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安部门委托人民调解制度

委托人民调解是公安部门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借助社会力量调处因民间纠纷引发的轻微违法案件的客观需要,是公安部门积极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举措。探索委托人民调解制度的功能定位、适用范围、程序规范、法律效力等问题,对不断发展与完善委托人民调解制度,释放公安行政效能,发挥人民调解独特优势,构建大调解格局等具有重要意义。     

论大调解格局下的人民调解制度定位

大调解格局是对我国社会转型、社会矛盾激增、社会纠纷亟须有效解决的积极回应,是社会管理创新之举。而人民调解制度源于传统调解制度,发展于建国后,对于预防纠纷、解决纠纷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在新时期,人民调解一度因不适应社会发展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大调解格局的形成,为人民调解的回归与功能的新定位创造条件。人民调解是社区建设、社区自治的必然要求,可以有市场、管理和司法模式的选择。人民调解是个多元的、开放的体系。     

浅谈转型期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以北京市海淀区的实践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矛盾纠纷频发,并呈现不断复杂化的形势,政府将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列为重要的工作内容。由于基层的社会矛盾是整个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因此,基层是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重点。人民调解是解决社会矛盾的重要方法,但不是唯一方法,除了人民调解之外,我国还有行政、司法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     

实现人民调解“延伸”至基层法院工作机制的思考

通过对各种民间纠纷的调解,人民调解充分发挥了协助政府化解社会矛盾、增进人民内部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功能。本文以人民调解和诉讼调解的司法实践为基础,分析了我国现阶段人民调解制度的基本功能及人民调解"延伸"机制的形成和发展,为完善人民调解机制、构建人民调解和诉讼调解有效衔接模式做出积极有益地探索,对人民调解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人民调解制度的现实困境及完善

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民间调解的延续和发展，它曾在化解纠纷、增进团结、预防犯罪、维护稳定、宣传法制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人民调解的作用明显下降。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有理论上的误区、社会结构的变迁、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解体、人民调解制度的创新不足、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协调等。为此，需要科学定位人民调解的性质和功能，完善人民调解的程序，加强人民调解的队伍建设，保障人民调解的活动经费，拓宽人民调解的受案范围，解决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对接与配合。     

铜仁市基层人民调解工作问题及对策研究

被国外称为"东方经验"、"东方一枝花"的人民调解制度是一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是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途径,在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体系中具有基础作用。本文以铜仁市基层人民调解工作为研究对象,就其成效和做法,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结合新形势下矛盾纠纷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与创新刍议

人民调解制度有利于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制度;有利于当事人实现意思自治和程序自治;有利于弥补、消除现代诉讼的缺陷和不足。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纠纷解决的需要,需要大胆对其进行制度完善与创新：实行“审调分离”;加强人民调解的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构筑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充分发挥其在预防、排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作用;引入正当程序机制,实现程序自由与公正;完善当事人调解激励机制。实现“诉调对接”。     

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形势的发展,人民调解工作在调解观念、组织体制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应当从立法及经费投入等各方面积极推进人民调解工作的创新与发展.     

医疗纠纷之人民调解制度探析

调解是现代社会解决争议的重要方式。当前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医患双方之间纠纷和矛盾比较突出,积极探索人民调解在医疗纠纷化解中的作用具有现实意义。随着2018年《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的出台,各界更加注重发挥人民调解在解决医疗纠纷中的主渠道作用,以期更好地促进医患和谐。通过研究医疗纠纷的成因背景,探讨人民调解制度化解医疗纠纷的优势,揭示人民调解制度在当前发展的机遇与困境,更好地推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顺利开展。     

建立完善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对接机制

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但目前两者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没有很好地衔接,尤其是人民调解制度日渐萎缩。建立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对接机制,有利于社会矛盾的迅速化解,有利于缓解法院的工作压力,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通过建立相对固定的调解组织,建立专门的指导组织,形成制度化的指导机制,建立法院与人民调解的程序性接触机制,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对接工作纳入综合治理考核等措施,实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社会力量与审判力量有机结合。     

