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解释中的司法能动与克制

法官对合同的解释无法脱离其能动性,而主观性的解释须以客观性为目的。当法官在合同解释出现障碍时应恪守两个标准：理性第三人标准和社会公共利益标准。同时,必须对法官的能动性予以下列限制：法官在适用理性第三人标准时,应尽量避免以所谓的＂理性第三人＂之名而作出偏离缔约人真意的解释;法官在合同解释中的自由裁量权要受合同解释规则、合同文本内容、法官职业共同体之规则、公平、正义、诚信等基本原则的限制。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行为”入罪论

最高法院在2000年3月公布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5条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肇事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解释》第五条对构成＂因逃逸致人死亡＂情况的认定实质上包括了两个行为：交通肇事行为和事后逃逸致人死亡行为,故可将肇事人＂逃逸致人死亡＂行为与交通肇事行为割裂开来分别定性,单独设立＂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罪＂,而不再作为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本文拟将重新分析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行为的性质,对该行为的犯罪化作出充分的论证。     

销售盗版出版物行为的法律适用

本文案例启示：对销售盗版出版物行为以侵犯著作权罪定罪处罚,违背立法本意,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之嫌。打击此类行为,需要对《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中的＂复制发行＂、＂制作、出售＂和第218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中的＂销售＂作出立法解释,并修改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追刑标准。     

专利无效决定追溯力的最新发展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新作出的判例,阐述其对《专利法》第47条中＂宣告专利权无效前＂和＂已执行＂两概念的最新解释,分析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对人民法院作出并已执行的专利侵权的判决、裁定效力的追溯力的最新观点。     

从WTO争端解决机构的报告看条约解释问题

在中国诉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争端解决案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中的＂公共机构＂的认定问题,WTO争端解决机构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该问题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裁决。本文结合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以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对于条约解释的规定,就该案中对于＂公共机构＂的认定作出了系统的分析,提出了专家组在法律解释中出现的一些错误,并分析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于同一问题不同理解的原因。     

浅谈农民的主体性

本文对＂主体＂从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给予涵义解释,以及人的主体性的特点阐述,以认识论意义扩展上的主体涵义为理论指导,来探讨＂农民的主体性＂问题,并对其作出初步的概念规定,以及我国农民主体性的实践体现。     

国家赔偿案件若干问题探析

关于无罪错判赔偿义务机关的确定问题《国家赔偿法》第19条第4款对人民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规定了两种情况：“再审改判无罪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二审改判无罪的,作出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和作出逮捕决定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第5条对第二种情况又作了解释：“原一审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没有上诉,人民检察院没有抗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原一审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被告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抗诉,原二审人民法院维持…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探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机动车保有量迅猛增加,交通事故频频发生,交通肇事逃逸呈逐年递增趋势。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11月15日公布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使交通肇事罪的认定和处理进一步具体化,但就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认定和处理依然存在争议。本文拟对＂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作出认定和处理。     

浅析侵权责任法中的“紧急避险”理论

所谓＂紧急避险＂,系指＂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现实的且紧急的损害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致他人或本人损害的行为＂。本文试从＂紧急避险＂内涵的把握,外延的功用以及现实的运行等几个方面去解析侵权行为法中的＂紧急避险＂问题,以期对该问题作出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对保价运输货物损坏赔偿问题的探讨

对保价运输货物损坏赔偿问题的探讨陈荣最高人民法院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７日发布了《关于审理铁路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笔者对＂解释＂中涉及的关于保价货物损坏赔偿的两个问题，理解如下：一、《铁路法》中的保价额是损失货物的保价额，不...     

