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的利益衡量

我国目前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存在利益失衡问题,农民利益受到侵害,一些不正当利益大量滋生,甚至不法利益大行其是。经过考察,我们认为在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应当纳入利益衡量范围的主要应是农民利益与公共利益。在利益衡量的过程中,应确保农民利益得到合理补偿,并且这种补偿应是与社会保障并行的合理补偿;应确保征收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在农民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中,应以征收之后利益综合衡量的结果为正数作为判断标准;并且在征收过程中要注意正确衡量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     

论公诉裁量中的公共利益衡量

公诉的性质、检察机关的职能决定了公共利益衡量是现代各国检察机关进行公诉裁量时应遵守的一项基本原则。公共利益衡量的适用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刑事诉讼中的公共利益包括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以及被害人和被告人利益等因素 ,在进行公诉裁量时应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对各种利益进行衡量。我国的公诉裁量应体现和遵守公共利益原则。     

论利益衡量思想与环境法的理念

利益衡量在环境法中是指当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等发生冲突时,对冲突的利益进行权衡和取舍的活动。利益衡量的思想体现在环境可持续理念、环境协调理念、环境公平理念之中,也体现在环境安全理念、环境和谐理念之中。利益衡量的中心应当是社会公共利益。     

论公共利益与私有财产权保护

公共利益需要构成限制私有财产权的理由。保护私有财产权,必须防止公共利益的无限扩张及公共利益的误用与滥用。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遵循利益衡量原则、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协调好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并借助于宪法解释制度明确公共利益的涵义,通过具体立法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保障公共利益设定的合宪性。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及衡量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问题尤其是污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行政许可引发的利益冲突日益显现,已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都需要保护,如何进行衡量至关重要。在分析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内容和冲突原因的基础上,阐明利益衡量原则和方法,提出了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利益衡量机制及对策。     

民事诉讼中的利益衡量分析——兼评法官的自由裁量

本文就民事诉讼中的利益衡量问题,首先阐明了利益衡量出现的原因及渊源,通过利益衡量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运用做了分析,即对民事诉讼中社会公众利益与当事人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及民事诉讼程序所涵摄的不同主体利益之间冲突的衡量分析后,指出在民事诉讼中法官自由裁量存在的前提是需要通过利益衡量;从而进一步对法官在民事诉讼中需要自由裁量的八个空间层次所作利益衡量分析。最后就利益衡量的运用可能产生的几个方面问题,提出了作者的一些思考。     

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的利益衡量

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颁布实施的情况下,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的利益衡量更显重要,主要体现为个人信息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和企业数据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平衡。从法律依据看,我国法律文本中解决个人信息利益与其他利益冲突的规定主要体现为“数据条款”和“公共利益条款”。从司法实践看,公共利益界定的模糊导致了其与个人信息利益的紧张关系,公共利益代表机制的多元加剧了其与个人信息利益之间的冲突,且呈现出“重追责轻管理”“重刑轻民”、救济机制不畅等特点。实现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的利益平衡,在解释论层面需要强化处理个人信息基本原则、保护责任机制和侵权法律责任,在立法论层面需要进一步明确界定相关核心概念、创新个人信息保护模式、建立专门个人信息保护机构以及健全个人信息权益救济规则。     

论利益衡量方法在行政诉讼确认违法判决中的适用

行政诉讼确认违法判决是法官在多种利益冲突之下 ,运用利益衡量之解释方法所获得的一种解决行政争议的判决。法官在认定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之后是作撤销判决还是确认违法判决 ,取决于法官对案件所涉利益作出的衡量。在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下 ,通过利益衡量可以获得解决行政行为在被认定违法之后作出的司法判决的妥当性 ,解决行政行为违法引起的利益冲突。     

城市拆迁的利益博弈与规制思路

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拆迁实质上是一场艰苦的＂利益博弈＂;从博弈的结果看,有相当一部分被拆迁人的私人利益受到了严重侵害,而假借公共利益之名的政府利益、开发商利益却得以不同程度的增加。城市拆迁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利益冲突及社会冲突,亟待从根本上予以解决。鉴于政府利益异化、政府角色冲突是引发该问题的主要原因,本文提出了以约束政府不当行为为中心的规制思路,即应充分运用政治及法律手段,对城市拆迁中各级政府滥用公共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格约束。     

制度利益衡量的逻辑

司法审判特别是疑难案件审判往往需要进行利益衡量,其中制度利益的衡量极为关键。制度利益具有现实性、具体性、广泛性等特性。与法律制度构造的类型化相适应,制度利益需要区分内部不同的具体类型进行衡量。在利益衡量时,需要对潜藏于法律制度背后的制度利益作深入剖析,可分为两个步骤:一是理清核心利益;二是以制度涉及的社会广泛性为依据,对制度所涉具体利益作广泛的铺陈与罗列。应当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协调是制度利益衡量的基准,它提出两个要求:第一,在复数制度中选择妥当制度,避免误入歧途;第二,结合法律情境探寻制度利益,避免利益误判。从功能上讲,制度利益衡量既是牵引法律制度演进的内在动力,又是判断法律制度效力的实质依据。     

