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抑或\"怀疑\":英美证据思想的\"世纪之争\"

对\"是否能够运用证据证明事实\"的回答不同,将英美证据法学划分为两大基本派别:理性主义与怀疑主义.理性主义认为,可以而且应当运用证据证明事实,这是人类理性的直接表现.而怀疑主义认为,不可能或很难运用证据证明事实.由此,积极建设性的理性主义与消极解构性的怀疑主义萦绕纠缠,形成了证据法学发展的世纪争论,这些争论使证据法学领城...     

当代英美证据法学思潮

当代英美证据法学围绕着“运用证据以证明事实”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产生了众多流派,包括现实主义、知识社会学派、新证据法学派、社会心理学派、比较法学派、女性主义证据学派和后现代证据学派,等等,形成了百花齐放、不断创新的局面。当代英美证据法学的每一种思潮或流派都有它对证据法学的贡献,都为证据法学的发展提供了异常重要的立场、视角和方法。     

我们研究什么样的证据法学——英美证据法学的转向与启示

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的确定是证据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近来有学者提出在由＂证据学＂向＂证据法学＂的理论转型中应当借鉴英美证据法学的经验,将证据的可采性规则确立为证据法学的特定研究对象,由此确立了一种＂规则型＂证据法学的学科模式。这种观点忽视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美证据法学的转向趋势,即其研究触角从＂证据规则＂扩展到＂证明过程＂,研究方法突破＂学科自治＂的藩篱,走向了＂学科交叉＂。这一转向的根本原因在于＂规则型＂证据法学存在着局限性和片面性：不能真正透析证据法的独特性;不能应对司法实务的基本需求;难以深刻明晰规则生成的机理;不能使＂自由心证＂变得＂可以言说＂。立足于我国证据法学的固有传统和英美证据法学的优秀因素,结合英美证据法学的自我反思及最新转向,我国应当建构一种＂规则＋规律＂型的证据法学。     

"法现实主义"思想与证据制度的变革

以社会学和心理分析学为基础的法现实主义思想,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司法制度和证据制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规范怀疑主义"、"事实怀疑主义"和"裁判的非预测性"等重要的思想观念.法现实主义强调指出,传统的"保持法的确定性原则"事实上是对法的更大的社会功能的否定.本文结合当代中国的司法制度,通过对这一激进的法学思想的分析评论,充分肯定了建立动态的法律制度的积极意义,提出了改革现行证据制度的思想原则.     

证据学抑或证据法学

证据学与证据法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我国学者曾经习惯使用“证据学”作为书名,后来则偏爱“证据法学”,甚至有人排斥“证据学”。外国学者在证据类著作的书名中使用的语词并不统一,而且没有人要求大家统一使用“证据学”抑或“证据法学”。把证据法学和证据学完全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也是不利于本学科发展的。证据学是司法或法律领域的特殊产物。虽然证据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非常广泛,但是超越法律事务的范围去建立“大证据学”,既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     

英美民事证据开示若干问题研析

作为实现司法正义的重要手段，英美的民事证据开示制度发挥了关键作用。从“形而上”的角度看，该制度背后最基本的理念是Fair Play精神。本文主要从微观角度对证据开示的一些具体制度，即开示的主体、对象、范围、时限要求、法定例外、有关专家证言是否开示、相关会议安排以及对滥用开示制度的法律制裁等进行研讨。证据开示制度内容丰富，程序严谨，有利于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的权益，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论我国刑事证据新标准——排除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来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现已明确写入我国《刑事诉讼法》。采用这一更高的证明标准,标志着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重大进步。也是慎行思想的体现,保护被告人应有的人权。但在司法实践中需理厘清理合理怀疑的概念以及注意在不同案件中合理怀疑的差别性,这样才能运用好该标准。     

英美民事证据开示若干问题研析

作为实现司法正义的重要手段,英美的民事证据开示制度发挥了关键作用。从"形而上"的角度看,该制度背后最基本的理念是FairPlay精神。本文主要从微观角度对证据开示的一些具体制度,即开示的主体、对象、范围、时限要求、法定例外、有关专家证言是否开示、相关会议安排以及对滥用开示制度的法律制裁等进行研讨。证据开示制度内容丰富,程序严谨,有利于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的权益,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论英美刑事证明标准的神学渊源及启示——以怀疑的道德蕴涵为中心

尽管排除合理怀疑规则在英美刑事法律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但是这条规则本身却存在着学理上的难于理解和实务中的难于把握两个根本问题.对此英美学者有一种解释,认为英美实务对这条规则中的中心词怀疑(doubt)的语义理解存在方向性错误.历史上怀疑原初的裁判功能指向神学和道德,而非科学与理性.现代英美刑事审判为怀疑的语义安插了太多的事实发现功能,这是导致两难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这种解释的启示是,欲正确认识和发挥刑事证明标准的认知作用,需要明确其中的信仰和道德内容.     

