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合同争议的司法救济途径

行政合同作为一种新型行政管理手段,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领域,对于行政合同的司法救济途径仍一直未予明确。在此,本文介绍了我国行政合同制度的现状,重点分析了我国行政合同争议的司法救济问题包括司法救济的法律依据、适用程序以及裁判根据方面的困窘,并对建议改造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以促进我国行政合同司法救济制度的完善。     

试论我国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完善

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行政管理的形式不断发展,变得更加多样化,行政合同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手段(抑或称为行政活动方式),在行政机关运用得越来越频繁。但行政合同制度在我国法律上却未得到确立,制度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其救济制度的不完善。因此,应正视这种现状,在法律上确认行政合同制度,并完善其救济途径。     

行政合同救济的反思与重构

随着现代行政管理的发展,行政合同在国家行政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尽管行政合同在行政法中的地位仍有争议,但在行政实践中已有大量行政合同的存在。行政合同的大量运用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纠纷,而救济渠道不畅,制约了行政合同法治化的进程。本文从行政合同的行政可诉性入手,对行政合同救济的范围、救济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根据行政合同纠纷的特点,结合当前的司法救济制度对行政合同救济制度进行了构建,以期促进我国行政合同救济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论行政合同的救济制度

行政合同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很多行政合同纠纷得不到有效的法律救济.建立和完善协商仲裁以及行政复议制度,建立双向性的救济结构以及对行政合同制度制定单行行政法规对于解决行政合同中出现的纠纷具有积极意义.     

论公民养老权法律救济制度的完善

公民养老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也是一项法定权利。有权利必有救济,公民养老权的法律救济途径包括人民调解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我国公民养老权法律救济制度尚不完善,本文对此进行探讨并提出完善对策。     

行政合同基本理论探析

行政合同作为一种较行政命令更柔和、更富有弹性的行政手段在我国的运用,开始于经济体制改革。目前,我国的行政合同制度尚不完善,面临着诸多问题;法学界对行政合同的认识尚不统一;现行法律制度对行政合同的规定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行政合同的实践存在偏误,其救济制度不统一。     

论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完善

随着民主思潮的确立和发展,福利国家、给付行政等新型国家目的观的出现,行政合同作为现代行政法上较为新型、重要的实现行政目的的法律方式之一,得到了普遍运用。这种运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行政合同纠纷的大量出现,客观上要求建立相应的救济机制,以确立行政合同规则,解决行政合同纠纷,更好地保护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合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研究对行政合同的发展,行政合同功能更好地发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国家先进做法与有益观点的借鉴,对我国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论我国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我国行政合同制度的立法较之西方国家而言起步较晚,其发展仅仅有20年左右的时间,时至今日还没有建立起规制行政合同的系统法律规范。本文针对我国行政合同救济制度存在的不足提出完善建议。     

对行政公务员权利救济的若干思考

行政公务员在受到内部行政行为侵害时,有其特殊的救济制度,这不同于一般公民的权利救济。本文结合各国对行政公务员权利救济的规定,对我国公务员申诉控告权进行了思考,论述了公务员复议权的构建,并探讨了权利的司法救济,试图扩大公务员的权利救济途径,完善公务员制度。     

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行政救济机制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在征地领域的纠纷日益增多,迫切需要行之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由于我国司法救济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固有缺陷,因而凸显出行政救济机制的重要性。目前构成我国行政解决机制的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和信访等制度的设计还存在法律效力和程序保障不足等问题。因此,应完善各种行政救济途径、构建科学的行政救济体系,建立行政救济机制与其他救济机制的有机衔接,充分发挥行政解决机制在我国农村土地征收中的积极作用。     

