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地财政关系的宪制变迁与法制调适

央地财政关系的宪法规范调整国家财政权力的纵向划分,央地间财政关系的本质是一国财权财力在中央与地方间的调配,与一国的宪法体制密切相关。作为“元规则”,明晰的央地财政关系的宪法规范对于一国的财政法治化至关重要。我国的《共同纲领》以及四部宪法对央地财政关系都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其变迁过程与国家央地财政关系的探索实践相关联。国家最终确立了“分税制”的现行央地财政关系,取得良好成效的同时也带来了对国家治理工作的宏观不利影响和对央地财政分权机制的制度性阻碍。现行央地财政机制仍受国家法治化和国情的影响,应通过法制调试手段,按照集权有度、分权有法的原则,合理划分央地财政权责。     

地方治理的模式选择:财税视角下地方主体地位再思考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财政提升至国家治理高度,包含财政在内的国家统治方式面临着全方位的重构。在国家权力内敛化和社会价值多元化的治理模式下,不仅在形式上表现为多主体、多中心、多途径、立体式的协商与合作型社会管理模式;在实质层面,即权力是否可以空间的理性布局分散化,也成为探索地方治理的路径之一。本文将从国家权力体系着手,以财政为中心对新型地方治理的模式选择进行分析,重新思考地方的主体地位。在传统模式下,驾驭型的国家权力以垂直统治为核心,而在以权利重塑国家权力的当今社会,水平的、平等的、和平的谈判模式即治理是推进法治的重要路径。     

城市治理结构中抽象系统信任建设与法治*--以书面文化认同为线索

城市治理结构优化有赖于抽象系统信任的进化与法治的发展。抽象系统信任在城市社会中承担着特殊的社会信任重建功能，并推动着法律信任、法治发展和城市治理改善。从各国的城市治理基本规律和经验教训来看，让抽象系统信任和法治在城市治理结构中处于重要维度既是各国城市治理建设的基本经验之一，也是衡量一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而书面文化认同既是抽象系统信任本身和城市化的产物，同时又参与到了抽象系统信任建设和城市治理完善之中。     

转型社会治理中的法律结构初探

一国社会治理中的法律结构本质上取决于该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历史上对于这一关系有两种理论类型,一种是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模式,一种是市民社会高于国家的模式。它们相对应的社会治理类型分别是统治型和自治型,使用的手段分别以硬法和软法为主。实际上这两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有失偏颇,其对应的社会治理类型也都有其不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结构性平衡和良性互动方是最佳选择,而在其指导下的"治理"模式也最为有效。这种模式下软硬法混合施治,形成一元多样的混合法结构,最能满足转型社会时期的现实需要。     

国家治理进程中激励机制的转型与建构

国家治理过程中激励机制是解释发展的重要变量。我国激励机制的建构是以体制、制度、文化为支撑的,结合国家发展目标与个人理性诉求的利益兼容性激励模式。这一模式中,国家维度的目标设定与官员维度的奖励设计是激励机制的核心。从以魅力型权威为依托的政治忠诚到以科层制理性为依托的绩效追求再到多元激励目标的形成,激励机制的目标设定是随着治理环境和治理语境的改变而转型的;而从精神奖励到财政奖励再到晋升奖励的转型,激励机制中的奖励设计则为国家治理中不同历史时期的官员行为提供了不同的策略性动机和动力。     

第一讲 现代国外财政法律制度的综述和展望

<正> 财政法律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法律部门,它是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和国家政权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在由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制国家、再向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化中,财政法律也逐渐变得更加丰富和完善。在现代社会中,财政法律的地位和作用更加显著,财政法律与宪法、行政法、金融法等外部结构之间的关系;与预算法、税法、成本法、     

城市转型与社会治理

改革开放将近40年来,我国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发展经历了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的转变过程,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由单一性、同质性向多样性和异质性转变。随着城市的转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婚姻家庭、族群之间的关系、社会整合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社会管理模式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存在诸多问题。当前,我国正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城市的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关键所在。论文结合田野个案资料,在分析城市转型的基础上,指出城市的社会治理需要从单一的、静态的向多元、动态和文化多元的理念转变;制度上的转变,即如何保障更多人参与社会治理;实践层面上的转变,需要建立不同人群之间的沟通模式。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软法的功用、不足与优化

我国自古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乡村是国家稳定的基石。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迅速推进,国家的经济力量和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城乡发展不平衡,大批劳动力进城造成的乡村“空心化”,乡村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严重阻碍了乡村的现代化发展与治理。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乡村治理现代化,我国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也就无从谈起。     

美英警务智库概览

警务智库在西方国家有着长久的发展历史,在社会治理、犯罪预防、反恐安保等方面发挥着政府'外脑'的特殊作用,成为在公共安全领域影响政府政策制定的重要力量。美国:美国警察基金会POLICE FOUNDATION Advacing Policing Through Innovation and Science美国警察基金会(Police Foundation)是一所非营利、无党派、无政府领导的研究机构。以创新思维与科学技术领导警务发展为己任,将公安机关、研究学者与社会各成员紧密联系。     