萨维尼对19世纪英美法学的影响

萨维尼作为19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法学家,他的学说理论通过其著作在英美的翻译和传播,不仅在大陆法系国家,而且对英美法系国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19世纪英国历史法学派的产生,美国南北战争后关于法典编纂的讨论,19世纪英国和美国大学法律教育的改革,以及美国司法实践等方面,萨维尼所产生的影响都为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家所不及。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萨维尼个人声望的原因,法律历史观在19世纪的兴起,但更重要的还是两大法系之间逐渐产生的互相交流的趋势。考察萨维尼对当时英美法学的影响,就是对两大法系之间长期存在的学术交流的一个有力例证。     

英美法国家科学证据的历史沿革评述

从18世纪到20世纪,英美法国家有关科学证据的法庭运用,所表明的基本思想是,将科学证据评价的事实问题,通过三种方法转化为法律问题,以此保证法官在科学证据评价中承担更多的审查义务,以减少陪审团在科学证据判断上出错的可能性。这三种法律转化方法分别是,专家资格审查、专家证言的形式审查、专家证言的实质审查。这在20世纪的美国审判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英美法国家科学证据的历史沿革评述

从18世纪到20世纪,英美法国家有关科学证据的法庭运用,所表明的基本思想是,将科学证据评价的事实问题,通过三种方法转化为法律问题,以此保证法官在科学证据评价中承担更多的审查义务,以减少陪审团在科学证据判断上出错的可能性。这三种法律转化方法分别是,专家资格审查、专家证言的形式审查、专家证言的实质审查。这在20世纪的美国审判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Rationalism in Public Law

Rationalism is ‘the stylistic criterion of all respectable politics’. So lamented political philosopher Michael Oakeshott in a series of essays published in the 1940s and 1950s. Rationalism, for Oakeshott, is shorthand for a propensity to prioritise the universal over the local, the uniform over the particular and, ultimately, principle over practice. It culminates in the triumph of abstract principles over practical knowledge in a manner that erodes our ability to engage in political activity. Although Oakeshott's critique was made with the practice and study of politics in mind, it has a wider relevance. Rationalism, as we see it,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style in public law. We draw upon Oakeshott's critique to elucidate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rationalism in public law and call for a renewed engagement with practical knowledge in the study of the constitution.     

论英美侵权法中注意义务的历史、概念与功能

注意义务起源于中世纪的普通法,通过判例经年累积而稳步扩展,打上了相对性的烙印。它以维护社会必要交易安全秩序为基础,是行为人在特定情形下所必需遵循的行为准则,以及在该种情景中应采取的合理防免措施。它可规范不作为,调控过失侵权的范围和限制赔偿责任。     

论民事证据排除程序的结构

证据排除程序的结构,是指排除程序中各方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关系。本文以证据排除程序是否独立于证明力评价程序及本案诉讼程序为线索,对两大法系证据排除程序的具体阶段构造进行了考察。按照当事人权利与法院权力的关系,可以将证据排除程序的横向结构分为行政程序结构、非讼结构与诉讼结构。这三种结构的正当性依次增强而效率性依次减弱,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设置。     

英美法系国家刑法变革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社会进步和司法实践的需要,中国司法实务界和法学界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关注、借鉴英美刑法理论体系,以此推动和完善中国法治建设。在刑事政策方面,美国体现为对轻微犯罪处理更轻和对严重犯罪的处理更重;在刑法基本范畴和理论方面,英美刑法中的持有犯罪行为形式、因果关系双层次理论、轻率罪过形式等等,对中国刑法有一定启示;在刑法运作方面,英美对抗式诉讼模式对中国刑事诉讼改革和刑事法治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     

英美刑法中的近因判断及其启示

在英美刑法中,近因判断是在事实原因判断之后对结果可否归属于行为所进行的规范性判断,本质上是一个基于价值判断的归责过程,是因果关系判断的核心问题。"可预见性标准"是近因判断的核心标准,它彰显了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不仅具有教义学上的可操作性,而且还具有能够容纳价值判断和政策选择的灵活性和开放性。英美刑法在因果关系判断中区分归因与归责,将归责判断归属于因果关系范畴和以"可预见性标准"作为归责判断的核心标准,值得我们在刑法因果关系理论重构中借鉴。     

论举证时限的裁量空间

举证时限制度设置的目的应为确立与法定顺序主义相适应的＂双阶型＂审判流程。证据适时提出主义赋予了法官过大的裁量权,与设置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相去甚远。我国民事审判流程的革新本身是想朝着＂双阶型＂审判流程而去,却深受民法法系国家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影响,淡化了驱动＂双阶型＂审判流程的法定顺序主义,最终陷入＂裁量陷阱＂。《举证时限通知》的进步在于对法官在举证时限制度运行中过度裁量权的限缩。举证时限制度的合目的运行不仅需要程序技术的进步,更需要程序伦理的支撑与推动。《举证时限通知》的进步仅仅是程序技术方面的进步。     

证据可采性认定的自由裁量及其限制——美国百年证据制度改革的启示

裁量性证据可采性认定模式可以解决司法体制运行中的诸多问题,其实美国证据制度改革之初就已经确立了裁量性的证据可采性认定模式,可以说裁量性证据可采性认定是美国证据法的重要内容。不过美国的裁量性证据可采性认定的百年历史中也出现了影响法的可预测性、损害司法公正、背离可采性规则的目的等缺点。受此启发,中国证据能力评价的裁量性模式可以借鉴威格摩尔的理论,以详细的、具有指导性意义的规则约束裁量权。     

“五个主义”的摒弃与中国法学的未来

中国法学60年,以1978年为界,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就其指导思想即法学认识论和价值论而言,前30年主要是"法学教条主义"、"法律经验主义"、"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法学实用主义"。后30年的进步,主要是摒弃这"五个主义"的结果。经30年的努力,"五个主义"远未彻底摒弃,有些问题仍还比较严重地存在。中国法学如果要起到它指导中国法治建设实践所应当起的作用,只有继续反对和彻底拼弃这"五个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