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别交往理论的犯罪观对青少年犯罪防治的启示

差别交往理论是美国20世纪犯罪原因的社会学观点发展中的里程碑。它突破了传统的从生物和心理异常方面探讨犯罪行为原因的研究定式格局,将视线切换到“正常的人”是如何学习进行犯罪行为的问题上,牢固确立了“犯罪行为是习得的”观点。本文试图从差别交往理论的犯罪观入手,探求其理论的积极意义所在,并以此为根据,揭示其对我国青少年罪犯防治的有益启示,以期对实践有所裨益。     

犯罪客体界说

一、犯罪客体诸说 对犯罪客体的界说,刑法理论界主要有如下观点: 1、“权利说”。认为,犯罪客体是犯罪所侵害的权利,犯罪是违反别人权利的行为。这一观点由刑事古典学派的重要代表人德国的费尔巴哈首倡。 2、“法律规范论”。认为,犯罪客体就是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法律规范。这种法律规     

关于犯罪构成理论中危害结果与犯罪客体的理论思考

目前,我国关于犯罪构成理论中危害结果问题,理论界及各版本《刑法学》教材存在着不同观点。归纳起来有三种认识。 1、认为危害结果不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将危害结果定义为:犯罪行为对犯罪客体造成的“实际损害”。 2、认为危害结果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将危害结果定义为犯罪行为对犯罪客体“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的损害”。 3、在对危害结果作定义和阐述中,回避了其是否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问题。     

比较视野中的犯罪行为——兼论犯罪行为学的诞生

在犯罪学和刑法学的双重视野里,“犯罪行为”并不是含义统一的概念。考察犯罪行为应当在自然行为的基础上进行,这是考察犯罪行为的底线。为了统一“犯罪行为”的定义,犯罪学和刑法学都面临着转变。在科学定名的基础上,具体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科学设定“犯罪行为”模型,合理规定具体犯罪罪状;二是制定应用“犯罪行为”模型的实体过程规则;三是形成一套指导犯罪行为模型构建和应用的理论,揭示犯罪学关注的散在性动态“犯罪行为”过渡到刑法学关注的可以被刑法规范评判的静态“犯罪行为”的规律。     

关于行为犯罪化问题之我见

“无行为则无犯罪,亦无刑罚”。这一罗马法格言表明行为是构成犯罪的基础。任何犯罪必须付诸子行为,没有行为,犯罪也就不会存在。由于有了犯罪行为,才会有犯罪行为作用的对象,犯罪行为作用于犯罪对象时所产生的结果即犯罪结果,任何犯罪所具有这些外在事实特征。在犯罪证明中具有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作用,犯罪行为是犯罪构成要件中占主导地位;不可或缺的要素。     

关于罪犯矫正的逻辑阐释

在罪犯矫正的认识论上，主要有矫正否定论、可改造论和层次矫正论三种观点。大多数学者认为矫正否定论的倡导者应是世界上有着很大影响的犯罪学家龙勃罗梭，他提出了重要理论“犯罪天生论”．认为“天生犯罪人”是不可矫正的。我们认为龙勃罗梭的理论被学界曲解了，只看到了其强调天生犯罪人不可矫正的一面，而忽略了其理论对矫正犯罪人的积极意义。可改造论主要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所秉持的一种观点，认为罪犯是可以改造的，罪犯具有矫正的可能性，但罪犯矫正是有条件的。从逻辑意义上来讲，对罪犯一定条件下的可以改造并不是都能够改造。层次矫正论认为，罪犯中有的是可以矫正的，有的则是不可能矫正的。因此，只有树立矫正有限论的理念，才能对不同层次的罪犯，运用不同的策略。     

试论挪用公款罪的追诉时效

追诉时效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我国《刑法》第78条第1款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这里的“犯罪行为有连续或继续状态”是指犯罪行为是连续犯或者继续犯,这两种犯罪的追诉期限从犯罪行为实施终了之日起计算。因此,认定挪用公款犯罪究竟是不是继续犯,对于确定挪用公款罪的追诉时效显得至关重要。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持有型犯罪

现行刑法所确定的众多犯罪中,持有型犯罪以其鲜明的特征而区别和独立于作为和不作为这两种犯罪行为的方式。使我国刑法理论中犯罪行为方式的划分方法实现了从“二分法”到“三分法”的演变,在犯罪构成上具有重要的立法论意义。本文拟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对其进行评析。     

论洗钱罪的主体要件

洗钱罪的主体要件是否排除了上游犯罪行为人,应当在刑法规范和刑法论的双重框架下寻找答案。本文从三个角度来分析:一是刑法规范的解释;二是事后不可罚行为;三是罪数理论。笔者通过批判“他犯说”的观点,认为洗钱罪的主体应当包括上游犯罪行为人。     

“成瘾犯罪”若干问题探析

“成瘾”是行为人由于反复或者过度从事某种行为而导致的一种精神行为障碍，行为人在这种状态下实施的犯罪行为即为“成瘾”犯罪。成瘾犯罪的产生有多种原因，因此，对其预防也应从多方面入手。精神行为障碍是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重要因素，刑事责任能力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成瘾”犯罪的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和大小将决定其刑事责任的有无和轻重。     

