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现代化的期待

刑事司法,是国家权力运作的典型场域。在刑事司法中弘扬程序正义理念,发挥程序对国家权力的规制作用,进而加强刑事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至关重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和发挥程序法的意义和作用。     

演进与启示:中国民间社会在刑事政策体系中的角色变迁

前言对世界各国而言,抗制犯罪都是一个“宏大的叙事结构”,也是一个几乎永恒的课题。现代社会中,反犯罪都是在政府或者官方的主导下进行的,应该说,这有其必然性。首先,国家或者官方承担抗制犯罪这种公共产品,符合国家作为“守夜人”的现代宪政理念;其次,抗制犯罪这一公共产品,其“原料”本身就来自于公共领域,如针对犯罪的法律,打击犯罪的专业力量,抗制犯罪所需的物质准备等等,通常都是国家能够提供,而若由社会组织或个人提供这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行刑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政策是为抗制犯罪而出现的，是国家针对犯罪而采取的防治方略，以行刑为视角，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解读与诠释，有助于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导向，重构我国的行刑体制。     

轻罪刑事政策论纲

刑事政策轻缓化已是世界大势,不少国家在轻罪刑事政策的轻缓化方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在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语境下,系统、深入地探讨轻罪刑事政策的研究概念、结构、根据、意义以及与相关范畴的关系等问题,探讨我国刑事立法、司法、监狱处遇等领域如何践行轻罪刑事政策,对于推动我国犯罪治理以及刑事政策体系科学化的进程是十分有益的。     

论刑事政策与刑法

刑事政策可表述为:国家或政党基于犯罪态势而制定的控制(预防)犯罪的方略,可分为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指导刑法立法的刑事政策是基本刑事政策;影响刑法司法的刑事政策是具体刑事政策。只有在较长时期内涉及全过程的主要的刑事政策才是基本刑事政策。具体刑事政策,它相对于基本刑事政策而言,指在犯罪控制的某一领域或某一阶段中起作用的刑事政策。就刑事政策与刑法立法来讲,刑事政策即基本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刑事政策高于刑法;就刑事政策与刑法司法来讲,刑法则高于刑事政策即具体刑事政策,具体的刑事政策只能在刑法的框架内运作,但可以影响定罪与量刑。     

惩治贿赂犯罪刑事政策之提倡

贿赂犯罪的泛滥与国际化程度的加剧，迫使国际社会选择更为有效的贿赂犯罪治理政策。在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选择中，实行定罪机制、合作机制与控制机制对等的对称性刑事政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选择。中国惩治贿赂犯罪刑事政策设计以受贿罪的治理为中心展开，对受贿罪与行贿罪采取差异治理的不对称性刑事政策，在客观上无法有效遏制贿赂犯罪的膨胀。为实现贿赂犯罪根源性治理的目标，有必要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积极倡导并在立法中实现对称性刑事政策的要求。     

刑法谦抑主义指导下的刑事政策观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语境中，刑法谦抑主义价值理念体现在刑事政策理论和实践中，就是“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概而言之。就是充分认识犯罪发生的必然性和恒久性，摒弃运用刑罚消灭犯罪的理想主义犯罪控制目标。确立容忍犯罪现象和一定犯罪率存在的现实主义犯罪控制目标；树立广义的刑事政策观，综合运用多种预防和控制方式“合力出击”抗制犯罪，优先运用刑法之外的其他刑事政策手段，着重发挥刑法的最后手段作用，把教育改善犯罪人作为狭义刑事政策的根本原则；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犯罪人，在运用刑罚严厉惩治少数严重犯罪的同时。对于绝大多数情节轻微或者社会危害性程度一般的犯罪，则慎用、少用乃至不用刑罚。以损害最小限度的权利自由为代价，达到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目的，确保社会在有效抗制犯罪的良性循环中健康发展。     

论数据刑事合规

作为企业合规的特殊场域，数据刑事合规指的是数据企业等经营主体针对数据处理各环节可能涉及犯罪的风险点，进行犯罪预防、识别和应对，以追求获得刑事利益的一种专门活动。在我国力推大合规建设的背景下，此类实践对于促进智能社会共治、发展新兴数据产业和提升司法办案效果具有突出的价值。而鉴于我国数据犯罪治理存在着“口袋罪名”“沾边管辖”“动态标线”等现实特点，数据刑事合规只能践行相对性定律，即指向数据处理行为的罪名群、追求合理性的结果。基于这一社会规律，各数据经营主体应当确立同数据业务形态相契合的三色方略，包括数据处理要远离刑事究责的红线、警惕行政处罚的黄线(区)以及畅行于民事、行政上无责等绿区。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保障——基于理念层面的分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顺利有效地实施需要一定的理念保障。首先，犯罪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对于犯罪的治理不是采取高压的政策，而是相对宽容的态度。其次，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犯罪高发是一种常态，对于犯罪的治理只要能够控制到社会能够容忍的程度即可。再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深刻认识犯罪规律和刑罚功能的产物，对于犯罪的治理应当保持谦抑性。最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涉及刑事司法活动的方方面面，因此，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平衡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保障被追诉者的权利与保护被害人的权利、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严格执法与行使自由裁量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等之间的关系。     

和谐社会语境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远战略规划的重要方面。刑事法治的规制对象直接指向以社会整体为侵害对象的犯罪,因而对于和谐社会建构具有特殊意义。宽严相济政策是刑事政策实践的最新成果,在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良性互动中实现犯罪防控与人权保障这两大刑事治理目标之间的平衡,从而能够立足于刑事安全领域,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特殊贡献。     

