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数量对毒品犯罪认定意义的理性思考

毒品数量作为毒品犯罪司法实践中的量刑标准,具有着重要作用。但作为法定刑幅度的依据,其起到的作用是片面的,其并不能全面反映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是对毒品犯罪法益的认识不足所致。为此,应当考虑毒品犯罪对公众健康的危害性,对毒品数量、纯度及其他情节所反映出的犯罪社会危害性进行准确的理解,同时通过明确量刑情节及具体幅度,适当调整法定刑,从而尽可能地对毒品犯罪合理的定罪量刑。     

毒品犯罪中的毒品纯度价值之提倡

在我国当前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毒品数量是决定毒品犯罪圈的划定和涉毒罪犯量刑的核心要素,但随着新型毒品的不断涌入和掺假毒品的增多,这种完全忽略毒品纯度价值考量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却隐性地扩大了刑事法网,也直接影响到这类案件的量刑公正。因此,对毒品犯罪案件中毒品纯度的价值应当予以重视和提倡。     

毒品犯罪中的毒品纯度价值之提倡

在我国当前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毒品数量是决定毒品犯罪圈的划定和涉毒罪犯量刑的核心要素,但随着新型毒品的不断涌入和掺假毒品的增多,这种完全忽略毒品纯度价值考量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却隐性地扩大了刑事法网,也直接影响到这类案件的量刑公正。因此,对毒品犯罪案件中毒品纯度的价值应当予以重视和提倡。     

规范学视野中毒品刑法泛犯罪化与重刑化的反思

在当前毒品问题情势下,应避免泛犯罪化思维,修改"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基于罪刑均衡的要求,应当区分毒品种类与纯度而进行定罪量刑。     

盗窃毒品犯罪的法律适用研究——基于2013年至2020年全国盗窃毒品犯罪裁判文书的考察

为进一步明确盗窃毒品犯罪定罪量刑的法律适用问题,通过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分析我国自2013年以来关于盗窃毒品犯罪的相关判决,对盗窃毒品犯罪的犯罪构成、行为状态、法条竞合、罪数形态、量刑情节等问题进行分析,揭示盗窃毒品犯罪行为的刑法学性质,可以构建出法益保护、罪数确定的法律适用规范路径。对盗窃毒品行为的定罪量刑应着眼于维护刑法所保护的整体法益,从维护法的秩序价值出发,坚持整体观念,系统适用刑法条文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定罪标准的认定要注重对毒品这种违禁品的占有价值和社会秩序法益的保护;量刑既要注重盗窃毒品犯罪的客体、对象、情节,也要注重考量盗窃毒品后上下游承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毒品犯罪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探究

毒品犯罪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政府对毒品犯罪的严厉打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许多不足和失误之处。应当将毒品犯罪认定为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走私、制造、贩卖、运输、非法持有毒品中的任何一种行为就构成了相应的犯罪既遂形态; 毒品是否最终流向社会,只能作为量刑情节考虑。在主观方面,除了直接故意外,间接故意也可以构成毒品犯罪。在量刑时,涉案毒品数量不是判处死刑的唯一标准,而应当综合考虑其他犯罪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为了协调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和刑法的冲突,建议将毒品累犯扩大至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等五种犯罪,个人和单位都可以构成毒品犯罪累犯。     

新型毒品犯罪法律规制探讨

对新型毒品犯罪的打击防范是目前禁毒工作中最为紧迫和棘手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国内外的新型毒品犯罪法律规制措施分析梳理,从刑事法律视角层面,提出规制新型毒品犯罪的建议。建议相关的司法解释能及时增加对新型毒品的定义、种类、所属的管制级别、准诉标准、量刑尺度等规定;相关司法解释能尽快完善关于毒品含量鉴定的鉴定分析方法、换算标准、鉴定的案件范围等具体内容,便于实践中操作;在恰当时机提高新型毒品犯罪相关定罪量刑依据的法律效力。     

毒品犯罪死刑若干问题研究

当前刑事立法对毒品犯罪死刑的规定比较原则,刑事司法实践在毒品犯罪死刑适用中对立法意图缺乏理性的思考和科学分析.为体现死刑基本刑事政策,实现刑法罪责刑相一致的基本原则,在一些"严重的毒品犯罪"中保留死刑的前提下,在刑事立法中,运输毒品罪不应保留死刑.在有必要对缴获毒品进行定性定量鉴定分析的同时,为在司法实践中规定统一具体的量刑尺度,实现毒品犯罪死刑案件裁量刑罚标准的统一和平衡,应制定我国的《毒品案件量刑指南》.     

