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治理的法治化转型及立法体系建构

网络暴力问题是新时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重大性、交叉性、领域性难题。当前我国治理网络暴力的相关法律规定内容分散且缺乏协调配合，在权责主体、制裁措施、救济方式等方面存在制度疏漏，无法有效回应对于网络暴力问题的治理需求。积极推进网络暴力治理的法治化转型及立法体系建构，是纾解我国网络暴力治理困局之关键。推动网络暴力治理的法治化转型，既要树立协同共治理念，实现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以及法律与技术的协同，也要确立系统性法治模式，充分发挥部门法的协同共治功能。在协同共治理念与系统性法治模式的指引下，应遵循领域性立法思维，制定反网络暴力法，搭建网络暴力治理的基本法律制度框架，完善网络暴力治理配套法律法规制度，构建起网络暴力治理领域的专门性立法体系，全面实现我国网络暴力治理的法治现代化转型。     

论公共数据的认定标准与类型体系

公共数据的概念范畴作为公共数据治理的基石，并未达至立法统一和学理共识。无论是当前立法采行的以数据主体要素公共性为核心的归属标准，还是学界提出的以数据内容公共利用价值为内核的用途标准，皆有所短。基于公共数据之事物本质与价值特征，公共数据的范畴勘定应当坚持“主体+内容”双重公共性的标准，即只有数源主体和数据内容本身皆表征公共利益的数据才能作为公共数据，并负担相应的数据处理义务。主体要素的公共性以公共资金保障或政府授权经营为表征，内容要素的公共性则因作为公共产品供给活动的副产品而具备。根据主体要素与内容要素的公共性差异，公共数据呈现为公共性渐次降低的政务数据、公共非营利主体数据、公共营利主体数据和授权经营主体数据四类。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性价值及其实践向度——惠鉴《公共性视野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维度

在我国,对于公共性价值旨趣的追寻,是当前治国理政的灵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想愿景。它体现着国家施政、政党执政以及政府行政的德性。基于公共性价值实践的历史与现实双重维度的考察,在反思西方国家在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落入"形式公共性"窠臼的深层根源基础上,可以逻辑地得出这一结论:将"形式公共性"和"实质公共性"融合一体的公共性价值追寻,必然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价值与国家治理模式之间的逻辑联系及其实践规律的客观要求。因此,理论上而言,这对于明晰国家治理价值未来演进的社会机理以及推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并进而探寻在"形式公共性"和"实质公共性"整合基础上总结与提升我国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地方治理的模式选择:财税视角下地方主体地位再思考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财政提升至国家治理高度,包含财政在内的国家统治方式面临着全方位的重构。在国家权力内敛化和社会价值多元化的治理模式下,不仅在形式上表现为多主体、多中心、多途径、立体式的协商与合作型社会管理模式;在实质层面,即权力是否可以空间的理性布局分散化,也成为探索地方治理的路径之一。本文将从国家权力体系着手,以财政为中心对新型地方治理的模式选择进行分析,重新思考地方的主体地位。在传统模式下,驾驭型的国家权力以垂直统治为核心,而在以权利重塑国家权力的当今社会,水平的、平等的、和平的谈判模式即治理是推进法治的重要路径。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由原来的一元政府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由原来政府自上而下的单一的控制性管理方式向更有弹性的治理方式的转变,通过政府与社会中各种组织和团体的联合来实现对社会事务的治理。为此,"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必然成为当代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中的社会治理问题,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运用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优势,在社会充满活力有又和谐有序中推进社会治理。     

论环境私主体治理的法治进路与制度建构

公私协力是当前环境治理转型的基础和主导范式。其中，环境私主体治理是与行政公权治理相对称的另一种环境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尚未受到足够重视。世界范围内的环境私主体治理实践包括自主治理模式、排污者自我规制模式和通过契约的治理模式三类，它们对我国环境私主体治理的法治化具有借镜意义。面对环境治理转型的实际需要，我国应当通过“以法律规则与公共政策为中心的形式合法性建构”、“以问题导向机制为指引的实体制度建构”和“以程序机制为重点的过程建构”为路径，构筑相应的制度体系。     