论行政规划中的私益保护

行政规划中的利益冲突，主要是公共利益与私益的冲突，两者的冲突体现为权力与权利的博弈，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了必须加强对私益的保护。在当前，应当通过确立行政规划中的损失补偿制度和完善行政规划的救济制度来加强对私益的保护。     

论农地的公益性及农地征收中的公益衡量

我国的农地是农民集体与集体成员的财产而不是公共财产,但同时却承载着法律保护的公共利益,如经济安全、环境保护与社会稳定.因此,农地征收内含着目的公益与客体公益的冲突与平衡问题.鉴于我国现行农地征收制度与实践对农地公益保护的不足,建议未来的集体土地征收立法改进农地公益保护模式,提高农地征收的公益标准,仅将重大公益作为农地征收的目的要件,严格控制重大公益的范围,并健全公益审查程序,以实现农地公益与征收公益的平衡.     

行政规划中的公众参与程序：理想与误区——从汶川地震恢复重建规划说起

通过对汶川地震恢复重建规划的分析可以发现，行政规划的确定将对众多社会群体的法律利益和事实利益产生重大影响。为此，有必要构建行政规划中的公众参与程序，作为公有制前提下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平衡器，并以主体性公众参与作为目标模式。在行政规划的公众参与过程中，容易因公众参与的无限扩张导致政府决策效率低下甚至无法决策，或因公众利益的分化和参与不平衡导致社会公正受损，或者发生公众意见对法律和政策目标的偏离，对此均应竭力避免和纠正。     

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三维视角解读——指向、均势与秩序

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指向是实现公共利益。在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过程中,要实现公共利益,不能以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吞噬公共利益,不能以意识形态之争掩盖利益之争。因此,只有多中心行为主体均势,才能使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成为可能。而偏离指向与未竟均势使得治理秩序建构意义显著。反过来,秩序的建构关系到公共治理理论适用的未来指向与均势走向,即指向、均势与秩序在逻辑上是相互关联的。对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之指向、均势与秩序的研究,既是出于对公共管理学科政治学基础的强调,也是试图在学术研究上对偏差研究倾向的纠正。     

污染风险型公共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权衡与化解

利益的广泛存在导致利益冲突的不可避免,所以利益冲突体现在社会中的方方面面,污染风险型公共设施选址中就涉及到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是基于某种范围内主体数量差别而引发的,主要表现为在市区范围内的公益与个益冲突,并呈现出一些特殊的表现形态。通过对污染风险型公共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中的权衡因素进行分析,指出在法律中化解这种利益冲突的正确的主体权责配置模式,并创设主体之间进行良性互动的机制。     

论国外行政公诉的产生与发展

行政公诉是一种检察官针对侵犯公共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而提起的一种诉讼类型,从国外行政公诉的发展过程看,这种诉讼之所以由检察官提起,是基于其公益代表人角色的定位;行政公诉能够弥补传统行政诉讼仅仅由利害关系人发动的局限,从而更有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同时,这一制度也填补了审判权监督行政权时"不告不理"的空白,有利于检察权配合审判权以实现对行政权的监督。     

行政决策正当性要素的个案解读——以北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政策为个案的分析

当代行政决策过程涉及多元利益权衡,影响到公众利益甚至公共利益,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过程。传统行政法分析框架对行政决策行为合法性的分析技术,主要限于形式合法性分析,这已远远不能解释和评价行政决策过程和结果的正当性。对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分析,需要引入一种"实质合法性"分析框架,其核心是将形式合法化、理性合法化、民主合法化机制结合起来,以分析行政决策的正当性。合法性、民主性、理性构成行政决策正当化的核心要素。     

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协调论

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协调论是指 :行政法通过对行政权力和公民个人权利的合理配置 ,使行政机关和公民的利益在行政权行使过程中都能得到充分反映 ,从而达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协调状态。这一理论较之平衡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控权论和管理论有较大合理性。为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协调 ,必须完善行政程序 ,尤其是在行政立法环节应对二者有充分的考虑。     

我国行政征用法律制度现状及完善

行政征用是一种高现实操作频度的具体行政行为,关涉不同利益主体的平衡和社会资源的分配以及和谐稳定的发展大局。我国目前对行政征用的研究亟待深化。在立法层面上,有关行政征用的法律规范分散于各单行法律法规之中,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不明确,缺乏征用的正当程序,缺乏明确公平的补偿标准,继而诱发行政征用在实践操作中出现诸多问题。本文针对目前我国行政征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剖析其原因并提出相关的完善建议。     

行政比例与合理性原则的比较研究

尽管比例原则和合理性原则都是控约行政裁量权的理论,但二者有着极大的不同:在内涵方面,比例原则着眼于法益的均衡,合理性原则则凸显对公共利益的喜好;在作为法律渊源的目的方面,比例原则以维护和发展公民权以为最终归宿,合理性原则以公共利益本位为出发点;在适用范围和位阶方面,比例原则较合理性原则的适用范围更广、位阶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