警事治理:国家警事社会化的新定义

治理理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认识思路是国家和市民社会相互"型塑"达致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善治"。在国内外警务战略模式变革中成为潮流的"国家警事社会化"战略,是指在警察机关专业警务活动的同时,动员社会组织和社区公众共同参与防控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活动的过程。显然,"国家警事社会化"寻求警察与社会组织及社区公众的互动合作基础上公共安全管理的改善。因为警察与国家的对应、社会组织及公众正是市民社会的具象,所以可以用治理理论作为分析"国家警事社会化"的框架,并将其定义为"警事治理"。     

社会分层与治安善治

社会分层反映一个社会的权力、资源配置和结构关系、利益表达协调和实现机制、社会活力释放机制，是一个社会组织结构状况合理性与否的整体性反映。它在深层蕴含着一个社会的内在张力的蓄积情况，决定着社会治安的实际状况和演变的规律。社会治安善治，是政府和公民合作管理社会治安的过程，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间的一种新颖关系。社会分层必然关切于治安善治的内容及其结构模式。在当代中国背景下，治安善治理应采取行政吸纳社会的模式进行，它既可以保证稳定，又能持续改善。治安善治的制度结构应该是支持性治安基础制度和控制性治安制度的有机统一。     

Sympathy for the devil: state engagement with criminal organisations in furtherance of public policy

Governments have long relied on non-state actors to assis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policy. Legitimate elements of civil society have become familiar instruments of governance. States have also engaged criminal actors to this end. This article will note examples of state collaboration with criminal interests, from pirates turned privateers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to the patriotic hackers of today. It will discuss th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giving rise to such engagements, the pitfalls that may beset them, and the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at might inform the decision by a state to enlist the services of illicit organisations.     

Criminal heterarchy and its critics: governance and the making of insecurity in Colombia

ABSTRACT

The FARC, Colombia’s oldest and biggest guerrilla organisation, has long been constructed as the country’s public enemy number one, an enemy that is increasingly portrayed as an outright criminal actor who abandoned all political ambitions. This image of the FARC as a criminal threat to the Colombian state and society is central to a broader turn towards criminalisation in Colombian politics. Through the lens of a critic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 and the notion of the state’s discursive selectivity this article analyses turning points during which the construction of Colombian society’s criminal enemies became a driving force in the country’s security governance. Which social forces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criminalising forms of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how? What are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latter? In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war on (guerrilla) crime assumes a ‘productive’ role for Colombia’s formal democracy.     

乡镇政府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及其现代取向——基于农民政治参与的视角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参与方式影响着乡镇政府治理模式的形成。当下,浙江台州乡镇治理转型的现代探索——民主协商下善治式乡镇政府的本质特征在于,乡镇政府与农民对农村社会公共生活的共同管理,它既体现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同时也使国家与农村社会在乡镇治理中达成全面、积极和有效的合作,进而实现了官治与民治的契合共治。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体之维

国家治理主体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具有多元性、拟制性、平等性等特征。与集中统一的管理不一样,国家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共治格局。政党、国家、政府、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公民等都是参与国家治理的主体。从法学的角度看,这些主体都是法律拟制的产物,按照社会契约论都应以平等身份参与治理。以权力、权利主体作为依据,可把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主体分为官、民两类。以此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来构建法律关系,可以发现权力冲突、权力与权利的冲突、权利冲突构成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之维所要重点探讨的理论问题。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趋显性化和严重化.借助美国学者赫希提出的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依恋”、“奉献”、“卷入”和“信念”维度与布莱克的“法律合作”和“法律个人”分析框架,通过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两种类型未成年人治理模式的对比分析,发现当代中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模式在犯罪预防、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矫正以及犯罪后果消除方面有不同程度的不足和缺陷,而这些问题在传统家族治理模式下却得到较好的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治理机制,既要保证现代性的社会治理模式的适用,也要兼顾传统家族治理模式中的地方性经验,关键在于建立未成年人法律合作组织、延伸未成年人矫正机构的职能、加强知行结合的未成年人道德品行教育以及补充完善未成年人法律规范等.     

集团诉讼制度的价值研究——兼评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

价值是反映主体与客体之间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效应关系的范畴,是深刻认识集团诉讼制度的良好视角和工具.集团诉讼价值是法律价值、民事诉讼价值下位的概念.集团诉讼制度的独特品性在于克服集体行动的障碍,共通性在于体现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民事诉讼目的论的发展.     

专项治理的实施效果与法治前景——基于安镇脱贫攻坚行动的实证考察

打赢脱贫攻坚战为我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一环,是助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载体。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基层政府因对"专项治理"政策工具的特性洞鉴尚浅,实证背景研判不足,未能恰当处理"专项"与"常规"政策工具之间以及政策工具与治理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而使政策工具在基层社会复杂应用环境中"空转",导致治理效果不理想。基于以上问题及困境,以安镇脱贫攻坚行动为研究对象,在深度剖析两大政策工具之理论及实践逻辑基础上,全局把握科学革命的齿轮状特点与终极导向。并据此分析传统专项治理作为科学革命的重要范式,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着营造环境、整合资源、利益驱动、权力生产、全面治理等正向作用,同时也存在"目标置换""精英俘获""临时应对"等局限性一面。因此,在总结科学革命经验基础上尝试性提出新的常规科学建立的理想模型,以期不断创新与完善中国基层治理法治化路径。     

NGO的民间治理与转型期的法治秩序

NGO的民间治理对转型中国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与国家法秩序形成了耦合支撑、多元均衡、共谋与冲突等互动和张力状态,而且,还赋有反思性的对话协调机制、公民性社会资本的生成机制、公共领域的运行机制、自生自发秩序的衍生机制等秩序生发机制,从而为法治秩序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支撑。因此,应克服NGO民间治理中的中国问题,推动其功能和作用的充分发挥,进而促进法治秩序的早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