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类型及其法律保护——以美国法为视角

言论自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庞大体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司法判例已创立出煽动性言论、商业性言论、挑衅性言论、象征性言论、诽谤性言论、淫秽性言论等诸多言论类型,并对之分别适用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原则、四步骤分析法、查普林斯基原则、奥布莱恩检验标准,真实抗辩原则、合理评论原则、真正恶意原则,米勒原则等法律保护原则与法律保护标准。     

公职人员名誉权与言论自由冲突的宪法定位

公职人员在我国相当于宪法41条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实践中,公民因对公职人员发表批评、检举等言论往往被以诽谤为名追究各种责任,公职人员的名誉权与公民言论自由发生了现实冲突。考察西方诽谤立法、司法实践,公职人员名誉权与言论自由冲突有由部门法调整向宪法调整的倾向。在我国当前背景下,对此冲突应从宪法的高度寻求解决机制,探究宪法规定的精神并运用此精神在个案中进行价值衡量和合宪法律解释。     

美国宪法言论自由条款相对性之我见

言论的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美国宪法条款的言论自由为广义概念,包含了＂纯粹言论＂和＂象征性言论＂。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是受到限制的,具有相对性。该条款在美国的司法适用中时而宽松时而收紧,均需进行个案裁量,与具体的案情以及社会现实和国家利益考量密切相关。言论自由相对性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这一权利在我国的实现依然任重而道远。     

美国言论自由之民意基础实证考察

实证考察表明,美国绝大多数公民在理论上崇尚言论自由,但在实践中却并非如此。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言论自由保障程度最高的国家,这既与美国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法律传统相关联,又与美国司法界、学术界对言论自由价值的日益重视以及新闻媒体的身体力行密不可分。针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某些充满道德与法律争议的言论,多数美国公民的否定性态度与司法、学术和新闻传媒领域的主流群体所秉持的宽容与开放的立场,形成了评判美国言论自由事业的两个关键性支点和衡平力量。在美国宪政框架内,美国特色之言论自由事业的快车将驶向何方,值得中外学界不断关注与研究。     

互联网时代下的言论自由及其限制

言论自由是国际人权法和各国宪法所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互联网平台使言论自由获得一种新兴的传播方式与表达渠道,虚拟的共同体成为其特殊载体和存在空间,隐秘性、多向性、迅捷性等成为其明显突出的特点。言论自由在凭借网络实现便利表达之时,过激言论和舆论暴力等现象借助网络空间不断地滋生蔓延,故有必要对网络言论加以法律限制。我国目前的法律对其调控重事后惩治轻事前预防,可操作性较低,应当把言论自由权细化和融入到实体法之中,用更多的实施细则强化对言论自由的监管。     

商业言论自由的宪法学思考

商业言论自由是指公民为商业目的而传播商品或服务信息的自由(或权利).商业言论自由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其宪法地位为宪法文本和宪法判例所确认.商业言论自由之宪法保护的意义在于实现经济领域的言论自由、保护消费者权益和控制政府权力.商业言论自由对于言论自由本身具有重要意义,商业言论自由既是对言论自由价值的明证,也丰富了言论自由的价值内涵.在权利类型上,商业言论自由具有言论自由和经济权利的"竞合性"特征.     

言论自由视角下网络法治化的宪法学审视

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的权利,网络的产生为公民言论自由的实现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由于网络具有许多不同于传统传媒的特殊性质,要规范网络言论就不能套用传统的模式而必须寻找新的法律界限。鉴于国情的不同,应在了解网络性质的基础上,从具体实际出发,有效地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寻找本国的网络空间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网络法治化是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也是必然要求。     

浅析公民言论自由与官员名誉权之关系

政府官员的名誉权和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之间存在冲突。美国和德国处理相关问题的经验对我国有借鉴意义。我国应在给予公民言论自由更多空间的导向下进行相关实体法的制度建构。     

美国的政治平等和言论自由——以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1]为视角

言论自由和政治平等的关系历来是美国的热门话题.随着政治竞选开支一路上升,美国民主政治有沦为“金钱游戏”的危机.在2010年的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最高法院做出了《两党竞选改革法案》的重要法条违宪这一有利于言论自由的判决,并且推翻了两个重要的先例.在这一判决背后,是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在政治哲学和司法哲学上的差异,同时其也对美国社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新媒体时代律师助推美国网络言论自由发展

