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司法程序的实证评估

民事司法程序具有多元化的目的,如保护民事权利、维护法律秩序、解决民事纠纷和保障正当程序等。我国的民事司法实践能够在多大程度实现上述目的,可以通过实证评估的方法进行测量。中国司法文明指数项目的调研数据,反映了我国民事诉讼在及时受理起诉、符合程序公正、自愿和合法调解、有效执行裁判、提供有效诉讼救济等方面的情况。其中,对调解自愿性、程序公正性的违反,是制约我国民事司法文明的两个突出因素。进一步的数据挖掘显示,这两个因素明显地降低了社会对法官形象的评价;法官强制调解与法官所感受到的压力源存在关联性。民事裁判受到不正当干预的现象,降低了对民事司法程序公正性的评价。     

行政司法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衔接问题

行政司法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衔接问题□张文中目前我国的行政司法程序尚缺乏统一的法典，各单行法律文件之间很不一致，并与行政诉讼程序相冲突，给行政审判带来了困难。正确认识行政司法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的冲突现象，研究探讨协调和衔接方法，进而推动行政司法程序的发...     

韩国行政审判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方向

韩国的行政审判制度虽然最初是基于《诉愿法》的实施而导入,但早期的行政审判制度不仅未能发挥其权利救济机能,反而被认为是行政诉讼的阻碍。对此,宪法新设了"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可以进行行政审判。行政审判的程序由法律规定,应当准用司法程序"的规定。依据该宪法规定,韩国制定了《行政审判法》,并通过数次的修订,逐步强化了行政审判程序对司法程序的准用。如今,在该制度已经接近了宪法所设定的目标,即达到了对司法程序的准用后,行政审判制度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亟待探讨的问题。行政审判制度作为一种准司法化的程序,其区别于以实现行政自我监督机能为核心价值的其他行政不服程序;而同时,行政审判制度作为一种以权利救济为目标的行政不服程序,其又区别于作为司法程序本身的行政诉讼制度。应怎样使韩国的行政审判程序在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之间凸显其存在的自身价值,是行政审判制度今后的发展使命。     

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之研究

通过对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文本变迁的追溯和实践运作的考察,可以发现原本处于边缘化地位的司法建议制度已经上升为行政审判的中心制度。而促使司法建议地位提高的原因在于能动司法观念之兴起,司法建议能够满足行政纠纷解决之需要和回应行政审判尴尬之处境。立足于功能主义的立场,可以发现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裁判引导型、裁判补充型、纠纷预防型和裁判执行型等四类司法建议。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的运作成效并不完全以行政机关的回复率为衡量标准,司法建议能否有效说服行政机关才是问题之关键。为了确保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的运作从随意走向规范,人民法院应当建立分类机制、激励机制和公开机制。     

中国特色的行政诉讼:发展与挑战

行政诉讼制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内涵、外延往往各有不同,但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指独立于(或相对独立于)行政机关的其他国家机关(主要是法院)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依照一套独特的程序(司法程序或类似司法程序)对行政主体的行为进行审查,并对其是否合法作出裁判的制度。在我国,行政诉讼纯属舶来品。北洋政府颁布了中国最早的一部单行行政诉讼法规——《行政诉讼条例》,南京国民政府1932年颁     

论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的协调——以知识产权权利冲突诉讼为视角

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形成了行政处理和司法救济相行运作的体制度.长期以来,两种保护方法在管辖问题上存在冲突,两者在相互衔接问题上也十分模糊,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协调的理论与实践未臻完善.本文从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各自的特点出发,提出应当突出和反映司法程序优先,并针对个案决定是否进行必要的行政前置程序,对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如何协调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方法.     

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区别

行政诉讼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和其他具有某些司法职能的机关(准司法机关),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定的程序(司法程序或准司法程序)以解决因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决定而产生的行政争议的活动。在我国,行政诉讼主要包括依法专门设立在行政系统内部的区别于其他一般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判机构(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等)对行政争议的裁决和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审理和判决。     

浅谈行政诉讼的目的

在当前法学界,对于行政诉讼目的的探讨逐渐受到重视。行政诉讼的目的属于行政诉讼法学的基本问题。对于行政诉讼目的的研究不但可以为行政诉讼的制度建构提供一种基本理论,而且可以为行政审判实践提供法律适用上的指导。研究行政诉讼的目的首先要了解行政诉讼的目的与价值、功能的关系。行政诉讼具有两个目的: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这两个目的密不可分,且具有层次关系,前者是行政诉讼的根本目的,后者是行政诉讼的直接目的。     

审判中心视角下的行政诉讼制度构造

"以审判为中心"的政法政策同样适用于行政诉讼制度改革,它要求法院发挥自身司法能力和司法制度能力,有效地介入涉法行政争议之中,并藉此保护法益。在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是法律监督上的国家权力结构关系。法院优位于行政机关,法院作为独立裁判者指挥诉讼管理关系和裁判过程。以审判为中心的行政诉讼制度构造,应最大限度地发挥法院司法能力在解决行政争议上的优位角色,应完整地发挥行政诉讼法的制度能力,即发挥立法、司法解释、司法组织及指导性案例的制度功能。行政诉讼司法准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诉讼管辖、庭审制度等,是否体现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改革方向,主要看其是否有利于行政争议的实质解决和法益有效保护。"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政策和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为中心的行政诉讼制度,影响了法院的诉讼角色和功能。回归司法权和诉讼制度本质,宜在行政争议、行政行为和法益之间构造出一致性的诉讼结构关系;宜从组织和体制改革转向程序改革,发挥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在塑造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上的作用。     

利害关系人：困惑司法行政也困惑司法审判——从一起公证申诉案谈起

[引言] 近几年,公证申诉案件大量增加.随着公证体制改革,公证处不再是独立的行政诉讼主体.对申办、撤销公证书的纠纷则由当事人向公证处或同级司法局提出申诉,待司法局做出行政决定后才能走向司法程序.     