毒品的种类、数量、含量与罪刑关系研究

毒品的数量、类型、含量与罪和刑有着密切的关系。毒品的数量,有时可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而一般情况下毒品的数量则被看成是决定刑罚轻重的标准;另外,在某些毒品犯罪中,毒品的种类与罪和刑有着直接关系;而毒品的纯度越高,其危害性也就越大。因此,应当对毒品犯罪案件中查获的怀疑是毒品的物品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并就毒品的种类、含量、数量进行鉴定,作出鉴定结论,司法机关应当将这些结论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论毒品犯罪中的毒品数量

毒品犯罪大多直接或间接涉及毒品这种特定物品。毒品数量的多寡与大部分毒品犯罪的定罪量刑密切相关。本文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禁毒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根据,对毒品犯罪中的毒品数量问题加以论述。     

刑法中善意原则之检讨——以人本思想为视角

人性人道人权应在善意的引领下成为法律的核心价值内涵.法律对人行为的定性是一种价值评价,而这种评价的标准必须是一种善良的标准.人本思想应内化于刑法,人性本善应成为立法者的内心确信,人道的教育刑理论应作为刑罚支撑,而在人权保障方面应注重人主体的差异性与主观方面的道义性.在立法上主张善意的应然法思想,司法上主张法官的善意解释原则,刑法只有在善意原则的指引下,才能实现保障人权的法律追求,成为人类良知的法律保障.     

略论法定刑的制约性

法定刑本身属性决定了刑事立法应该接受其内在精神的制约，做到同害同罚，异害异罚，不同犯罪法定刑应该达到平衡，法定刑的设置应该为司法适度解释提供保障，另外不能超越法定刑本身作出司法解释，其具体包括以下内容：最高司法机关作出的司法解释应该受到法定刑的制约；司法机关在运用刑事法律的时候，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也必须接受法定刑的制约。司法适用中对想象竞合犯罪、转化犯罪的认定也应该接受法定刑的制约。     

论刑罚效益及其实现

刑罚效益是国家动用刑罚自身成本即刑罚的制定、刑罚的强制力和刑罚的实际适用、执行所获得的对罪犯的应有的、惩罚的效果和迫使人们不去或不再犯罪的效果。刑罚效益受制于刑罚目的 ,确定刑罚效益必须以刑罚目的为依据 ,适用某种刑罚必须考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刑罚目的。刑罚效益的实现是一个过程 ,体现在刑罚的创制、刑罚的适用和刑罚的执行三个阶段之中     

中国古代量刑原则

古代量刑原则,是古代国家审判机关在量刑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它规范着整个量刑活动。中国古代量刑有三大基本原则: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基本准绳的原则,疑罪从轻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     

数罪并罚中的刑事立法政策问题探析

调高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其主要立法价值就是要协调数罪并罚的总和刑期与最终确定的数罪并罚总和刑期两者间的合理关系,这首先应当遵循刑事立法政策的合理性原则。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数罪并罚刑期的调高与“死刑过重、生刑过轻”存在直接关系,但也不能由“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缺陷直接得出数罪并罚刑期总和应当调高的必然结论。《刑法修正案（八）》修正数罪并罚总和刑期的结果,可谓是“重刑化”和“轻刑化”折衷的适中,是刑事立法政策在数罪并罚立法条款上的体现。     

论量刑公正的一般标准

在近代刑法学术史上,西方国家曾经围绕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的对立,就刑罚价值取向和量刑公正标准量刑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报应刑论认为"刑罚轻重应当与罪行轻重相适应",目的刑论认为"刑罚轻重应当与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最后在两者之间形成折中主义刑罚论,认为"表明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事实情况都是影响刑罚轻重的因素",此说为多数学者所赞同并为多数国家刑事立法所采纳。根据现行刑法第五条规定,我国量刑公正标准属于折中主义刑罚论,表现为"罪责刑相均衡",其精髓在于:刑罚的宽严程度应当与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相互适应",因此,正确处理法定刑、量刑情节与宣告刑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是实现量刑公正的唯一途径。     

论我国罚金刑制度的完善

罚金刑是现代刑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刑罚体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997年刑法典和1979年刑法典相比,在罚金刑的立法方面,增加了罚金刑使用罪名的范围,也改变了对罚金刑的适用方式和罚金刑的数额规定,但还有很多的不足和值得完善的地方。     

论量刑均衡及其实现路径

刑罚目的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司法层面刑罚的正确适用,即量刑均衡的实现。量刑均衡是建立在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它要求审判机关在适用相同刑事法律的背景下,对性质相同、情节相类似的犯罪案件,作相当的刑罚裁量,对同等犯罪科处同等刑罚,对类似的事件作出相同的裁判,以保持刑罚稳定和罪刑相适应。但刑事司法裁判中量刑失衡问题颇为突出,危害到了刑罚正义的实现和社会公众对法律应有的信仰和敬畏,妨碍了刑罚目的的实现。因此,必须从立法、司法层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对量刑失衡问题予以解决,从而最终实现量刑的均衡。     

关于管制刑的几点法理思考

我国刑法中的管制刑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表现在先期羁押的时间与管制刑刑期的折抵不合理、管制刑执行主体不合理、管制刑与刑法中特殊累犯制度存在冲突等等。同时,管制刑与缓刑有着极大的重合性,因此可以将管制刑废除而对缓刑制度加以改革以吸收其合理成分,同时将拘役刑作一些调整以完善刑罚体系。     

呆护与惩罚：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之选择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无论是严厉的刑罚惩治还是人性化的轻刑化、非刑罚化处理, 就实证效果看,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笔者主张,应对未成年人犯罪,宜采取轻刑化和刑罚严厉化两极化的刑事政策,以对未成年人犯罪这一社会顽疾实现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