中国网络舆情综合治理体系的构建与运作

中国语境中的网络舆情治理是一套搜集网络民意和干预网络舆论的机制,其核心是在自由表达与风险控制之间保持平衡。经过十多年的实践,网络舆情治理经历了从以运动式治理为主的模式向协同和综合治理新体系的转变。综合治理体系的运作可以借鉴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由政府单方面的管理模式转向利益相关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从而构建政府主导,网络运营商协作,内容服务提供商承担主体责任,网络用户参与的运作模式。但这一模式的有效运作有待于各利益相关方的协作与良性互动,因而尚需要更多机制性的安排。     

论协同治理与诉讼合作主义的同质性

协同治理的核心要旨是国家与国民交织而成共同治理者,协同为社会提供契合需要的公共产品。努力建构起来的多元治理与协同合作的立体图景成为协同治理理论的重要贡献,它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政治结构,并为诉讼合作主义的生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学基础。诉讼合作主义将合作的精神引入诉讼,重视程序主体间的协同共治,促使程序主体在多元的诉讼合作中发现真实和解决纠纷,与协同治理理论具有极强的同质性。为满足协同治理理论与诉讼合作主义的现实要求,法院必须摈弃单向的管理者思维,应以司法服务者的姿态与国民协同治理多项司法事务,输出符合当事人正当利益诉求的司法产品,切实尽到相应的公共责任。     

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宪法学释义

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根本性质,对公共性的理解有助于指导公共行政的实践。服务行政将成为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而宪法精神给理解服务行政的公共性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通过宪法精神可以对服务行政的公共性做出深刻的阐释,而这种公共性体现在行政权力的人本化和行政人员的伦理化上。     

法治视阈下社会协同治理的制度创新

社会协同治理是基于发挥不同主体的社会治理作用,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加强对社会的支持培育,发挥社会主体在自主治理、参与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作用而产生。社会治理需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其关键在于实现社会治理手段的制度化。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必须坚持社会协同治理的法治取向,尽快健全社会协同治理的法律制度,促进多元主体"共建"的制度化参与平台。     

论转型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

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是否科学有效,不仅直接关系到地方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效能和形象。在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分化和阶层分化趋势明显,权力寻租和权力腐败现象仍然存在,公民社会力量不断增强,使现有地方政府治理模式面临新的压力与挑战。因此,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应当引入市场机制,增强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强调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参与的结合,培养多元管理主体,从而构建起地方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下的粤港协同治理——基于三种合作形式的案例比较研究

近年来,协同治理理论及相关实践在公共管理领域被广泛讨论,现有文献所关注的协同治理主要在制度背景相似(或相同)的主体间展开,鲜有研究关注存在制度差异的府际间协同合作。论文采用协同治理网络作为分析框架,以回归以来粤港跨境合作为切入点,探究程序和制度设计的差异对协同治理的过程和结果产出是否存在影响。基于港珠澳大桥建设、东深供水工程和珠三角空气污染治理三个案例,论文从正式和非正式程序两条路径分析了"程序和制度因素"对协同行动力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发现,协同主体间的动态关系(非正式程序)对协同行动的过程和产出影响较大。此种影响不仅降低了参与主体间的协同行动效率,同时也减少了整个协同网络的产出。这可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决策者和多边治理机构提供一个审视自身的视角,以提高现有和未来协同治理网络的有效性和产出效能。     

论平台垄断的合规治理

反垄断事前监管、事后执法等外部管控式治理模式无法有力回应“规范与发展并重”的平台垄断治理时代命题，亟需引入新的治理模式。与反垄断事前监管关注市场结构、事后执法关注平台行为不同，合规治理关注平台本体、重视平台的主体地位与能动性。秉持主体本位的反垄断观，合规治理主张从外部管控转向内部自治，从惩罚威慑转向激励引导，从事后救济转向事前预防。在三重治理逻辑的指引下，合规治理规则的本土建构可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引导平台建立以垄断风险识别、评估、提示以及控制为中心的合规内控机制，事前防范垄断风险；二是在合规治理体系中嵌入双向合规治理激励机制，增强平台落实合规治理的动力。合规治理也具有局限性，合规治理本质上属于平台自我监管，为避免合规治理异化，应强化对平台垄断合规治理的外部监督。     