出卖不满十四周岁亲生子女行为的定性

出卖不满十四周岁亲生子女行为的性质,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不构成犯罪、构成遗弃罪、构成拐卖儿童罪。笔者认为此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首先该行为符合拐卖儿童罪的犯罪构成;其次,符合法条竞合的原理,拐卖儿童罪与遗弃罪存在法条竞合的关系,应根据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适用拐卖儿童罪定罪处罚。此外,《收养法》的提示性规定指引该行为的定性应适用《刑法》,而《通知》和《纪要》不具有对抗《刑法》的效力。     

论青少年犯罪预防理论研究视角的根本转向——从犯罪原因到犯罪断念

断念是行为主体（特别是青少年越轨者或犯罪人）在一段稳定的时期内对犯罪偏好明显与确定的拒绝。现阶段犯罪预防措施主要通过控制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来遏制青少年犯罪的增长趋势,绩效前景颇为黯淡。从聚焦于犯罪原因分析到致力于犯罪断念研究的战略性转向,将成为当代社会犯罪预防的重要突破。作为人生状态与行为过程的犯罪断念,在静态结构与动态运行的结合中发挥着青少年犯罪预防的积极效果。     

论确定的一罪中的复合行为犯罪

根据犯罪客观方面所表现出的行为可以将确定的一罪分为单一行为犯罪和复合行为犯罪,根据复合行为犯罪的概念,可以归纳出复合行为犯罪的四个特征。以复合行为犯罪中两个以上行为的地位、相互关系和法律的规定为标准,可以将复合行为犯罪分为并列的复合行为犯罪、必要的复合行为犯罪和任意的复合行为犯罪三种情形。我们可以在概括提出并列复合行为犯罪和必要复合行为犯罪的定罪与处罚的一般原则后,来着重分析目前在认定任意复合行为犯罪未遂与既遂、中止和共同犯罪问题上的难点、分歧及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处理这些问题的原则和理由。     

刑事司法视角下的国民预测可能性

作为刑法的精神内核,罪刑法定内含预测可能性原理,意图通过明文规定的犯罪与刑罚,克己守法的法官运用形式思维严格适用法律,使民众事先能够预测自己的行为性质,保障行动的自由.然而预测可能性原理实现前提的假设被证伪,刑法规范的模糊性与法律概念的类型化,使得法官适用法律时必然适当能动.同时,法官的法律思维与民众的日常思维存在较大...     

环境犯罪的成因分析及伦理对策

环境犯罪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是由于主观上的故意和过失造成,另一方面是科技水平的限制而导致的。我们要预防环境犯罪的发生,就必须以增强公民环境意识为切入点,从而规范人的行为,提升人的素质,实现环境保护。     

犯罪构成要件体系论

关于犯罪构成要件,我国刑法学界普遍认为,行为构成犯罪,以犯罪构成要件的满足为条件。暨任何行为,凡是符合某种犯罪的构成要件,犯罪就成立,反之亦然。笔者认为,犯罪客体不是犯罪构成要件;犯罪主体是犯罪构成要件;而否定性要件应成为犯罪构成要件。因此,所谓犯罪构成就是指依刑法之规定,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条件的总和,而一定的成分以及有序的组合就是犯罪构成要件体系。     

关于犯罪标记行为几个问题的思考

犯罪标记行为是满足行为人心理情感需要或反映其欲望的附加行为,是表征犯罪目的的目的行为;标记行为是侦查分析工具;惯技与标记行为两相比较,后者模式化程度更高;损伤结果形态相同或相似并不意味着形成原因相同或相似,正确分类研判犯罪标记行为才能找到真正的致罪因素,才能使侦查分析更为准确、透彻。     

生活方式视域下的犯罪学研究

生活方式是在一定社会条件制约下的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往方式,是人类生活与行为的意义之网。在犯罪学中,生活方式不仅可以理解为被害人的生活方式和犯罪人的生活方式,它还是一种研讨犯罪问题的整体背景、社会环境及基本语境。于是,对犯罪现象、犯罪人、犯罪原因及犯罪治理等问题的思考与解读其实可以转化为对行为、群体或阶层、生活方式与社会秩序的失衡和矛盾、社会治理等四个方面的研讨。     

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关系

在危险驾驶罪增设之前，交通肇事罪是典型的过失犯罪，“飙车”与“醉驾”同无照驾驶、超栽等其他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行为一样，只是作为交通肇事罪成立的前提条件而存在，当此类行为过失造成伤亡结果时成立交通肇事罪。但危险驾驶罪的增设。使得交通肇事罪存在着单纯过失犯罪与作为危险驾驶罪之结果加重犯两种不同构造，因此，明知对方醉酒却唆使其驾驶机动车过失致人伤亡的，构成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的结果加重犯）的共犯，二人均需对伤亡结果承担刑事责任。     

论刑法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及司法认定简

危险驾驶罪的设立体现了在风险社会下保障公民权利的需要.它属于危险犯,其成立并不一定要出现实害结果,而是只要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即可.其侵害的法益应为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重大财产的安全以及公共生活秩序的和平与安宁.犯罪客观方面主要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驰,情节恶劣以及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犯罪主观方面为明知自己的危险驾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或危险,而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或危险的发生.另外,正确认定该罪与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