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童”事件的刑法处遇思考

愈演愈烈的"虐童"事件引发人们的持续关注,将此行为纳入刑事领域进行规制的呼声也十分强烈。然而我国现行刑法体系难以将诸多"虐童"行为合理评价和规制,因此,有观点提出增设"虐童"新罪以严厉惩治侵害儿童权益的行为。笔者认为,此种观点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并在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对"虐童"行为规制的应然路径应在于完善现有虐待罪条款的基础上,进而对虐待罪的具体完善路径和我国儿童福利体系建设的必要性提出了一定的建议。     

浅议重新界定我国虐待罪的犯罪主体问题——以幼师虐童案为展开

频频曝光的幼师虐童事件暴露了我国刑法对虐童行为刑事处罚上存在的法律空白和尴尬境地。现行刑法中没有合适的罪名来规制这些虐童行为，同时局限于刑法中虐待罪主体的限制，大量的严重虐童行为无法得到刑法的惩罚。面对社会中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有必要对现有刑法进行修正，适当扩大虐待罪的主体范围，发挥刑法在儿童等弱势群体保护上的应有作用。     

论虐童犯罪的刑法规制

浙江温岭虐童案引发了学界对虐童行为刑法规制问题的思考.儿童身心的稚嫩性、虐待行为对其伤害的潜在性以及不利影响的深远性,类似的虐童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此有必要予以刑法规制.考虑到罪名的逻辑结构,以及为体现对儿童的特别保护精神,增设虐童罪是一种更为合理的选择.     

虐童行为的类型分析及刑法规制

鉴于虐童行为的复杂性，对虐童行为有必要从伤害的类型和侵害主体与被虐儿童的关系的不同视角进行类型分析。在现行刑法的规定面前，对幼师之类非家庭成员虐童但危害结果未达到轻伤害以上的行为，按寻衅滋事罪或侮辱罪定罪处罚都存在解释上难以跨越的障碍，只能按无罪处理。通过立法修改将幼师之类的情节严重的虐童行为入罪化确有必要。针对我国现行刑法对虐童行为规制存在的不足，借鉴域外立法经验，有必要单独增设虐待儿童罪。     

幼儿园“虐童”事件探析

"温岭虐童事件"打开了尘封已久的潘多拉盒子,我们在谴责施虐者的同时,更应该对经年已久的幼教积弊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只有从思想上切实认识虐童行为对儿童身心健康的严重危害性,彻底革除根深蒂固的社会虐童文化传统,变革幼儿教育体制——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严格教育行政监管制度,切实提高幼教素质,建立健全虐童法律体系和社会支持系统,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力参与其中,形成全方位的儿童福利与权益保护体系,虐童问题才有望得以解决。     

虐童行为刑法规制初探

频发的虐童事件不断冲击着社会公众的视野，如何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儿童这一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如何对虐童行为进行有效的处罚和治理．是一个亟需探讨的问题。虐童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应当将其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之内。但是。在现有的刑法体系之下。对于虐童行为的规制，仅仅需要扩大“虐待罪”的主体适用范围即可。并不需要单独设立一个“虐童罪”。这是因为：其一．类似于“浙江温岭幼师虐童案”的虐童行为更符合虐待罪的特征；其二。扩大虐待罪的主体适用范围，而非增设虐童罪，更有利于维护刑法的稳定性和刑法体系的完整性。     

教师虐童犯罪的刑法规制

教师虐童案件频发,对其中构成犯罪的行为是以寻衅滋事罪还是以虐待罪处罚在学界存在争议。司法实践中多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但是并不合适。从长远考虑,应当适当扩大虐待罪主体范围,将虐童情节作为该罪告诉才处理原则的例外,据此以虐待罪规制教师虐童犯罪,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虐童行为”刑事立法完善之构想

由于我国刑法中虐待罪的犯罪主体仅限于家庭成员,所以对于家庭成员外主体的虐童行为存在法律上的空白。实践中,公安机关通常以侮辱罪、故意伤害罪或寻衅滋事罪等"替代罪名"予以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但这些"替代罪名"都难以将家庭成员外主体虐待儿童行为准确归罪。因此,应该完善刑事立法,单列"虐待儿童罪",以保障儿童的合法权利。     

论教师虐童犯罪的刑法规制

教师虐童案件频发,对其中构成犯罪的行为是以寻衅滋事罪还是以虐待罪处罚在学界存在争议。司法实践中多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但是这并不合适。从长远考虑,应当适当扩大虐待罪主体范围,将虐童情节作为该罪告诉才处理原则的例外,据此以虐待罪规制教师虐童犯罪,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教师虐童涉罪行为的刑法分析

教师虐童案件频发,对其中构成犯罪的行为是以寻衅滋事罪还是以虐待罪处罚在学界存在争议。司法实践中多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但是这并不合适。从长远考虑,应当适当扩大虐待罪主体范围,将虐童情节作为该罪告诉才处理原则的例外,据此以虐待罪规制教师虐童犯罪,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虐待行为的刑法规制——由“幼师虐童案”引发的思考

现实生活中“虐童案”不是个案,虐待他人行为也不只是虐童一种.处在社会更广泛范围内的、发生于非家庭成员之间的一般性的虐待行为,较多存在且社会危害性严重,应该运用刑法进行规制.我国刑法中的专门虐待行为罪名即虐待罪、虐待被监管人罪、虐待部属罪和虐待俘虏罪,由于行为主体和对象的限定性,均不能适用于一般的虐待行为.虐待的故意和行为有其自身性质,一般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和寻衅滋事罪.但部分虐待行为如果情节严重并符合其他的相应要件,可以适用侮辱罪.虽然这是遵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值得肯定的司法理念,却是次优之举,最佳方式是立法完善.     

