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8例受害者索赔心理分析

损伤后索赔心理普遍存在于伤害纠纷案件中，是受害者所具有的一种心理特征。本文从法医验伤门诊中对４５８例受害者伤情检验统计分析和个别案例研究，探讨了受害者伤后索赔。Ｃ理产生、发展和转归，说明心理方面的致病作用，强调了受害者心理获益机制给法医伤情鉴定带来的影响。     

论无直接受害者的犯罪

无直接受害者的犯罪除了违法者本人是受害者外，别无其他直接受害者，其行为不直接侵犯他人的人身或财产安全，然而社会却要用刑罚对之加以惩处，作者对其原因作了阐述。这类犯罪的特点比较突出，不但犯罪人数多，立法难以控制，而且罪与非罪的界限往往难以划分。在现代各国刑法中，对无直接受害者的犯罪规定的罪名越来越少，处罚越来越轻，作者对其原因作了剖析     

国外公益诉讼制度比较与启示

目前，各国都有对公益进行司法保护的制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也逐渐出现大量的现代型诉讼：无数小额权利被侵害，公害案件日渐增多，国家、集体利益被侵害却无人顾及，等等。这些侵害行为的特点是受害者众多，有的案件受害者竟然达到了上千万人，传统的一对一式的诉讼模式已经不足以保护众多的受害者，惩罚致害者。因此，世界各国在完善对市场个体权利保护的同时，对私法自治进行必要的限制，逐步完善对群体受害者的保护，并且从单纯的救济群体受害者到加强对公共利益的民事司法保护，各国发展了新的诉讼模式，这种诉讼模式旨在对公共利益提供司法保护，即在公共利益受到侵犯时，允许特定的机关、组织甚至任何人提起诉讼。     

论石油货主承担油污责任方式的变化——以“埃里卡”案判决为视角

目前我国海洋石油污染的受害者无法享受油污基金的保障，同时根据现行法律和我国加入的国际公约，肇事油轮的船东能够享受责任限额的保护，使受害者面临无法获得充分赔偿的危险。对此，本文拟结合法国Erika石油污染案件的判决，探讨石油货主承担油污责任方式的变化，以期为更好地保护海洋石油污染的受害者提供新的思路。     

网络安全侵袭的示范性演绎及对策

网络安全侵袭几乎能够在所有的计算机系统产生，从而威胁许多普通的网络浏览者，包括美国Netscape公司的navigator浏览器和微软公司的网络资源管理器。相比之下，网络欺骗使侵袭者创造了一个整个网络的“影像复制品”。这种“影像网络”的路径都要经由侵袭者的电脑，从而使侵袭者得以监控受害者的所有活动，包括受害者输入的任何口令和帐户密码。侵袭者也能够以受害者的名义向网络服务员输送虚假的或误导性的数据，或者以其他网络服务员的名义向受害者提供类似的信息。总而言之，侵袭者观察和控制着受害者在网上一举一动。为了更好地把握这种网络安全问题的具体表现，需要对这种侵袭加以示范性的演绎。     

受害者逢凶化吉的港湾——访瑞士联邦受害者援助中心博娅女士

受害者逢凶化吉的港湾———访瑞士联邦受害者援助中心博娅女士□严军兴引子首次印象瑞士首都伯尔尼。９月里，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日子。中国法律专家代表团一行在弗克思先生的陪同下，走进了一幢虽显古老，但却异常整洁的欧式楼房。热情而彬彬有礼的联邦受害者援助中心负...     

跨国公司是“受害者”也是“破坏者”

从实质上来看，涉案的跨国公司既是商业贿赂之风的受害者，同样也是中国商业环境的破坏者，而将自己扮演成纯粹受害者的角色，则是无视跨国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     

我国环境侵权行政法律救济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据我国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受害者可以提起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诉讼或行政救济途径保障自己的权利。传统的民事赔偿制度存在种种局限，其对受害者的利益补偿作用也是有限的，完善行政救济措施对受害者无疑更为有益。本文针对环境侵权行政救济方式进行探讨，提出建立设立专门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制、完善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方式等建议。     

5·15判决：赖账还是智障

2003年5月15日，日本东京大雨如注。一大早，就有不少人聚在了东京地方法院门前，冒雨等候领取法庭旁听证，他们关注的焦点是法庭将对“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案”做出一审判决。在等候的人群里，有从横滨市赶来的议员，有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更多的是有正义感的东京市民。开庭前，法院门前走来一支打着横幅的队伍，横幅上写着：支持中国受害者的诉讼，日本政府要认识历史，向中国的受害者谢罪、赔偿。走在队伍前面的是一直支持中国受害者在日本诉讼的尾山宏、小野寺利孝等日本律师和支援中国受害者诉讼的声援团代表。     

欧洲国家非职业性石棉受害者补偿制度评介

欧洲是较早进口和消费石棉的地区，石棉的使用不但对劳动者造成损害，也对企业周边居民以及劳动者的家属造成身体损害。自20世纪90年代非职业性石棉受害者问题显现之后，一些国家开始关注非职业性石棉受害者补偿制度的构建。法国是建立这一制度最早的国家，其后，英国和比利时等国家也通过立法对非职业性石棉受害者给予补偿，不过，由于社会情势不同，这几个国家的相关制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凝聚起正义的力量——全国律协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工作指导小组活动实录