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可行性与非必要性

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新的《行政诉讼法》将从2015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这是《行政诉讼法》实施24年来的首次修改。新《行政诉讼法》第60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然而,行政审判实践中＂变相调解＂现象却一直没有停止过,从而导致行政案件的撤诉率居高不下,大多学者及实务界对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不少学者对这种制度建立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论证。但综合考察之后,发现这些理由和根据并不充分。当前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不具备必要性。     

刍议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模式

2003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并逐步完善了人民监督员制度,从试行到全面推行,中国出现了若干种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模式,但是考察人民监督员的来源、合法性、人员组成等方面,这项制度依然存在“自己监督自己”的困境。除了尽快立法外,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制度还要考虑“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平衡问题。     

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及其化解

我国在经历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也带来社会矛盾增多叠加的负面效应。当前基层农村矛盾纠纷呈现个人与组织、群众与干部之间的矛盾占主导地位,纠纷与群众切身经济利益紧密相关,并大多数为涉法矛盾,群体性纠纷日益突出,群众非正常解决问题的增多、而依靠法律解决问题的偏少,对抗程度增加等特征,深刻认识矛盾纠纷,弄清矛盾纠纷的态势、成因、性质,做好主动直面应对,并按照不越级、不错位、不包办的化解原则,加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机制运用,大力推行矛盾纠纷预警制、重大决策风险评估制、引发矛盾纠纷责任追究制,才能从源头上消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     

人民调解：衰落与复兴——基于1986-2009年人民调解解纷数量的分析

中国法律年鉴人民调解统计数据勾勒了1986年以来人民调解解决纠纷数量变迁的“U”形轮廓,诉讼分流、社会结构转型、人民调解制度自身的不足是导致2002年以前人民调解制度式微的三大基本因素,而官方推动下的制度革新则是2002年以后人民调解制度重新焕发生机的主要原因。“后诉讼时代”人民调解制度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重要的基础性环节。     

见义勇为救济制度立法完善研究

见义勇为乃中华传统美德,但是这种美德在我国却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勇为者遭受人身与经济的双重损害却无处获得帮助。国家的立法混乱与统一立法的缺乏,导致见义勇为的救济体系岌岌可危。而我国现存救济制度的不足无疑会扼杀此种美德的延续与生存,因此,确立一种国家先行救济与完备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的救济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人民调解工作方法与效果探究

长期以来,人民调解工作在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21世纪以来,人民调解工作通过创新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民间纠纷数量巨大、纠纷千差万别,为人民调解工作的有效发挥带来了许多困难,但是人民调解工作的方式与方法并非没有规律可以遵循。在对民间纠纷进行充分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与梳理人民调解工作的基本方式方法,以提升人民调解工作的效果。     

调解的正当性与正当的调解

调解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符合中国人和为贵的大众心理,因此,调解具有正当性,是中国人的自然选择。当前,调解作为纠纷解决的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调解应坚持依法自愿和能调则调该判则判的原则,防止一刀切。     

论司法能力建设视野下的人民陪审制度

人民陪审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是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具体体现,是审判机关接受群众监督,保证司法公正的一项有力措施,是司法民主化的一种体现。然而,现行的人民陪审制度依然存在缺陷,以致影响人民陪审员的司法能力,本文试图探讨人民调解制度对人民陪审制度的影响与补充,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提出一种新的思路。     

大调解格局下的诉调对接

诉调对接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解决矛盾纠纷的模式。它表现为诉讼和人民调解在地点、人员、管理、经费、受案范围、”程序、效力等方面的衔接,主要是使人民法院（或法庭）接手的某些纠纷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得到有效解决。诉调对接模式是构建我国“大调解格局”的要求,它适应了我国的现状,能有力地化解矛盾、促进和谐。为实现社会和谐,就要在处理好诉调对接制度和法治的关系的基础上,实现诉调对接的进一步制度化,大力推广诉调对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