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技犯罪的发展趋向及其法律对策研究

生命科技犯罪是生命科技发展负面效应的集中显现。未来生命科技犯罪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发展趋向,即:犯罪带来的危害将日益严重,犯罪领域将进一步扩大,有组织犯罪、团伙犯罪与单位犯罪将越发增多。生命科技犯罪的应对离不开一般法律手段,但更需要刑法的介入。为了更好应对生命科技犯罪,刑法应当做相应修改。     

生命科技犯罪的发展趋向及其法律对策研究

生命科技犯罪是生命科技发展负面效应的集中显现。未来生命科技犯罪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发展趋向,即:犯罪带来的危害将日益严重,犯罪领域将进一步扩大,有组织犯罪、团伙犯罪与单位犯罪将越发增多。生命科技犯罪的应对离不开一般法律手段,但更需要刑法的介入。为了更好应对生命科技犯罪,《刑法》应当作相应修改。     

论生命科技刑事责任的功能与我国刑法之完善

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在生命科技发展过程中具有自身特殊的功能。其对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当前，我国刑法尚未明确规定现代生命科技犯罪，现有的刑罚体系也远不适应打击生命科技犯罪的需要。为此，需要立法者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补救。     

我国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研究

生命科技犯罪是犯罪学、刑法学与生命法学的交叉领域,是一个需要犯罪学家、刑法学家及生命法学们共同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理论新区,但目前国内学者对这一理论新区的研究却极度不足。不仅研究力量较为薄弱,研究视角过于受制于现行刑法的规定,且缺乏对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问题的宏观研究及对现实热点问题的关注。在目前我国生命科技犯罪频繁发生以致影响刑法正义与和谐社会建构的情势下,强化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方面的研究意义重大,为此,急需要我国加强对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研究。     

浅论生命科技犯罪的刑事责任

生命科技犯罪是一种新型的犯罪,与其他犯罪相比,这类犯罪具有明显的两面性、浓厚的伦理性、较强的科技性,并在罪与非罪的界定方面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对生命科技犯罪的规制需要专门的刑事法律责任制度.我国刑法应逐步规定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同时建立和完善单位犯罪的刑罚体系.     

论生命科技犯罪及我国的法律对策

生命科技犯罪是伴随着生命科技发展而引生的一种特殊犯罪现象.当前.很多国家都在其立法中明确规定了相关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我国的现行生命立法也在应时生命科技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需进一步完善.我国更应当重视和强化生命科技犯罪的刑法应对策略.     

生命科技犯罪与现代刑事责任

生命科技犯罪是生命科技发展对现代刑事责任制度带来的一项重大挑战。面对生命科技犯罪的挑战，刑法应当设置生命科技犯罪并为其配设专门的刑事责任制度。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应当以风险预防为基本理念，并遵循犯罪经济分析的原理，并应当在追求罪名及责任具体化和明确化的同时，尽可能保留一定的限度和弹性，以便及时将那些新出现而尚未为刑法犯罪化的生命科技犯罪纳入刑法的规制视野。     

生命科技犯罪引论

生命科技犯罪是近年来频繁多发的一类犯罪,这类犯罪在各国生命科技法中有着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我国刑法应当介入对生命科技犯罪的防治,但立法者应当理性把握防治生命科技犯罪的原则和理念。作为防治策略,刑法应当明确规定生命科技犯罪。     

两岸四地生命科技刑法比较研究

生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生了生命科技犯罪现象。为此,我国台湾地区、香港及澳门特区与祖国大陆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并以风险预防为理念进行了相关的刑法制度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生命科技犯罪的社会负面效应。我国大陆应当参考和借鉴台湾、香港及澳门地区应对生命科技犯罪的立法经验,进一步完善应对生命科技犯罪的刑法制度体系。     

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比较研究

生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生了生命科技犯罪现象。当前，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为此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并以权益保障和风险预防为理念进行了相关的刑事责任制度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生命科技犯罪的社会负面效应。我国应当参考和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应对生命科技犯罪的立法经验，对生命科技犯罪采取相应的刑法对策。     

论未遂犯的处罚依据

未遂犯作为一种危险犯,虽然不需要以实害结果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但却具备以“行为无价值”为内涵的完整的犯罪构成。处罚未遂犯是立法上基于“行为无价值”的评价之必然结果。     

论现代生命科技发展对我国刑法基础理论的冲击

现代生命科技的迅猛发展对刑法处罚范围、刑事立法的稳定性、刑法法益保护范畴、刑法解释理论等刑法基础理论提出挑战。面对现代生命科技,我国刑法必须针对性地作出调整,以便能有的放矢地进行应对,其主要路径一是强化刑法解释,拓展刑法适用空间;二是增设大量生命科技类别的犯罪。     