行政合同的司法探索及其态度

当事人的诉辩迫使法院表明对行政合同的态度,从而在司法上逐渐形成了行政合同的定义、区别于民事合同的特征、行政合同的缔结要件、行政合同的履行原则、行政优益权的行使条件、行政合同履行争议的救济途径以及行政合同履行纠纷的判决类型。司法上对行政合同的认定尚未形成稳定的状态,但非财产关系合同的存在反映了行政合同的制度建设需求。法院对行政合同的认识,并非立法的体现,而是寻求学说支持的结果。     

论行政合同的法律救济

行政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形成的主要是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对这种关系的调整必须适用行政法,对由此产生的争议也应循行政救济途径解决。从各国实践来看,对行政合同纠纷的解决也主要是行政上的救济方式。因此,我国行政合同纠纷的法律救济应着眼于现有行政法上的救济方式,即对行政裁决、行政仲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的反思与重构上。     

浅论行政不作为

行政不作为是行政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较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我国对治理行政不作为的法律制度还有待完善，现行法律法规对行政不作为致相对人权益受损害的救济途径比较有限，本文针对行为不作为相关问题进行了浅要的思考和论述：     

论我国行政公开救济制度的构建

目前,我国行政公开的救济制度存在很大的问题,主要是行政公开救济的立法不足,导致行政相对人不能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行政知情权.因此必须要通过立法来建立和完善我国行政公开的救济制度,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对权力监督,反腐倡廉的重要措施.     

论行政主体合同优先权

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代表者的行政主体,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在行政合同中享有优先权,包括合同标的确定权、相对人选择权、监督合同履行权、单方变更（解除）合同权和行政制裁权。对合同优先权必须采取法律控制,其途径主要通过程序控权：一是严格规范行政主体优先权行使的行政程序;二是健全合同相对人行政诉讼的司法救济程序     

关于构建我国行政公开法律救济制度的思考

行政公开是行政主体应尽的法定义务和职责,行政不公开应属于行政不作为的范畴。没有相应法律救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行政公开只能流于形式,因此必须构建行政公开法律救济制度。本文从构建行政公开法律救济制度的理论依据分析入手,结合国外行政公开法律救济制度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建立与完善我国行政公开法律救济制度的一些粗浅看法。     

试论行政合同的法律性质与相对人的权利救济

明确行政合同的法律性质在于它涉及到相对人在合同中的权利救济;不论是程序上还是实体上,把行政合同当作民事合同来处理将使相对人丧失许多权利。通过分析,不难看出: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直接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受行政法调整的合同,它是行政权行使的一种具体方式,在于政府垄断着一定资源,从而其“合意”只是一种“外壳”。既然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享有优益权而又属必要,既然不是取消它,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给予相对人以权利救济,为此,有两方面的途径:一是订立和履行合同过程中相对人的质询权、抗辩权、听证权;二是行政与司法上的即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     

关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机制的思考——行政复议先行制度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行政救济包括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两种途径,当事人在遇到行政纠纷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可以自主选择救济途径,这两种救济途径构成了一个相互衔接的法律程序.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年来越来越突出的行政纠纷问题,一些学者开始推行复议先行的主张,把行政复议作为行政诉讼的先行程序,进而加强行政复议效果,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制度.     

行政裁决法律制度主要问题探究

行政裁决是我国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但这项制度目前存在法律用语不规范、种类或对象不明确、程序规定不完善、救济途径不统一以及行政裁决权与法院审判权之间衔接不清等问题。因此,应当通过规范法律用语、明确对象范围、严格裁决程序等途径,进一步完善行政裁决法律制度。     

公共警告的现代兴起及其法治化研究

公共警告作为警示公众防范危险的有效手段被各国政府广泛运用,同时也出现了滥用侵权的问题.从大陆法系和美国的情况来看,公共警告目前都被界定为不具强制性、不决定法律权利或义务的非正式行政行为,在行政程序适用与法律救济上不同于正式行政行为;对其法律控制主要依据比例原则等一般行政法原则;其法律救济主要有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两种途径.在我国,公共警告侵权在获得行政诉讼救济与国家赔偿救济上存在一些障碍,应逐步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