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受贿罪客观方面比较

一般国家刑法上对受贿罪均有规定,但在立法上却存在着较大差异。本文仅就中国、日本两国刑法所规定的受贿罪在客观:方面作一比较,希望在修改刑法时能够有所裨益。 我国《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第4条第1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     

试论对斡旋受贿罪的正确理解

通说认为,《刑法》第388条规定的斡旋受贿罪,行为人必须是利用其职权或地位形成的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制约关系,这是对该法条的误解。如果存在这种制约关系,就不是斡旋受贿罪而是普通受贿罪了。所以,不应以“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限制。斡旋受贿罪仅限于行为人利用本人的身份便利,即只要是位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立场实施斡旋行为即可。     

对现行《刑法》中受贿罪的法律思考

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过于简略。通过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行为、贿赂范围、为他人谋取利益、犯罪主体、回扣和手续费的分析 ,建议通过立法 :1.将索贿罪与受贿罪分离 ,规定不同的量刑幅度 ;2 .将索贿罪改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 ,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或物质性利益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3.将斡旋受贿罪独立 ;4 .另设职前受贿罪与职后受贿罪。     

关于完善贿赂罪立法的几点思考

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法》第185条对贿赂罪作现定。此后,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刑法》第185条作了修改,规定索贿、受贿罪比较贪污罪论处,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无期徒刑和死刑。1988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该规定对贿赂罪作了重要的修改、补充,并规定了单位可为受贿罪主体。1989年11月6日两高又作出了《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解答》不仅对如何执行有关规定作了解释,实际还作出了新的立法规定,如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亦构成受贿罪。这一系列逐步完善、详实的规定,弥补了《刑法》规定过于简单的不足,为我国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也解决了大量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方面遇到的困惑。但在短短的十年中,关于贿赂罪的规定频频出台,而且变化很大,也反映了我国关于贿赂罪规定很不完善;即使是现在,几经修改、补充,仍有诸多不足之处,尚不能适应现阶段反腐败斗争的需要。笔者本文将尝试就其中几个问题略陈管见,以期有益于反腐斗争并就教于高明。     

论我国刑法中受贿罪规定的缺失与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对贿赂犯罪规定的不足制约了打击该类犯罪的力度。本文以刑罚法规正当原则和现实执法情况为视角,分析了受贿犯罪规定的缺失。并提出,在保留我国受贿罪立法中的合理因素的情况下,应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香港、日本的法律为参考,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刑法,以完善受贿罪立法。     

受贿罪的立法思考

受贿罪的立法思考周其华受贿罪是职务犯罪的一种，其社会危害性相当严重。我国立法机关非常重视对受贿罪的立法和修改完善。１９７９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时，将受贿罪作为渎职罪的首条加以规定；１９８２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严惩严重破坏...     

受贿罪立法完善之设想

如何修改受贿罪以更好地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衔接，更有力地打击贿赂犯罪的讨论由来已久。文章从我国受贿罪的立法规定与打击受贿罪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我国现行受贿罪的立法缺陷，并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有关内容和其他国家有关受贿罪的立法规定，提出了扩大受贿罪中“贿赂”的范围、取消“为他人谋利益”的构成要件及构建定罪量刑二元标准的立法建议。     

职务犯罪: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的磨合─—惩治职务犯罪研讨会综述

一国家工作人员在刑法适用中几种特殊情况的理解与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作为贪污、受贿犯罪主体的演变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1979年刑法对贪污、受贿罪主体规定，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规定：“本规定所称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在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军队、国营企业、国家事业机构中工作的人员，以及其他各种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两部法律对贪污、受贿罪主体的规定从内涵到外延都是一致的。（2）以198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     

外国公职人员受贿的刑法规制

运用国内刑法惩治外国公职人员受贿,这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内容。相比之下,我国刑法中对外国公职人员受贿的规定还属于起步。文章对《公约》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刑法中应补充规定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的罪状和罪名,调整受贿罪的法条规定,以完善我国的刑法。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问题研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的罪名,其主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和其他关系密切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其近亲属及其他关系密切人,不限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在性质上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自己与现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关系和其他密切关系作为交易的筹码,通过现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行为人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请托人的行为不构成行贿犯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不同于受贿罪,也不同于斡旋受贿行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如果离职前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离职后收受财物的,应构成受贿罪。由于《刑法修正案(七)》首次将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规定为犯罪,所以,对其生效以前实施的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无溯及力,不得以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浅析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

我国新《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清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从上述规定我们不难看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中的一个主观构成要件，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之一，因此对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进行全面、细致地分析和研究，对于正确判断其真实意图，衡量具体受贿罪的社会危…     

“黑哨”龚建平犯了什么罪

对“黑哨”龚建平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法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主要观点有四 :无罪 ;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 ;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受贿罪。根据《体育法》等法律的规定 ,中国足协行使着国家行政职权 ,作为裁判的龚建平应属于“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 ,因而其行为应构成受贿罪。     

论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问题——以《刑法修正案（七）》为视角

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离职受贿行为在《刑法修正案（七）》中被规定为犯罪,解决了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定罪难题,但是对这种行为应定为何罪仍存在争议。虽然该类人员的受贿行为与受贿罪规定在同一条文中,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其并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特征。因此有必要将此类行为与一般受贿行为予以区分,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具体界定。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亟需厘清的几个问题

为严厉打击腐败犯罪、严密刑事法网,我国《刑法修正案（七）》新规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但是,我国《刑勘所规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我国《刑法》中其他相关犯罪规定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有关规定,在立法和概念上的关系亟需厘清,这是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前提,也是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的基础。     

论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兼论受贿罪与贪污罪犯罪主体的区别

受贿罪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以特殊主体为重要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 ,对受贿罪犯罪主体的认定 ,历来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根据我国《刑法》对受贿犯罪主体的规定自 1979年以来有几次变化 :一是要严格限制受贿罪的主体范围 ;二是应当依法确定受贿罪犯罪的区别及受贿与贪污罪的区别     

从受贿罪立法看与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冲突

我国《刑法》中对受贿罪的有些规定不够合理,甚至违背了刑法理论,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困难。本文着重分析了受贿罪的部分要件和量刑设置,并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亟须厘清几个问题

为严厉打击腐败犯罪、严密刑事法网,我国《刑法修正案（七）》新规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但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我国刑法中其他相关犯罪规定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有关规定,在立法和概念上的关系亟须厘清,这是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前提,也是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的基础。     

受贿罪争议问题比较研究

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存在一定的不足。为了更好地发挥刑法的功能,应该对我国刑法、外国刑法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进行比较研究,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刑法的有益经验,对我国受贿罪的规定进行补充和完善。     

斡旋受贿问题研究

斡旋贿赂行为侵害的是其他公民的正当权益和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同时也侵害了社会公众对国家的信任感。《刑法》第388条中"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作为斡旋受贿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具有缺陷,应予取消。     

受贿罪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适用研究

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是一种权钱交易的职务犯罪，其社会危害性相当严重，我国新刑法分别规定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并规定了严厉的刑罚处罚。本文根据新刑法对两种自然人受贿罪的不同规定进行了分析比较，提出了司法实践中应注意正确理解和研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