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问题探讨

毒品犯罪刑事政策是一个国家特定历史时期总的刑事政策在毒品犯罪领域的具体体现,它着眼于毒品犯罪的基本态势,以惩治和预防毒品犯罪为目标,通过立法、司法、执法等活动和措施反映国家对毒品犯罪的基本态度。毒品犯罪刑事政策有五大价值基础,即秩序、法治、效益、人道、科学,它们对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设定、执行、调整均具有指导意义。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的认定与责任

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组织犯已经构成要件化,是狭义意义上的组织犯。准确认定这种组织犯的关键,需要对其作为构成要件的四个特征进行全面把握。它存在完成形态和预备、未遂、中止等各种未完成形态。在责任认定中,过剩的组织行为与组织犯的成立已关系不大,其责任可分别归入领导、积极参加和一般参加者来承担。组织犯在评价中存在重复评价问题,在评价时应该减去重叠的部分。     

刑法视野下计算机网络犯罪相关研究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计算机网络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现阶段刑法制度方面尚未完善,许多不法分子就会钻取法律的空子,并以非法获利为主要目的,产生了很多危害性极强的网络犯罪行为。为防止和打击此类犯罪行为,需要结合当前的刑法规制形式,采取切实有效的方式方法,对计算机网络犯罪行为加以处理与控制。认真研究计算机网络犯罪的发展特点以及刑法规制策略等相关内容,是有效防范和应对计算机网络犯罪行为的重要步骤和有力举措。     

近代刑事法学思想的先声——霍布斯刑事法学思想述评

一般认为,是贝卡利亚首先将启蒙思想引入刑法领域,贝氏也因此被称之为"刑法学之父"。其实,早在贝氏之前(早于贝氏113年),霍布斯就完整地提出了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并论述了犯罪的概念与原因、刑罚权的来源、罪恶与罪行、不得自证其罪、反对刑讯逼供等刑法学思想。这在中世纪欧洲的刑事法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霍布斯不是一位职业刑事法学者,这可能也是他的刑法学思想至今未被人们充分理解的重要缘故。但他关于刑法的一些基本理论与见解,给后人以重大影响,如果说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是近、现代意义上刑法思想的启蒙,那么霍布斯的《利维坦》就是其启蒙之启蒙。     

论构成要件与刑事政策的关系

刑法学是最为精确的法学。而这样的精确不仅仅是教义学的缜密的逻辑推导,还应在建构逻辑推导之前就以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作为价值基础奠基这样的逻辑大厦。这样的刑法学是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融合的成果,能够成为这样的最为精确的学科。“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翻译到教义学语言中就是犯罪论的“有效益犯罪论体系”、刑罚论的“例外规律——量刑反制定罪”以及行刑论的“刑事和解对教义学的价值回归”这样的一系列重大范畴。构成要件作为犯罪论体系最为基础的阶层,对于犯罪成立的定型、区分、个别化、推定等诸多功能,使得追求有效益犯罪论体系的理论建构,又必须以之为入口（本文以刑事政策的视角观察构成要件的理论沿革。进而介绍罗克辛教授以刑事政策为导向进行建构引导的构成要件理论变革。最后对刑事政策在我国刑法教义学建构的结构和解构的范式进行了初步探索）。     

犯罪范畴基础理论研究

犯罪是重大的历史现象与社会现象。在相关的学科当中,刑法学和犯罪学与犯罪的关系最为紧密,均以犯罪作为学科基本范畴。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学科任务和学科性质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犯罪学与刑法学对于犯罪范畴的理解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理论上很小的差异会给实践带来很大的影响,学科间犯罪范畴的差异与沟通的确是无法回避与忽视的重要问题。该意义上的犯罪范畴,既直接关系犯罪性质的认定问题,也直接关系犯罪圈的划定问题。     

《刑法修正案（八）》与刑法思维的转换

回顾从1979年《刑法》到《刑法修正案（七）》的刑法改革之路,可以发现,在犯罪圈的划定与刑罚量的调整方面,我国的刑事立法一直在延续着传统的权力刑法思维,即着眼于权力统治与强化社会管理,以＂秩序＂为价值中心,试图将犯罪预防与治理的所有细节纳入权力的控制范围之内。与之前不同的是,《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削减死刑罪名、强化对特殊群体的权利保护以及社区矫正立法化等内容,是权利刑法思维的体现。这一重大转变的背后,有着国际因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决策者权利意识的增强与普通民众维权活动的增加等国内因素的影响。     

科学的刑事政策概念应如何界定——“刑事政策学”研究对象的哲学反思

作为刑事政策学研究对象的刑事政策概念应当具有科学性,而这与刑事政策学的科学性紧密相联.刑事权力应当成为界定刑事政策概念的逻辑支点,因为作为科学的刑事政策学是一种关于刑事权力的理论知识体系.刑事政策学的科学性,使它不得不限于研究刑事权力与最明显最极端的分裂性社会行为之间的矛盾,这既是其高明之处,也是其无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