协同共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大学的角色定位及其实现路径

在国家战略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融合发展问题倍受社会关注。课题组在粤港澳大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波士顿湾区和东京湾区等国际湾区收集了丰富的访谈资料,在一手资料及协同治理理论基础上,采用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构建起大学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角色及治理路径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大学在大湾区建设中承载着特殊角色与常态化角色。特殊角色是湾区文化与价值引领;常态化角色包括英才培育、知识创造、成果转化、制度创业等。适应粤港澳大湾区具体情境,实现大学积极治理的主体角色,必须发挥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作用,湾区高等教育协同治理路径表现为大学与政府协同、大学与市场协同、大学与社会协同、大学与大学协同以及大学内部治理协同。     

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技术与制度:以上海市A区城市综合治理“大联动”为例

文章把协同模式看成合作性的制度,从制度主义角度解释协同模式的变迁。协同技术创新通过何种机制改变协同制度?文章以上海市A区城市综合管理和应急联动机制为案例,探讨信息技术应用和工作流程改造是如何重塑基层社会治理协同模式的。研究发现,有效协同制度产生的关键是协同条块部门的理念和利益,构建广泛的理念共同体和利益联盟。只有当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理念和利益共同体拥护制度创新时,一项推进整体利益的制度创新才能推出、持续和巩固。协同技术创新通过重塑相关主体的利益偏好、改变行动者力量对比、降低变革成本以及强化问责机制促进协同制度或模式的变迁。研究的理论启示是,开放的公共管理学可以更多地运用制度主义理论来解释协同模式的差异和变迁。     

公共治理背景下的行政执法权配置——以控烟执法为例

在公共治理的背景下,要求整合全社会的力量解决社会问题。近年来在控烟执法领域兴起的多部门执法看似符合公共治理的要求,但实则是一种倒退。从公共治理的本质来看,将同一执法权分散给多个部门的执法权配置模式并不符合公共治理的要求。要实现公共治理,确立"集中执法+部门协同"的执法权配置模式才是正确的选择。     

从公民参与的角度看我国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以厦门PX事件为例

在转型中国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成长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要求我们的社会治理模式必须从传统的统治型治理模式向现代的公共治理模式转变。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是治理模式转变的基础。公民参与作为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中一个重要环节,它为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本文将通过分析厦门PX事件中各方利益主体博弈过程,从公民参与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     

信用监管的行政法解读

在政府治理过程中,信用监管通过诚实信用的道德蕴含和法律原则逐渐演化成为新型的社会治理手段,具有主体的公权性、行为的外部性、信息的公共性、措施的适当性特征,发挥着确保义务履行、优化监管模式、推动社会共治的制度功能。由于缺少基本法律规范支撑、缺乏必要法律管控,信用监管须受法治原则的约束,通过信用监管的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法律效力及法律救济等制度设计,使其符合行政法规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以充分发挥以信用为核心的监管体制的全部功效。     

从公民参与的角度看我国多元治理主体的构——以厦门PX事件为例

在转型中国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成长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要求我们的社会治理模式必须从传统的统治型治理模式向现代的公共治理模式转变.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是治理模式转变的基础.公民参与作为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中一个重要环节,它为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本文将通过分析厦门PX事件中各方利益主体博弈过程,从公民参与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     

何以“内卷化”：我国警察权控制格局的审视--一种政治社会的视角

当前我国警察权控制呈现出控制主体单一化、控制对象个体化、控制目标宽泛化以及控制手段指标化的特征，这些特征预示着警察权控制内卷化的趋势，从本质上说，警察权控制内卷化是警察权旧有控制模式的不断复制和深化。警察权控制的异常正是由于警察权本身的异常引起，这种异常已经超越了法律规则的技术性范畴，而迈入一个更为广阔的政治社会领域。唯有使警察权逐步走向公共性方能遏制警察权控制的内卷化趋势，包括回归公共性的警察功能、走向互补的警察与媒体关系以及具备公共性的警察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