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央-地方力量格局的再探讨——基于权力手段与权力类型的分析

中央-地方关系历来是研究中国政治的焦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研究都从“分权”的视角出发，认为分权导致了中央权力弱化，并将再集权作为加强中央控制力的必然选择。但是，不论是在分权或是再集权下，地方主义导致中央政策无法顺利执行的现象都是长期存在的，这就需要对中央权力弱化的原因做进一步挖掘。本文运用罗伯特·达尔的权力理论，指出“集权-分权”视角的缺陷在于将“权力基础”错误地当作买际权力，而要深入研究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就应当关注中央的“权力手段”。同时，本文还结合迈克尔·曼关于强制性权力和建制性权力的界定，以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权力对于国家能力的影响．认为“中央-地方关系”研究应当关注中央的“权力手段”以及这些“权力手段”会带来什么类型的权力。     

怎样认识和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力

（一）首先要弄清国家权力的取得形式和来源是什么权力现象从古至今的客观存在 ,说明人类社会需要权力 ,权力也是人类组织成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社会、国家和法律的产生、存在与发展 ,本身就表征着权力的客观属性 ,它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因此 ,权力也是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历程而不断演化的文明形态之一。从人类社会自古至今权力现象的发展演变看 ,权力的取得形式和来源有多种多样 ,有所谓“神授权力”、“天授权力”、“君授权力”、“世袭权力” ,也有以篡位、政变、暴力、掠夺等方式取得权力 ,这是权力的非法治状态。近代以来 ,随…     

论人大权力与人民权力——关于人大制度的法理思考

“最高国家权力”与“国家最高权力”是有区别的概念.依我国现行宪法,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民(全民)才是“国家最高权力”主体,是高于全国人大、也高于执政党和其他任何国家机构的权力主体.全民权力的“最高性”,在民主国家直接体现为全民直选权和全民公决权.在我国体现为全国人大由人民(全民)间接选举产生,要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全民权力亦即整个社会主体的权力,高于各种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人,因而也可以说是最高的社会权力.     

建立健全科学的权力约束机制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架构和制约机制是否合理，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和权力运行。就党内权力制约来说，其最大弊端就是实际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和由权力制约失效而引起的权力失控和滥用。因此，建立健全科学的权力约束机制，对于保证“权为民所用”执政理念的贯彻落实至关重要。     

权力腐败是科学发展的致命伤

“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权力的产生，都是个人或集体通过拥有或占有社会资源的结果。政治权力、资本权力和知识权力中，政治权力对其它权力关系形式起着极其重要的制约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它一旦变质，整个社会机体就会混乱、霉变甚至腐烂，其最终结果就是亡党亡国。因此，权力腐败是科学发展的致命伤，只有通过“治吏”和“善治”，才能防治腐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宪法权力概说

宪法权力是受宪法规范的权力，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关的权力，其中主要指向国家机关的权力。国家权力的所有权属于国家，使用权属于国家机关。国家权利主要是指国家对外的独立权，国家权力主要表现为国家对内的管辖权，国家权利通常先于国家权力而存在，有时可以启动国家权力的运作。国家主权包括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前者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利，后者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力，前者应是国家主权的重心；主权对内是指国家权力的所有权而非国家机关对国家权力的使用权，国家机关对内只能行使国家权力，人民才能行使主权；从“主权在君”到“主权在民”，主权的主体和对象都发生了变化。     

权利与权力:行政法的理论逻辑

本文认为，行政法的核心范畴是行政权力，而行政权力的基本法律关系是行政与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关系。现代行政法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与国家行政权力之间的理性、动态的平衡，这既与法律调整的价值目标相一致，也符合权利与权力关系的性质和特质；但“平衡”并不排斥行政法的价值侧重。为了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必须坚持以控制国家行政权力作为行政法的基本价值取向，这既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法哲学价值论的基本原理，也是现代行政法的必然的价值选择。     

苏姗·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论浅析

苏姗.斯特兰奇是英国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她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把世界权力分为“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并从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四个基本因素分析国际政治中的权力结构。结构权力分析法克服了现实主义权力论解释国际政治权力的缺陷,是对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的一大超越。因而,对斯特兰奇“结构性权力”论的研究有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高校内部治理模式"去行政化"的构想与设计

高校内部治理模式“行政化”现象的本质在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配置错位，“去行政化”不是摒弃行政权力，而是重新配置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高校内部管理结构中的位置和运行关系，使二者协调运行并共同服务于大学的基本职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教授委员会制相结合的大学治理模式是一种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运行的有效机制，包括校级治理模式和院级治理模式两个层次，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权力关系定位：党委、校长与教授委员会的关系定位；教授委员会与学术权力的定位；大学校长的行政与学术角色定位：行政管理队伍与行政权力定位。     