理财治国视阈下财税改革的法治路径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与"理财治国"观念一脉相承。在现代国家,法治构成了国家运行和发展的基本轨道,因此,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从本质上看就是国家治理的法治化。从整体主义视角出发,财税改革与财税法治密切衔接、相互配合,堪称国家治理的两大核心要素,共同铺就了建立法治化的现代财政制度的必由之路。将《三中全会决定》、《四中全会决定》以及其他中央文件结合起来看,便可管窥法治框架下的财税改革整体方案和行进路线,其需要从财税立法、财税法律实施等角度着力构建,并且以机构设置的改善、专业人员的充实为内部配套,以政治体制的优化、经济体制的升级为外部保障。通过明确和坚守财税改革的法治思维,能够有力推动我国财税法治体系的全面形成和顺畅运行,进而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保障纳税人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财政何以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

本文运用财政社会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对财政为什么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以及中国在此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提出该命题的原因做了理论阐释,并从税收和公共支出两个方面的法律约束、政府支出责任的确认、财政问责制的形成、央地之间合理的财政关系,以及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公平正义等方面,对我国当前财税领域的若干核心和关键的问题做出了分析论证。本文的核心观点是,财政是连接政治、经济与社会三大子系统的媒介,只有把财政问题上升到这个综合性极强的理论高度,我国现代财政制度的建构和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才是现实的和可能的。     

国家治理法治化背景下的财政制度完善研究

国家治理代表了公共领域权力作用方式的重大变革,但是国家治理不应当改变权力限制与权利保障的基本法治精神,国家治理仍然应当在法治轨道上实行。财政是推进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活动中的参与主体、行动方式、行动依据方面的特点与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高度契合。在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的背景下,应当重视发挥财政制度的作用,通过构建财...     

公司治理镜鉴国家治理

治大国若烹小鲜.于现代经济社会,国家治理与公司治理存在多层次、多向度内在关联.中国内地公司治理状态折射着国家治理取向.在一定意义上,完善国家治理须先治理好作为社会经济细胞组织的公司;与此同时,公司治理难题又是国家治理困难的缩影——其破解有赖国家的制度供应,正为国家治理进步标示着方位与路径.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内地公司步入丑闻高密度爆发期.从国     

健全和完善财政金融法律制度 治理通货膨胀

<正> 近年来,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如何抑制通货膨胀,成为政府部门急需解决的紧迫问题。本文试图从健全和完善财政、金融法律制度这一角度来探讨怎样治理通货膨胀。一、健全和完善财政税收法律制度 (一) 改革现行税收法律体制,理顺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抑制投资膨胀和     

财政立宪问题探析

财政立宪是一种关于国家和国民之间财产关系的理念和原则,本文主要从国民财产权对国家财政权制衡的角度,通过分析税收、公债、预算、支出的立宪控制在西方财政问题、政治社会发展中的意义,揭示财政立宪对我国财政实践的启示。     

司法改革之美中法官制度比较初探

司法制度是一国法律的基本内容与核心。而无论是西方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法院在司法体制中充当维护法律权威和施行法律的重要作用。如果把法院比作机器,法官无疑为这个机器正常运行的燃料。"从法律上说,被授权在法院里对某些案件或问题做出判决者是法官。"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法官制度的不断革新促进了宪政的完善和司法制度的发展不断完善。因此,一批富有法律素养的高质量法官是支撑着一国司法运转的重要部分。本文主要通过对中美两国不同的法官制度相比较,来追寻着两个国家法官制度的规律性内容以及发展的方向,对重构法官制度、深化司法改革进行探讨。     

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公共性价值诉求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必然包含着价值、制度、组织与机制四种要素。其中,价值赋予了整个治理体系灵魂性根基,决定了治理发展的方向、重心与次序。因此,有必要从价值维度来探求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所蕴含的价值诉求。通过历时性回溯分析,可以看到中西方国家都呈现出"国家统治/管理体系"向"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的发展逻辑,而蕴含在这一过程中的价值导向则是一条趋向"公共性"的路径。当前,我国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不仅意味着我国治理制度、方式和手段的现代化变革,更昭示着治理的公共性价值从"形式"走向"实质"的历史进程。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应以价值与技术的统一为方法论前提,以"合作共治"为目标愿景,以社会公正为行动原则,进而谋求平衡价值与技术、权威与自由相统一的现代化治理路径。     

法治与人治异同论

法治之治,多指一种治理活动,也指一种治理的结果状态;作为活动,有主体、对象、方式等问题值得研究。法治和人治的主体都是人,都是人依据人的意志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治理。法治是民治与官治的统一、治官与治民的统一、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统一。法治国家的特征是民本、和谐、法律至上。     

法治与人治异同论

法治之治,多指一种治理活动,也指一种治理的结果状态;作为活动,有主体、对象、方式等问题值得研究。法治和人治的主体都是人,都是人依据人的意志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治理。法治是民治与官治的统一、治官与治民的统一、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统一。法治国家的特征是民本、和谐、法律至上。     

非政府组织促进社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研究观点之比较

农村建设与发展,始终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问题,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自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提出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这一主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对其进行了探讨。未来社会治理主体应该是多元化的,换言之,应该是由多个治理主体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或非政府组织来共同促进新农村的构建,通过他们之间的互动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