“骨灰”上学去

8月30日,广州,开学的日子,黄群真骑着摩托车,护送儿子的骨灰＂上学＂。1年前,儿子在上学路上被一辆套牌奔驰车撞死。目击者称肇事司机是名女子,但交警称是名男子。庭审时,交警反驳家属：＂家属如果阻止小孩上学就不会被撞死。＂     

高层言论

汪洋：BRT叫＂不让通＂？再扰民要＂打市长屁股＂ 我看到,BRT的最新解释是＂不让通＂,B、R、T,不让通？当然,（BRT等工程）它的动机和意图是让老百姓得好处的,包括修地铁、公交专用道,还有园林绿化搞得漂亮点,楼盘修缮得漂亮一点等等。但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好工作,减少对老百姓的影响。只要工作做好，老百姓肯定会理解。     

刑法解释的变与不变——以行贿罪构成要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解释为视角

行贿罪必须具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罪法定构成要件,是我国立法机关经过审慎考察我国国情、国外立法之后的选择。何谓＂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在司法实践、刑法学界存在争议。关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解释,体现了刑法解释的变与不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刑法解释结论肯定会发生变化,但在某个具体的历史阶段,刑法解释的边界又是可以划分的。恰当地理解刑法条文,必须根植于社会现实与历史传统之中。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视野下瑕疵证据的补救规则

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由此在法律的层面确立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取证程序瑕疵采取补救性排除的基本规则。     

立法含混的法教义学弥补：以刑法第289条为分析样本

由于现行刑法第289条规定的模糊含混,导致该条文适用过程中歧义丛生,增加了司法适用的难度。通过梳理该条的历史变迁与法益变化,从法教义学角度客观把握＂聚众‘打砸抢’＂的内涵与地位,同时运用＂拟制规定＂与＂注意规定＂分析方法来厘定刑法第289条条文性质并作出合理解释乃消除实践分歧之可行路径。     

宪法解释的“第三条道路”——伊利和德沃金的宪法解释理论之比较

美国200余年的制宪、释宪史为宪法解释提供了丰厚的制度土壤,形成了林林总总的宪法解释理论。贯穿其中的则是宪法解释的合理性与确定性之间的平衡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较为极端的＂解释主义＂与＂非解释主义＂之争。作为对这二者的超越,伊利和德沃金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宪法解释的＂第三条道路＂,前者可称为宪法解释的＂程序＂模式,后者则为＂原则＂模式。二者自觉地将宪法解释问题与民主观联系起来,从而将宪法解释的方法论推至一个更为丰富与抽象的层次。     

论投资协议中的稳定条款——兼谈中国投资者的应对策略

中国投资者在海外投资中面临着诸多政治风险,订立稳定条款是防范政治风险的有效方法之一。该条款的作用体现在对相关法律制度的＂稳定＂。但学界对该条款的效力还有争议,存在肯定说、否定说和有条件肯定说三种观点,仲裁实践也对这类条款作出了不同解释。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稳定条款有效,但其效力主要是体现在为投资者进行违约索赔提供依据。中国投资者欲有效利用稳定条款防范政治风险,应注意以下问题：明确规定欲禁止事项、明确＂同意＂的形式和条款的持久效力、明确稳定条款的适用对象以及选择国际法作为合同的适用法律。     

浅析法律解释中的价值衡量

我们生活在法律的调控之中,以法律为准绳。马克思说：＂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法律需要解释才能获得生命,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什么是解释却如同什么是法律一样令人困惑。＂这说明法律是普遍一般的规范,把法律适用于社会现实生活必然涉及对法律的解释。一般来说,法律解释会产生多种解释结果。对解释结果的多样性是司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是法律解释方法本身不能加以解决的。这就需要运用价值进行平衡。所以利益衡量或价值衡量是法律解释方法运用之后要接着运用的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它决定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左右着法律适用的进程中方法、工具的选择,决定着法律适用结论正确与否。     

论“有专门知识的人”制度的完善——关于新《刑事诉讼法》第192条的思考

＂有专门知识的人＂有别于鉴定人,其诉讼职责是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法律对＂有专门知识的人＂制度规定得过于原则和粗疏,缺乏具体程序,必然会给实施带来诸多困难。应当明确＂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诉讼地位,建立健全＂有专门知识的人＂的选任、出庭质证等具体程序和制度。     

简析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多元视阈

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的概念,但他仍然对现代性作出了新的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现代性的诠释;二是对现代性的维护;三是现代性思想的后现代意蕴;四是对现代性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