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诉讼制度的宪政意义

中国近代社会几乎历次行宪都伴随着一场你死我活式的暴力革命斗争 ,而最终还是摆脱不了“有宪法无宪政”的历史轮回 ,这也正应了哈耶克的名言 :“没有司法审查 ,宪政就根本不可能实行。”1而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免受行政行为的违法侵犯而出台的中国行政诉讼制度无疑打破了这一僵局。笔者认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宪政意义也自然是集中在法治政府、人权保障及由此促进的宪政文化发展等诸方面。一、行政诉讼制度与法治政府1、法治的第一层涵义是指法律的统治。也即政府和人民均按照既定的法律规则行事 ,当…     

历史视野下的中国宪政

引言 “中国自有宪法己将近百年，然中国之宪政建设尚待完成。盖宪法于宪政，犹如法治于法制，其盛衰兴废，不独受制于法律之制度，更取决于政制之安排，社会之结构，公民之素质与民众之信仰。故修宪法虽易，行宪政实难。”梁治平先生的话一语道破中国宪政之玄机。宪法与宪政，于中国而言，是“一字之差，百年之别”。如何使宪政的幼苗在中国大地茁壮成长，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一代代关心中国现代化坎坷进程的人们，值得欣慰的是，中国国民追求宪政的脚步从未停止过前进。今日中国，人们畅谈宪政，倡言法治，见仁见智，其心也诚，其言也善，宪政在中国大地的光芒己日渐生辉。     

中日宪政道路上的宪法工具主义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和日本都是中华法系的代表性国家，两国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和法律传统。然而，当近代西方法治文明的洪流席卷而来时，由于自身文化中法治传统的缺失，实施宪政，这一西方国家水到渠成之事，到了中国和日本就成了不得已而为之之举。因此，近代两国一系列的宪政措施实质上都是“宪法工具主义”影响下的产物。通过中日两国的宪政历程之比较．或许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启示。     

“法治、宪政与人权”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20 0 4年 1 1月 1 8日— 1 9日 ,由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和湘潭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法治、宪政与人权”学术研讨会在湘潭大学隆重召开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国内知名院校的近百名学者参加了此次大会 ,收到论文 70余篇。本次大会为期两天 ,共分“法治的理论问题”、“法治的历史与现实”、“宪政的价值”、“中国的宪政问题”、“宪政的历史考察 (一 )”、“宪政的历史考察 (二 )”、“人权的保障”等7个阶段依次进行研讨。李龙、周永坤、胡旭晟、王健…     

宪政正当性论略

宪政是按宪法运作的政治和政治体制,是颁布宪法的必然目标和实践归属。我国一些学者却明确提出了“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概念”的主张,这种“宪政否定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新中国对宪政建设的贡献,也削弱我国公民本来就很淡薄的宪法意识,应予纠正。宪政是一个比民主、法治和人权抽象程度更高的概念,可以涵括我国现行政治理念,客观地对待现代政治文明,确立宪政的目标,加强宪法实施,把宪法规定的东西切实落实下去,是一种积极、稳妥、务实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无诉讼即无宪政

宪法之生命在于宪政 ,而宪政之精髓则在于法治 ,惟法治之精神方可葆宪政生命之树长青。宪法诉讼既是宪政法治存在的基本标志 ,也是宪政法治实现的必要条件 ,因此说 ,没有宪法诉讼 ,就没有宪政。     

浅议宪政与法治

中国已经走上了法治之路,但远未达成对法治的共识。本文指出宪政与法治存在一致性,但区别也很明显,人权、民主是宪政、法治的共同基础,宪政较之法治更具操作性。     

行政诉讼的宪政分析

中国近代社会几乎历次行宪都伴随着一场你死我活式的暴力革命斗争,而最终还是摆脱不了“有宪法无宪政”的历史轮回。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出台打破了这一僵局,它通过对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各权力相互之间关系的巧妙界分与处理,将中国推上了一条实实在在的宪政之路。而它所体现在法治政府、人权保障以及宪政文化发展等诸方面的宪政意义也正日渐显露出来。     

宪政概念考源与辨析

宪政是英文中constitutionalism一词较为普遍的中文译名。Constitutionalism最早出现于19世纪的西方,意指为保障个人自由而控制国家权力的观念、制度和实践。宪政不能简单地界定为民主政治,也不能简单地界定为“依宪法而治理的政治”,它往往与有限政府、分权制衡和法治这些特定的控制权力手段相联系。     

人民政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

宪政既指一种静态的民主政治形态，也指一种动态的政治实践过程，它以立宪为起点，以民主、法治、人权为实质内容和目标。任何有助于推进民主，完善法治，保障人权的政治制度都将成为宪政建设不可缺少的环节。人民政协作为中国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正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保障社会主义人权，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我国宪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感于此，本文拟以世纪之交特殊的时代需要为背景，就人民政协的改革、发展、完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重要意义及…     

论行政法的宪政基础——对行政法与宪法之间关系的再认识

在对行政法与宪法之间关系的认识上,我国行政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事实上,行政法与宪法具有作为公法的同一性;两者之间也存在作为部门法的差异性;最为重要的是,“宪政国家是行政法的前提”,行政法必须构建在宪政基础之上——行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其在宪政结构中的地位与职能、宪政控制行政法治的性质与方向、宪政决定并塑造行政法的风貌与品格。中国行政法同样需要具备宪政基础。     

