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视角看服务型政府

当前,对服务型政府的研究倍受关注,服务型政府的提出不仅是人们对中国现实矛盾的理性思考,也反映了我国政府改革的基本思路。服务型政府的实质是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它预示着政府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的转变,标志着政府从全能的管理型政府向有限的回应型政府的转变.构建服务型政府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现行行政组织中各职能部门权限交叉重叠、职责不清的现象严重制约着政府的服务能力,需要从法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全方位、多角度的视野进行研究.传统的行政管理学界对服务型政府的界定更多侧重于政府的职能、政府的运作等方面,它关切的是政府的成立与发展方面的问题.至于政府为什么应该是服务型政府、如何保证政府是一个服务型政府等问题,则应该更多地从法学的角度去研究。从行政法学的视角研究服务型政府,构建我国服务型政府必须具有法治基础,必须获得法治的支持。有必要基于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理念,对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行政监督法和救济法等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提出以服务行政的理念改造我国行政法的基本思路。为此,我刊邀请相关专家学者撰文展开研讨。     

服务型行政法:逻辑与构建

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模式,提出了全新的政府管理理念。行政法必须进行相应的适应性变革。管理论模式、控权论模式及平衡论模式从理念到制度设计都无法适应服务型建设的要求,只有服务型行政法才能担负起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价值导向与工具服务的作用。必须从服务规范化、民主化、多元化三个方面对行政法进行重新构建。     

“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辨析

“服务型政府”反映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强调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法治政府”是“中国政府施政的基本准则”。从“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提出的背景、基本内涵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采看，“服务型政府”不同于“法治政府”。     

论我国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以人为本”是一种崭新的政府管理价值观、方法论和模式选择。把以人为本作为执政理念,必然要求把构建服务型政府作为根本的价值取向。践行以人为本理念、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基本途径包括树立新的行政理念、强化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以及建立健全政府回应机制。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加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为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出了新的建设要求与总体目标。从新时代的语境中加以分析,发现如今服务型政府建设还有许多不满足新要求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服务范围、服务理念、服务主体和服务供给机制等方面。针对上述几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从明确服务边界、牢固树立服务行政理念、加强服务队伍建设、形成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等方面来加以探讨。     

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我国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以正确把握服务型政府的内涵为前提,围绕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四项基本职能提高行政能力,实现政府管理理念、政府职能、政府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的根本转变。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几个问题

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是现代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本文从政府服务理念、服务途径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等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述。     

重塑警察职业素质的价值取向及基本要求

警察素质是警察职能有效实现的前提和条件，警察职能是警察素质定位的价值基础和指向。构建“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树立，使得重塑警察职业素质以切合警察职能变革已经成为理论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随着人权和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人权保障日益成为时代的强势话语。人们通过对警察职能的深刻反思，重新认识到警察的核心职能在于服务社会。因此，在重塑警察素质的过程中。将以人权保障作为核心价值理念。体现“以权利控制权力”的价值取向。并以彰显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体现依法控权的法治思想和实现服务社会的职能转变为基本要求。     

和谐语境下服务型政府的法治构建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必须依法服务,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以法治作为基石和制度保障。实现服务型政府,应该树立依法服务的行政理念,完善和健全行政立法体系,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强化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完善法治化的公共财政体制。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核心是强化政府服务职能

服务型政府是与传统的管制型政府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在本质上是社会本位、民本位;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核心是强化政府服务职能;服务型政府是自觉限制权力的“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是融管理于服务之中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是守法的法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政府;服务型政府应是阳光下的民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应是信息化的电子政府。     

从“依法求治”到“以治成法”——对法律执行力的思考

我国法治建设一直追求“依法求治”，注重实现法的秩序价值，而法治的真正内涵应该是“以治成法”，克服“依法求治”的工具性特点，注重法的多重价值的实现。从“依法求治”到“以治成法”的关键在于增强法律的执行力，这是目前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也是克服“依法求治”弊端的有效途径。     

论《行政强制法》对公安行政工作的影响

《行政强制法》是继《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之后又一部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重要法律。该法的制定,使公安行政强制的法律概念进一步明晰,强化了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具体事项的识别标准,强调了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执法主体的执法资格,确立了公安机关行政强制的适用原则,对公安行政工作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执法为民中“民”的主体地位

执法为民的逻辑基础是主权在民。法治的内涵,其根本点是"法律至上",也就是人民的意志至上。林肯把民主国家概括为六个字:"民有、民治、民享"。主权在民显然是民有,人民当家做主是民治,执法为民、执政为民是民享。     

试论政府服务与政府执法的关系

政府的性质和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决定了服务是政府的天职,法律的本质决定了执法是政府服务的基本方式。服务与执法目标和本质一致,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相辅相成。服务与执法统一的基础是公民本位或人民本位的行政价值观。     

行政处罚中“一事不再罚原则”研究

＂一事不再罚原则＂一直是行政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一事不再罚的具体含义,没有对＂一事＂和＂再罚＂的内涵做出明确的界定,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着很多重复处罚、多头处罚的现象,严重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降低了行政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只有科学界定＂一事＂和＂再罚＂的内涵,加强立法,扩大一事不再罚的适用范围,对行政处罚法律法规竞合的处理规定,行政执法主体竞合的处理原则等内容做出明确的规定,才能真正解决实践中多头执法、重复处罚、执法扰民等问题,真正贯彻一事不再罚原则。     

由“程序”而“法治”？——从文化视角浅议“程序正义”

在程序法制不断完善的当下中国．依然出现了集体性的违反法定程序实施的行政处罚行为，这是否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法律程序以其能吸收不满和限制恣意而被视为“法治国”建设的重要环节，对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如果不注意法律程序背后的文化支撑，那么“程序法治”很可能在“中国特色”的名义下违背提倡者们的初衷。     

柔性行政方式：推动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兼评莫于川教授主编的《柔性行政方式法治化研究》

时代的发展，促使传统的行政执法目标模式发生变化，也对行政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正如莫于川教授主编的《柔性行政方式法治化研究》一书所谈到的那样，以宪政发展的眼光，从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视角来看，柔性行政方式的出现和日趋规范的运用，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反映，是时代进步的必然选择。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我们要迅速转变观念，坚持刚柔相济、柔性优先的理念，解决行政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大力推动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困境及思考——写在《行政复议法》颁布十周年之际

行政复议制度在当今社会中应当起着解决行政纠纷、化解官民矛盾的重要作用，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环节。但当下行政复议陷入了公众认同感下降、办案质量不高、化解纠纷效果不彰的尴尬局面。为此，应在细微探究造成原因的基础上，进行针对性完善，促进行政复议的健康发展，推进行政法治。     

强制拆迁、财产权保护与地方宪政构建

近年来,在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以侵占农民宅基地和强拆民房为主要标志的拆村并居、强制农民上楼的运动,掀起了对农民权益的新一轮掠夺,引发了不少自焚抗争现象。农民被迫自焚,充分体现了地方权力的滥用与失控。在中央以行政手段制止地方滥用权力的同时,自焚抗争现象也对学界提出了如何加强地方宪政建设的理论课题。加强地方宪政建设,将地方权力纳入宪政框架和法治轨道,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保障农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任务。     

论国际私法保护弱者利益原则

弱者利益保护原则是国际私法追求实质正义和人文关怀的体现，它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突破和延伸，保护弱者利益原则已被各国国际私法所接受，并在立法中有所体现。文章从保护弱者利益原则的法理学基础入手，分析在具体的国际私法制度中，公共秩序保留、干涉性规则、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适当限制在弱者利益保护方面发挥的特殊作用，从而更好的推动我国国际私法对弱者利益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