有所涉及,也仅是构成要件的派生解释因素,不具有适正的体系性地位。这种观念,实际上是否认了被害人的行为之于刑法的重要意义,而且,也是没有对现行刑法进行全面理解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被害人行为具有影响犯罪行为性质的根本性作用。正当防卫及基于被害人承诺的行为即是其典型表现。     

日本刑法上的被害人危险接受理论及其借鉴

被害人危险接受是指被害人意识到危险并且自己积极地走进危险,或者被害人单纯被动地意识到危险,从而在被害人和行为人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法益侵害的结果。被害人危险接受通常出现在过失犯之中,其核心问题在于被害人的行为是否影响行为人的不法。对此,我国司法实践一般持否定态度。与此不同,日本的判例和学说认为在被害人危险接受的情形下,应当考虑其对行为人不法的影响,因为按照自我答责原理,每个人只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应为他人的行为负责。在被害人危险接受的情形下,被害人自我答责必须具备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我国司法实践应当借鉴日本刑法上的被害人危险接受理论,以便更好地实现刑法的公平和正义。     

关于被害人过错的法理探析

目前定义被害人过错多借用犯罪学的成果,正确的做法是定义刑法学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要考虑以下两点:其一,必须考虑刑法中确立被害人过错的实质意义;其二,必须考虑刑法学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同犯罪学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的区别。在现行刑法理论框架之下,被害人过错对刑事责任影响情形大体可以分为三类:1.通过超过和阻断因果关系而实现;2.通过被害人过错对行为人行为的违法性减弱来实现;3.通过被害人过错责任对行为人行为责任的抵消。被害人过错同样具有主客观相统一的特征,其基本构造也必须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论推定被害人承诺的成立要件

推定被害人承诺是和被害人承诺相关的一种特殊情形,它体现了对被害人自主决定权的尊重。它具有紧急避险的某些特征,成为阻却违法性事由的根据之一。推定承诺应遵循严格的条件限制,应当从前提条件、主观条件、实质条件、限制条件、行为条件五个方面对推定被害人承诺的成立要件进行构建。     

关于被害人过错基本问题的思考——以一起反暴力拆迁致人死亡案为视角

被害人过错是一种违反谨慎义务、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价值否定性行为。被害人之所以应承担责任在于其行为降低了行为人的可谴责性,对结果的产生施加了原因力。在被害人过错行为的刺激下,刑法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完全适法的行为,因而被害人过错降低了行为人的期待可能性。     

敲诈勒索罪的理论反思与区别性认定

敲诈勒索行为入罪的本质应该是行为人以威胁、要挟的手段使得被害人陷入极度恐惧而被迫交付财物。被害人之恐惧心理必须具有确定性和急迫性，即被害人在面对威胁之时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只有破财才能免灾。如果此恐惧心理在客观上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真实性和急迫性，在胁迫行为发生后，被害人为应对胁迫时还具有其他选择性、替代性的处理方式，就应该考虑排除敲诈勒索罪的适用。被害人面对胁迫仍然具有选择性的处理方式，往往是因为其遭遇胁迫是其先行作为所引起，且选择性处理方式的提出或者合意的达成往往也是其价值权衡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倾向性选择．刑法的否定性评价对此应该作出区别性认定。     

被害人承诺在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初探

被害人承诺可分为“合意”与“同意”两种形式。从发挥犯罪构成要件的机能、顺应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出发，将被害人承诺中的“同意”作为首先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然后基于法益衡量将其合法化的正当化事由更为科学。     

诈术的双重视角分析

在诈骗罪中,被害人之所以上当受骗,源于行为人使用了诈术。1诈术即欺瞒,表现为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一个互动过程。对于诈术的判断,需要结合行为人、被害人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从行为人方面看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有危害性,从被害人角度看被害人是否需要刑法来保护。只有从这两个方面考察都能得出肯定结论的,才是诈术,才能成立诈骗罪。结合两个维度来判断是否成立诈术的方法,可以为区分诈骗犯罪行为与民事欺诈行为提供思路。     

以被害人为视角的美国刑法理论

受被害人学理论以及被害人权利保护运动的影响而产生的美国被害人刑法理论,以新的视角审视刑法基本命题,其既关涉犯罪圈的限缩与扩张,也包括对刑罚的正当性命题。整体来看,美国被害人刑法理论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保护被害人权利的立场和谴责被害人的立场并存;被害人行为之于行为人犯罪与刑罚影响根据具同一性;主张扩张被害人行为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适用范围。     

被害人承诺与认识错误

被害人承诺在刑法上具有多种意义,本文着重论述了作为正当化事由之一的被害人承诺的成立条件,并且对被害人承诺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认识错误及其意义,区分不同情况进行了探讨。     