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新路向

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导致行政诉讼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有必要通过制度变革加以完善。应该设立行政法院,切实保证行政审判的独立公正;将行政机关之外行政诉讼被告的表述,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变更为"其他承担行政任务的主体";将部分行政规范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强化法院对行政裁量与行政解释的审查力度。     

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院之考察与启示

西方大陆法系国家在多年的探索中,普遍建立了独立的行政法院专司行政审判职能,并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我国有着和大陆法系国家相似的成文法传统,研究西方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院的运作模式,对我国行政审判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就在于建立行政法院。     

论《行政监察法》中的检查制度和调查制度——兼论行政检查和行政调查的研究方法与思路的拓展

《行政监察法》中的检查制度和调查制度是行政监察检查权和行政监察调查权运行的载体。作为制度意义上的行政检查与行政调查存在着性质与功能的差异,共同构成了行政执法监察、廉政监察和效能监察目标实现的制度要素。行政检查和调查制度关联着公共权力、公民基本权利、政府治理、行政行为,关联着执法、廉政、效能等行政监察工作的热点,关联着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理论范式,有可能成为行政法学的理论增长点。     

我国行政审判体制的缺陷及其重构

我国行政审判存在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究其根源,在于行政审判体制的诸多缺陷。因此,我们必须对现行行政审判体制进行全面的审视和反思,从整体上进行结构化的改革,重新合理配置司法权与行政权,构建一种全新的行政审判体制。     

行政判决·行政判例·行政判例法——一种比较的视角

行政判决有三种形态第一种表现为正式的法源,是一种正式的法律规范,称之为“行政判例法”;第二种虽非正式的法源,却具有实质意义上的约束力,在现实中发挥着和法律规范相同的作用,可称之为“行政判例”;第三种行政判决,既非正式的法源也不具备实质意义上的约束力,可称之为“行政案例”。中国需要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行政判例制度,这种建构应该借鉴大陆法系的经验,以行政判例模式为蓝本,走一条介于行政案例和行政判例法之间的中间路线。     

论行政执法

行政从“管理”到“执法”的转变是我国二十多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 ,是从几千年的人治逐步走向法治的标志。行政的“执法”性质和“依法”特征是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发展目标所决定的。“行政执法”的实质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要有法律根据 ,受法律规范制约。行政执法改革不仅涉及执法方式、方法 ,而且涉及执法体制、范围、目标及执法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 ,是整个执法机制的转换。     

论美国的“穷尽行政救济原则”

穷尽行政救济原则是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它与行政行为成熟原则、行政行为完成原则共同构成了美国行政诉讼受案时间的立体化标准。1993年达比诉西斯内罗斯案在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变革意义,该案以《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4条后半部分的规定为基础,确立了穷尽行政救济要求的新规则。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的演进过程,本质上是穷尽问题和例外情形两条主线相互交叉、共同发展的过程。坚持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对于有效解决行政争议、保障行政机关的自治权、进而提高司法效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行政救济法上的亲属概念

在《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和《国家赔偿法》中,关于权利人死亡时作为权利资格继受体的亲属范围的规定不尽一致,立法上的混乱造成了三大救济方式在权利人主体资格上的不衔接。为弥补这一缺陷,更好地保护有关当事人的权益,应当采扶养的广义概念使扶养、抚养和赡养三个概念显示出通用性和一致性,使《行政复议法》上亲属概念的界定与《行政诉讼法》保持一致,扩大行政赔偿请求人的范围。     

“非正式行政行为”概念界定——兼“非强制行政行为”评析

作为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行为的上位概念,"非强制行政行为"从提出到广泛引用一直缺乏学理论证。实质上这一概念本身的存在意义及其科学性是存有质疑的,在"新公共服务理论"背景之下其更加显露。相反,"非正式行政行为"则在语义上更具科学性、内容上更具全面性和功能上更具现实性。     

非正式行政行为的内涵——基于比较法视角的初步展开

非正式行政行为的概念在我国学术界有被混淆和误用的现象,迫切需要比较法意义上的澄清。在对抗主义程序观盛行的关国,对抗性要素是否充分,是界分行为正式与非正式的基准;受形式法治主义观影响,日本采取"是否超越立法授权"的分析路径;受法效意思和行为形式论影响的德国,倾向于用"欠缺法律形式"来界定非正式行政行为的内涵。了解其不同内涵旨趣和形成机理,对我国的概念建构和展开这一新型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