宪法学的知识转型与方法综合——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术争论为素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急速发展与嬗变的历史时期,频繁而热烈的学术争论是其显著标志。基于宪法学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三个维度的学术史考察发现,这20年的宪法学研究呈现出一条以"反思与重述"为基本特征的学术演进脉络,以及研讨主题和范式的两次转换与嬗变。面对持续的社会转型与国家制度建设,中国宪法学需要立足宪法文本和宪政实践来寻求新的共识,发展出一种能够解释中国问题,弥合事实和规范之间缝隙,指引中国宪政建设的知识体系与研究方法。     

法治原则在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嬗变

法治原则作为世界多数国家宪法所普遍贯穿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我国历部宪法文本中经历了由法制到法治的发展演变。现行宪法对法治原则的规定表现为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而法治原则在宪法文本中的价值可区分为宪法文本内和宪法文本外两个层面：在宪法文本内,法治原则是协调统一宪法规则的标尺和确立宪法权威的依据;在宪法文本外,法治原则要求规范和控制国家公权力的运行,保障人权与公民权的实现。     

宪法权利本质论、价值论与实践论

宪法权利反映了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理想和法治理念 ,它既是一种政治道德权利 ,又是一种针对国家的法律原则性权利。宪法权利既有使权利作为目标和手段的正义化和使社会政治制度秩序化的内在价值 ,也有满足宪法关系主体需要的工具性价值。宪法权利一方面依托宪法进行宏观实践 ;另一方面依托自身的权利构造进行各种具体权利的微观实践。我国的宪法权利反映了宪法权利的基本方面 ,也显示出在上述方面存在的不足     

论中国宪法基本权利的发展

基本权利与宪法发展的关系是宪法学研究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基本权利是宪法发展的基点,宪法的发展是对基本权利需求的反映,宪法的发展状况影响着基本权利的发展水平。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孕育、法治社会的推进以及人权理念的发展等情势的出现,基本权利与宪法发展具备有利时机。树立人权理念,加强人权的系统性立法和有效性保障是推进我国人权实现和宪法纵深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宪法学的学术使命与功能的演变——中国宪法学30年发展的反思

宪法学的历史源远流长，不同时代的宪法学承担不同的学术使命。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宪法学以其学术逻辑与主体性，推动了社会发展与进步，确立了自己的历史方位与功能。通过对宪法学学术使命与功能演变过程的分析，对宪法学30年发展中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了学术反思，提出“后30年宪法学”发展的基本课题。     

苏联宪法学说对中国宪法学说的影响

苏联宪法学说对中国宪法学说的影响集中体现在20世纪50年代,但其影响过程前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以降,后可延续至20世纪80、90年代。其影响的方式体现为翻译出版苏联宪法的教材、著作和论文,苏联法学专家直接开设"苏维埃国家法"课程介绍苏联宪法理论;影响的内容主要表现在宪法概念、宪法作用、宪法本质、宪法与法制和法治的关系、人民权利与公民权利、宪法学体系等方面;影响的结果可归结为宪法学研究"阶级斗争范式"的形成、以国家学说为核心的宪法学体系建构以及轻视宪法基础理论的研究。     

九九修宪与依法治国

九九修宪前夕，围绕宪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经济发展优先还是法制改革优先等问题， 人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认清了修改宪法的必要性。九九宪法修正案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国家中的指导地位， 明确了在现阶段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稳定了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确认了非公有制经济应有的法律地位。依法治国， 建设法治国家， 不仅要求我们从理论上区分法治与法制的概念， 明确法治与人治的分野， 坚持宪法确立的法治原则， 尤其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THE OVERVIEW ON THE UK-CHINA CONFERENCE ON PUBLIC LAW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hosted the first ＂＇UK-China Conference on Public Law＂ on 2-6 September, 2013. The conference was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 （UCL）, China Association of Constitutional Law, and the United Kingdom Constitutional Law Group. The conference was eo-organised by Nick Barber from Oxford University, Jeff King from UCL, Han Dayuan from Renmin University and Li Ruiyi from Nankai University. It was partly sponsored by multinational law firm Clifford Chance. More than 50 Chinese and British academics participated. A range of topics was covered including the position of soft law and conventions in constitutions,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 the rule of law, judicial independenc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teraction between welfare states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ole of the court and the judge in regulating administration. Chinese and UK academics of public law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discussions. The conference marked an unprecedented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on constitutionalism between Chinese and British scholars.     

论我国学术自由的宪法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7条规定的科学研究自由,目前被学者们诠释为文化权利或者文化权利的组成部分,而文化权利这一范畴不仅被我国宪法学者指称宪法第47条规定的自由,还被人权法学者用来解读国际人权法中的有关权利,并且具有内涵模糊、外延不确定、宪法规定与国际人权法的规定不一致的特点,弱化了科学研究自由的独立价值和功能。笔者认为,我国宪法中规定的科学研究自由,在外国宪法中多规定为学术自由或学问自由,因此可以吸收和移植域外宪法学理论关于学术自由的诠释资源,来丰富我国科学研究自由的权利内涵。遵循宪法解释学的路径,运用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理论,可以架起科学研究自由通往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桥梁,以科学研究自由为宪法基石构筑我国现代大学法制,从根本上破解我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的顽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