论被害人行为的刑法性质与地位

被害人行为包括被害人同意行为、过错行为和谅解行为;根据不同的标准对被害人行为进行分类;对被害人行为的双重性质进行深入探讨;分析被害人行为与行为人行为、犯罪结果的关系将被害人界定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将刑事法律关系看作为国家、行为人、被害人三方主体之间的关系;同时,在刑法学理论和刑事立法中,确立行为人行为处于中心地位,研究被害人行为是为准确对行为进行人行为刑法评价而服务。     

被害人特殊体质因素的刑法规制——以城管故意伤害致死案判决为例

在现有的司法判例中被害人特殊体质因素被不当的扩张适用，尤其体现在多起城管殴打特殊体质者致死案件的判决中，行为人因此被减免刑事责任。这种做法扩大了特殊体质因素的阻却作用，规避了行为人的罪责，因此在行为人本身就具有伤害故意的前提下，被害人特殊体质因素对故意伤害的行为人而言并不能作为责任阻却或者违法阻却事由，行为人应该对死亡的结果承担加重的刑事责任，并不因此而减轻罪责。     

被害人承诺中动机错误之限制解释及案例分析

动机错误原则上阻却违法,但是存在重大缺陷,应当对其进行解释与限制。许多被害人承诺中的动机错误,可以解释为法益关系错误中的法益价值衡量错误。部分动机错误的案例,应当根据承诺法益与保护法益的位阶高低加以判断。但是在涉及生命的场合,行为人单纯的教唆行为并非杀人行为,只能认定为无罪。     

论被害人同意行为量刑上的意义

被害人同意行为量刑上的意义是指被害人的同意行为虽不阻却犯罪的成立，但可以作为从轻、减轻处罚的理由。对于牵涉到公共利益的个人权益，被害人无权自由处分。经被害人同意而杀人的，对行为人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具体应充分考量行为的动机、被害人同意的原因、产生的社会影响等。帮助自杀的。对精神帮助者一般可不追究刑事责任，对物质帮助者视情节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甚至不以犯罪论处。经被害人同意造成严重伤害的。如为避免被害人更大危险的，被害人同意行为应当认定有效。同意被拐卖的，被害人同意行为不能阻却拐卖妇女罪的成立，但可作为从宽处理的量刑情节。     

有组织犯罪中的被害人权利保护

与犯罪组织相比，有组织犯罪中的被害人处于弱势地位，其权利保护现状不容乐观。有组织犯罪的受害者具有众多性与分散性，不少侵害行为的发生与被害人自己的行为也有一定的关联，加上有组织犯罪行为往往具有隐蔽性，且犯罪组织往往自行控制犯罪后的事态，由此增加了被害人权利保护的难度，导致被害人知情权、程序参与权与被害恢复权的保护力度不够。因此有必要建立信息通告制度保障知情权，妥善地运用自首、立功制度并适度地推动合法化进程，解除被害人维权的顾虑，并设立被害人补偿基金，保障被害恢复权的实现。     

论刑法中推定的被害人承诺

推定的被害人承诺与现实的被害人承诺不同。推定的承诺包括为自己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情形;推定承诺的正当化依据是为了保护被害人的更大利益;基于尊重自己决定权的立场,推定承诺的判断依据应该采取主观说;推定承诺的成立条件要具有紧迫性、有效性、可能性。     

被害人风险介入的犯罪论体系构建

被害人和行为人是多数刑事案件中必不可少的主体,现行的刑法理论往往只考虑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忽视被害人的作用。而在实践中被害人对于犯罪结果的影响有时超过了行为人的作用,尤其是风险的自愿介入对犯罪构成和刑事归责产生重要影响。通过被害人风险介入的犯罪论体系构建,力求赋予被害人正当化的根据,使其真正被纳入到犯罪评价中去,从而构建行为人、被害人和国家三元化的犯罪评价体系。     

论诈骗罪中被害人的处分行为

诈骗罪中被害人的处分行为是基于行为人的欺骗行为而陷入认识错误后作出＂终局性＂转移财产的行为。被害人处分意志是区分盗窃与诈骗的关键,被欺诈的财产损失由被害人自己造成;盗窃的财产损失由他人直接介入造成。在行为人使用诈骗术欺骗被害人抛弃财物然后自己取得财物时,如果抛弃财物与取得财物之间相隔的空间及时间很短,应以诈骗罪论处。     

被害人风险介入的犯罪论体系构建简

被害人和行为人是多数刑事案件中必不可少的主体,现行的刑法理论往往只考虑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忽视被害人的作用.而在实践中被害人对于犯罪结果的影响有时超过了行为人的作用,尤其是风险的自愿介入对犯罪构成和刑事归责产生重要影响.通过被害人风险介入的犯罪论体系构建,力求赋予被害人正当化的根据,使其真正被纳入到犯罪评价中去,从而构建行为人、被害人和国家三元化的犯罪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