新媒体时代的言论自由是美国言论自由领域中近年来出现的新课题,其产生与"新媒体"的迅速壮大密不可分。其中网络平台的言论自由保护和规制问题,已成为其中最为突出和核心的问题。美国作为言论自由保护宪政实践最为发达的国家,在网络平台言论保护方面也有其独特一面,供职于大型科技公司的律师在制定着全球网络言论规则即是典型范例。律师在制定企业言论政策时,无疑会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带来的影响,同时需要关注最高法院关于言论自由案件的司法判决,更为重要的是综合理解公司的实际情况以及国会就言论自由所制定的一系列法律。     

舆情下的审判——法官对舆情压力的应对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同时还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当一个案件通过媒体进入民众视野后,大部分民众对案件的关注,更多地是建立在已有的先见之上,而不管法律下的事实认定。由此,舆情给法官审判案件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在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下,面对舆情,法官应当根据预期受众、社会共识度和社会效果,或侧重详尽事实、或加强说理论证,有选择地完善判决书,法院应当从舆情规律的把握出发,采取分阶段引导舆情和建立舆情危机应对机制等措施,帮助法官直面舆情、积极减压。     

推进我国宗教法制化建设进程之探讨

我国不仅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还是一个多宗教国家。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特点决定了我国宗教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我国是由坚持无神论的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我国没有信仰宗教的公民远远多于有宗教信仰的公民,所以,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保障公民宗教自由方面面临着更为特殊和复杂的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因此需要在法制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来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本文通过探讨在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现状和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的困境,为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提出法制建议,以全面完善我国的法制建设进程。     

言论自由能否成为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

现代的社会是法制的社会,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法律的调整以及约束,自由只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自由;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发表言论的自由势必要受法律的制约,当言论的内容或者方式触犯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时,也势必会产生相应的法律责任。从危害行为的特征和基本形式来看,发表言论这个行为是能够成为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的,这意味着言论自由也要受法律制约。在认定发表言论是否构成刑法禁止的危害行为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握危害行为的实质以及发表的言论中所可能构成的犯罪的实质,具体分析其可能产生的行为后果,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动机,再进行具体区分。     

平衡论之价值——以美国政府有关公民言论自由的理念嬗变为例

平衡论是现代行政法学及宪法学的重要基础理论,对于指导我国行政法制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实现民主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美国政府有关公民言论自由之理念嬗变为平衡论的价值作了最好的诠释。     

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从促进司法公正的视角谈媒体监督机制的构建

司法独立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承认并一体遵行的基本法律准则。公开审判亦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新闻舆论的力量在宪政体制中一直被视为一种独特而独立的力量被对待。媒体监督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 ,基于新闻本身的特性 ,又对司法独立构成天然侵犯。如何在二者之间进行取舍、平衡 ,体现了不同国家的价值准则。基于我国目前的现实国情 ,媒体监督体制的构建必须以维护法律权威、维护司法权威为前提 ,做到客观、公正、准确。     

论司法公正的障碍与制度选择

法律保障着人类的平等、自由和安全,是维护正义的手段,而法律得以有效实施,得益于程序完备的司法制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就必须找到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多半是源于制度上的缺陷。我国现行司法制度的主要缺陷表现在:司法权力地方化、司法活动行政化、司法队伍整体素质偏低等。这些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已严重制约了法律的有效实施,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司法的权威。因此,司法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论言论自由的政治权利属性——基于法解释方法维度的思考

无论是《宪法》第34条的但书规范解释，还是我国现行法律体系规定的政治权利范围；无论是政治权利的比较法考察，还是新中国宪法文本有关政治权利规定的变迁，指向的一个初步结论是：我国1982年《宪法》文本中的政治权利包含《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只需强调的是：《宪法》第35条规定的权利不仅仅只是政治权利。     

司法口语的语体特征

在司法语境中,话语的表达就不能象日常生活中的话语表达那样自由、随意。无论是司法人员,还是司法相对人的话语,都要受司法语境的制约。司法活动中司法人员的话语称为司法口语。司法人员既是法律的表述者,也是法律实施的主导者,所以,司法口语应该有严格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