由幼师“虐童”事件引发的对加强幼师生素质培养的思考

近年频发的幼师"虐童"事件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本文从施虐者主体层面就幼师虐童问题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并从幼师生培养角度提出消解幼师虐童问题的对策:净化社会文化环境,改善幼师生存处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实现立德树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强化师德的示范效应;完善幼师生培养体系,提高幼师生综合素养。     

刑事法视野下虐待幼童之法律规制——以浙江温岭幼师虐童事件为例

浙江温岭虐童案的报道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一时之间讨伐声四起，而长久以来对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缺陷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现行法律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可操作性低，儿童的人身权益受到威胁。将虐童行为以恰当适宜的方式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是法律为反映民意、适应社会发展而做出的调整和完善，也是法律本身价值的内在要求和体现。     

从犯罪客体看我国的婚姻家庭类犯罪——以浙江虐童案为例

从浙江虐童案可知,家庭关系外的虐待行为同样产生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虐童案不能适用寻衅滋事罪,从处断上也不能适用虐待罪。婚姻家庭类犯罪应当脱离婚姻家庭关系这一刑法客体对其的束缚,顺应1997年《刑法》修改的潮流,将婚姻家庭类犯罪扩大至"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广义上的同类客体之中。     

从“虐童事件”看儿童权益的法律保护

近段时间,＂虐童事件＂成为街头巷尾的热点话题,网上各种言论也是铺天盖地,针对这一热点话题从事实和法律两个角度探寻事件发生的原因,重新审视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对儿童权益保护的缺失,并试图从现有法律体系框架下尝试性地探索加强儿童权益保护的补救措施。     

论道德权利诉求中的司法克制主义——以浙江温岭“虐童事件”为分析背景

在浙江温岭的"虐童事件"中,针对肇事者颜某侵犯幼童道德权利的虐童行为,一种主张"重判"颜某的司法舆论成了该事件中的倾向性舆论。在权利社会中,道德权利是一种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权利形态。在道德权利的"法律化"过程中,我们要警惕道德权利"泛法律化"现象的出现。在司法实践层面,针对道德权利诉求,司法应该保持一种"克制"姿态。在社会纠纷解决的机制层面,对道德权利的实现和保障迫切地需要建构相关的道德权利纠纷解决机制。而在司法与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层面,面对社会舆论当中的道德权利诉求,中国司法要防止陷入到"从‘司法舆论’到‘舆论司法’"的逻辑怪圈当中。     

警察追缉行为规制浅探

对违法犯罪嫌疑人进行追缉,是警察常用的缉拿违法犯罪嫌疑人的措施之一,但是对警察追缉行为必须进行法律规制。现行法律规制警察追缉行为有四种方式,但规制警察追缉行为的法律存在疏漏、矛盾和不一致等问题,规制警察追缉行为的法律需要完善。     

“剽窃”行为的认定与处罚

"剽窃"与"适当引用"两种行为在表现形式上虽然有些相似,但在其性质上却有本质的不同。行为动机:前者卑劣,后者纯洁;行为方式:前者偷偷摸摸,后者光明正大;行为所及内容:前者既窃取观点,也窃取材料,后者只是利用他人作品的某一方面;"利用"他人作品数量:前者可能"照搬"全文,后者只是其中极少一部分。适当引用是一种正常的科研活动形式,剽窃则是一种违规违法甚或严重的犯罪行为。我国现有法律对剽窃行为所作的处罚规定畸轻,因而有必要加大惩罚力度,将其纳入刑事法律规制的范围。     

中美警察执法程序规制比较及启示

中美对警察执法行为的法律规制模式存在差异。美国宪法和司法判例对规制美国警察执法行为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法官在判例中通过对宪法条文的解释,积累并抽象出规制执法行为的规则,摆脱了法律文本表述对司法的制约,实现了较好的执法规制效果;我国主要通过制定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发布司法解释对警察执法进行规制,强调立法过程的逻辑严谨和文字表述精湛,但忽视司法过程的能动性,法律适用受制于文本表述的局限,因而有时缺乏可操作性,难以实现实效。我国法律对警察执法规制应更注重实用主义,从"立法规制"向"司法规制"的思维模式转变。     

行政事实行为的法律规制探析

行政事实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实务问题。在实践中,行政事实行为具有很强的正面效应,也存在明显的负面效应,由此决定必须要对行政事实行为予以法律规制。从理论上讲,对行政事实行为予以法律规制,亦是由现代法治原理、行政法的"控权"属性以及权利本位理念所决定。对行政事实行为予以法律规制,应完善行政事实行为程序规制机制;健全行政事实行为行政复议机制;构建行政事实行为诉讼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