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农业合作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各地耕地资源、农产品质量标准、农业科技人才资源的差异,以及农产品共同市场建设、农业资源环境共同养护的需求,为了保障大湾区"菜篮子工程",满足人民对绿色安全高质量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要,粤港澳大湾区农业合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合作发展对策:合作建设农业基地和休闲农业,提质增效;加强环境监测资源养护,发展生态农业和现代渔业;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精致农业""智慧农业";构建共同标准品牌制度,健全监管体系,保障质量安全;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协议,构建法治保障。     

论大湾区的规则体系和治理结构

区分中央特区关系和内地港澳关系，为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则体系和治理结构提供了理论框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兼顾维系良好中央特区关系和内地港澳关系的需要，而难点在于后者。在大湾区规则体系中，中央特区关系集中体现为统一适用的宪法条款，而内地港澳关系则体现为跨域合作协议及其附属文件。在治理结构中，前者体现为中央的统一领导，以及中央政府部门的监督协调；后者体现为粤港澳地方政府间的互相协调。广东省政府未来可扮演签署跨域合作协议的“内地”主要代表角色。为推动大湾区规则体系尽快形成，降低交易成本，协议附属规范性文件宜有专门机构负责制定。内地方面宜善用经济特区立法权。     

试论粤港澳大湾区府际合作的法律基础

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看,《宪法》是粤港澳大湾区府际合作的根本法,但其依据是非常薄弱的;《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等宪法性法律是粤港澳大湾区府际合作的法律依据,但其对粤港澳大湾区府际合作的权威性、可行性、约束力还有待证明;WTO规则是粤港澳大湾区府际合作的国际法基础,但其作用的范围有限,仅限于贸易及其相关领域;中英、中葡《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对粤港澳大湾区府际合作没有法律效力;CEPA及其补充协议是粤港澳大湾区府际合作的软法基础,但其实施机制仍未建立,从而影响其实效。     

导语: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创新与理论阐释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和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其后,2019年7月,广东省印发《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从政策层面看,可说是正式拉开了实践的序幕。     

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与环境行政互动式执法

环境行政执法是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内容,我国环境行政执法以威慑式执法为主,执法实践陷入执法者与违法者对立冲突之困境,需以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契机,向新的执法方式转变和发展。随着环境立法的发展,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经历了从政府管制到政府与社会二元合作模式,再到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元互动模式的转变,形成了新时期社会共治的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社会共治理论相契合。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为构建环境行政互动式执法系统提供了互动前提与理论支撑。以此为基础,环境行政互动式执法的实现需要生态环境行政机关让渡权力空间,以吸纳企业协商和公众参与。     

群际互动与区域文化协同发展: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案例研究

文化融合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特征。推动区域文化走向深度融合,是实现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论文以文化融合为切入点,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和社会网络分析法,结合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集体行动案例,对湾区文化融合的群际互动关系和运行机制进行论证和分析。研究发现:强组织间合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作用明显,弱组织较多依托强组织开展区域文化间的群际互动;广东省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港澳两地广泛参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合作的群际互动;文化融合的群际互动行为依靠行动情境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影响因素,社会行动者间会形成相应的文化互动场域,从而展现特定行动舞台中的多重博弈和策略互动行为。基于此,论文提出实现区域文化深度融合的新认识和建议。     

“广东自贸区警务模式改革创新”研讨会征文启事

<正>在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综合性背景下,为了深入研究我国自贸区警务模式的现状、特点及规律,探讨我国自贸区警务模式改革的困境、发展趋势及刑事、行政执法策略创新等问题,推进自贸区警务改革创新的理论建设,由广东警官学院主办,广东警官学院粤港澳警务发展     

协同共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大学的角色定位及其实现路径

在国家战略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融合发展问题倍受社会关注。课题组在粤港澳大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波士顿湾区和东京湾区等国际湾区收集了丰富的访谈资料,在一手资料及协同治理理论基础上,采用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构建起大学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角色及治理路径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大学在大湾区建设中承载着特殊角色与常态化角色。特殊角色是湾区文化与价值引领;常态化角色包括英才培育、知识创造、成果转化、制度创业等。适应粤港澳大湾区具体情境,实现大学积极治理的主体角色,必须发挥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作用,湾区高等教育协同治理路径表现为大学与政府协同、大学与市场协同、大学与社会协同、大学与大学协同以及大学内部治理协同。     

粤港澳刑事警务执法合作的内容与机制构建

随着近年来跨境犯罪的增加,粤港澳警方的刑事警务执法合作体系的构建也越来越趋于成熟,刑事警务执法合作的内容与机制已经初具模型,对中国区际刑事执法合作的研究具有示范性意义。司法实践主体在代为调查取证、送达法律文书、情报交流、缉捕遣送通缉犯、追缴和移交赃款赃物、刑事案件管辖移交、学术交流等合作内容的基础上逐步构建了完整的粤港澳合作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立法协调的变迁、障碍与路径完善

粤港澳立法协调从港澳回归前具有国际性、合作领域单一性的阶段到回归初期同一主权国家不同行政区域间较为疏远的发展时期,再到CEPA背景下日益紧密并进入大湾区建设的新时代,但迄今为止,大湾区缺乏府际合作的具体路径、方式与效力的规定,立法协调尚未形成系统机制。三个单独关税区与三个法域、立法主体多且行政级别不一、市场在立法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薄弱等因素制约大湾区立法协调机制的构筑。鉴于此,大湾区应由全国人大夯实机制的法律基础,设立立法协调机构,多维度创新立法形式,扩大立法活动的公众参与,从而系统构筑立法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