关于纠纷、事实与权力的另一种地方性知识——以“上法院告你”为例

通过分析“上法院告你”的案例，笔者指出：在纠纷解决中，对“事实”及其解释的控制本身就是一种“司法”权力，对此权力的主张影响着纠纷各方对“事实”的理解及纠纷解决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笔者还批评了只关注“自上而下”的司法权力的法学实践。     

试论领导者非权力影响力及其提高的途径

领导者的影响力分权力影响力和非权力影响力两种。非权力影响力是领导者凭借个人品德、能力、知识、情感等因素构成。提高领导者的非权力影响力,实现由“权力型”领导向“魅力型”领导转变,不仅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     

“权力暴富”现象的成因及治理对策

“权力暴富”者是借助权力掠夺和侵吞社会财富的“暴发户”，是寄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的“毒瘤”。他们既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不是改革和市场机制的促进者，必须对其进行深入治理、严厉打击。从根本上治理“权力暴富”现象，需要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健全法律法规，加大惩治力度。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生成逻辑及其实践路径

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政党，对公共权力具有不同的认识，形成不同的权力观。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主要包括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察、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赋指明了权力的来源和基础，权为民所察指明了权力的主体和运行，权为民所用指明了权力的性质和归宿。认真实践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必须确定科学的选举程序，真正做到“权为民所赋”；规范权力的运行流程，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评估权力的运行绩效，务必做到“绩为民所考”。     

美国最高战略下诸多利益主体的选择——论美国首要权力的自我约束与各国的制衡

美国在后冷战时期拥有世界上首要的和最高的权力。这一现实令美国和世界各国都要做出新的抉择。一方面，“单极时刻”并不代表“单极时代”，在面临诸多竞争者的多极化时代，美国应自我约束，清楚地了解各国对付美国权力的策略，才能有的放矢地制定外交战略；另一方面，面对美国的首要地位和最高权力，如何利用美国权力发展自己，提高自己，获得最大国家利益，以便有效制衡美国权力的滥用，是所有国家都必须考虑的外交决策。由于对美国权力优势的制衡联盟难以建立，制衡战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制衡和反制衡将是国际政治的常态。     

论对权力实施监督的核心重点及监督方式的战略转变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就决定了对权力监督的核心是防止权力腐败;监督的重点是各级领导干部;监督的方式必须实现由“盯人”监督向“盯权”监督的战略性转变。     

运用科学方法优化县委书记权力运行机制

县级政权的效率和稳定影响到全国政局的稳定与发展。县委书记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对于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县委组织建设，必须运用科学方法优化县委书记权力运行机制。这就务必做到如下五个方面：审定权力的合法来源，务求做到“权为民所赋”；划定权力的使用边界，务求做到“制为民所建”；制定权力的运行流程，务求做到“利为民所谋”；确定权力的监督方式，务求做到“权为民所察”；评定权力的运作绩效，务求做到“权为民所考”。     

论权力晚与防止腐败

权力具有潜在的扩张性、排他性、诱惑性和腐蚀性，这些特性容易使权力被无限制地运用，从而导致各种问题特别是腐败现象的出现。防止权力滥用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即权力制约。权力制约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应当使人民群众实际地运用民主权利，在权力的意识、环境等方面进行控制，确立并运用完善的权力监督机制，有效地防止和治理腐败。     

权力来自权利的转让

有些权利不可转让;有些权利可以转让,但转让后还是权利而不是权力;有些权利的行使可能“产生”权力,但此权力是“构建”而并非“转让”的;有些权利的行使“启动”了权力,但并没有转让权利给权力;有些权利的行使产生了权力的载体,但并未产生权力本身。因此权力不是来自权利的转让,而是来自权力的转让：有的公权力来自私权力的转让（如部分国家权力、社会权力来自私权力的转让）：有的公权力来自公权力的转让（如国家权力与国家机关权力、国家机关权力彼此之间的转让,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社会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的转让）;有的私权力来自私权力的转让;有的私权力来自公权力的转让。宪法权力也不是来自宪法权利,而是来自私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转让。     

关于“软权力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研究“软权力论”，要对其整体的理论建构过程熟稔在心，要正视其所隐藏的独特的美国民族性，要认识到软权力与硬权力是相偕而行、水乳交融的关系。惟有如此，才能避免肤浅的、狭隘的研究模式，从而得出真正裨益于现实的研究结论。     

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分析

在检察机关的众多权力中，公诉权是最基本、最核心的权力。检察机关的性质应当由检察机关的公诉权这种核心权力，而不是由检察机关中的侦查权、抗诉权、判决执行的监督权、建议权等来决定。公诉权的本质是请求权而不是监督权，其权力本性是“诉”，即使它可能起到的某种“监督作用”，也不宜将其定性为监督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