中国的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开始于上个世纪末，目前已有各类索赔诉讼案在日本许多地方展开。以尾山宏、小野寺利孝为代表的３００多名日本律师自愿结成的“中国人战争受害者索赔律师团”，免费代理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的诉讼，并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展开声援。借助媒体的传播，更多的中国受害者要求加入到诉讼行列，更多的中国律师出于民族义愤和对永久和平的追求也自愿加入到为战争受害者提供法律帮助的队伍中来。但是这类诉讼远比一般的涉外民事诉讼复杂，不仅涉及法律问题，还涉及到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为了使日益增加的这类诉讼健康、正确的…     

贡献于人类未来的诉讼──记“中国人战争受害者诉讼案”中日学者研讨会

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中国人战争受害者诉讼案”中日学者研讨会，于1999年7月27日在位于北京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召开。自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日益突出，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中的中国受害者及家属在中日两国群众及团体的支持下，纷纷向日本政府或企业提出讨回历史公道和赔偿的要求。由于日本政府从未正式向中国受害者道歉，所以，中国受害者向日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日本法院作出公正的裁决。但是，日本法院却以索赔权已失时效，国家在战争中的行为不负责任等为由，在多个诉讼案中判定中国原告败…     

中国人战后补偿诉讼判决的意义和展望──怎样看待731部队南京大屠杀无差别轰炸事件判决

进入90年代以来，为数众多的战后补偿诉讼在我国提起，涉及历史和如何进行战后补偿的诉讼活跃地开展起来。十五年战争（指1931－1945年的战争——译注）的最大受害者是中国的民众。这些受害者们起来斗争．要求加雷舍本国（在劳工事件中还包含加害企业）谢罪和赔偿，除了先行一步的花岗事件斗争之外，是1991年以后的事。从1991年到1994年，战争受害者们向日本大使馆递交了诉状，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对此，日本政府始终持无视g态度。这使得中国战争受害者们开始探寻委托日本律师在日g本的司法领域追究战争责任、要求谢罪和赔偿之路。1199…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中的外交保护——以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索赔为例

战争受害者对侵害国的索赔一直是国际法上颇具争议的一个热点问题。目前,大多数学者将目光集中在通过受害者个人向侵害国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获取赔偿,并就此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支撑其主张,但这并未改变受害者一再败诉、权益得不到应有救济的尴尬局面。本文拟通过对国际法上外交保护的论述,将受害者的保护上升为国家间的对抗,以期更好的解决受害者权益保护难的问题。     

交通肇事中缓刑适用的探讨

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交通已日趋发达，但随之带来的交通事故也让人触目惊心。具统计，我国每年因交通事故而伤亡的人数竞达十万之多。这给大量的受害者家庭，也包括肇事者家庭造成的痛苦不言而喻，虽然许多肇事者受到了刑法的处罚，但对受害者家属的赔偿却大多是法律白条，增添了受害方的痛苦和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他们为何如此漠视生命？

2006年5月21日凌晨，北京一对双胞胎少年带着他们的情侣虐杀了一个素昧平生的女子。他们用尽手段折磨受害者一个多小时直至其死亡，死状惨不忍睹。两兄弟落网后，称自己是没有事情干，想找点刺激，听到受害者受虐待的惨叫自己感觉“特别舒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和抢劫罪，数罪并罚，判处4少年有期徒刑，最高17年，最低9年。     

对日民间索偿法律问题探究

1999年 9月 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三起侵华战争导致的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的索偿诉讼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近年来，中国民间受害者接连依照法律程序向日本政府索偿，这一正义行动得到了我国政府的支持及社会各界的声援。因战争罪行引起的民间赔偿涉及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及国内法众多领域的法律问题，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价值，反映了国际私法与国际公法相互交叉、相互渗透这一当代国际法学发展的趋势。笔者仅对日民间索偿的法律性质、受害者个人的请求权、民间索偿的法律途径以及诉讼时效等问题作…     

论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中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机动车辆在急剧增加，人们在享受机动车的便捷和利益的同时，道路交通事故亦呈直线上升趋势，因交通事故导致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也越来越严重。如何从法律制度上及时有效地救济交通事故的受害者，保障交通事故受害者的利益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公共问题。本文拟通过对受害第三人直接请求权进行探讨，进而对我国机动车强制保险法的完善提出若干建议。     

血迹知年龄

最近，荷兰科学家发现了血迹的新用途，那就是可以用来判断凶手或受害者的年龄。     

民间战争受害者权益救济的权利与义务主体研究——以韩国启动国内救济手段为视角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对占领地国民实施各种反人道的罪行,产生了各类民间战争的受害者。20世纪90年代起各国民间战争受害者竞相抵达日本起诉日本政府或日本加害企业,他们遭遇的“法理障碍”有：个人不是国际法上救济的主体、国际条约被拒绝适用以及受害者国籍国已经放弃了个人的赔偿请求权。因此,民间对日索赔步履维艰。厘清受害者国籍国在救济民间战争受害者权益中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以国际人道法救济民间战争受害者的实践方面,韩国从过去单一的权利主体逐渐转变为现在的权利与义务兼有的主体,韩国的救济战争受害者的实践为其他受害国提供了新的模式。通过分析韩国启动国内救济途径的法理基础,进而论证国家保护民间战争受害者不仅是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