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中几重关系的分析

在我国广大农村,村民委员会是农村基层住自治组织.村民自治作为我国农村基层直接民主的尝试,是我国基层民主的坚实基础.其实现程度好坏与我国的发展前途息息相关,因此研究村民自治中出现的问题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目前,我国在村民自治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号令人深思的问题.这就是农村中存在的村委会与乡(镇)政府关系.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关系,村民自治与遵守国家法规制度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这些问题的出现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农村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作些理论分析和对策的思考,希望能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点启示作用.     

我国村民自治主体的法律分析

乡村治理主体作为乡村参与主体和决策主体,是乡村治理中最重要的部分。中国乡村治理经历了皇权、宗族和乡绅共存的治理、国家权力为主体的治理和村民治理。虽然中国乡村治理发生了范式转变,但由于长期以来制度的安排,村民作为自治主体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其法律地位没有明确授权。因此,首先要从制度上明确现代乡村治理主体是村民,同时从法律上界定村民的资格,从而使乡村治理变成村民治理,真正实现乡村民主。     

论村民自治中的“贿选”现象及其对策分析

村民自治是实现农村基层民主的主要形式,村委会选举是实现村民自治的主要方式。"贿选"是村委会选举过程中的腐败现象,严重危害农村基层民主的实现和村民的直接利益。治理"贿选",应该做到标本兼治: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是治理"贿选"的根本措施;制定合理有效的法律法规,完善监督程序,是治理"贿选"的关键所在;不断加强对村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其权力行使的有效性,是治理"贿选"的有效途径。     

论村民自治中的“贿选”现象及其对策分析

村民自治是实现农村基层民主的主要形式,村委会选举是实现村民自治的主要方式。“贿选”是村委会选举过程中的腐败现象,严重危害农村基层民主的实现和村民的直接利益。治理“贿选”,应该做到标本兼治：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是治理“贿选”的根本措施;制定合理有效的法律法规,完善监督程序,是治理“贿选”的关键所在;不断加强对村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其权力行使的有效性,是治理“贿选”的有效途径。     

社会治理创新的反思理性合同模式——兼论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协议示范文本

进入新世纪后,征募社会资源参与公共管理已成为党和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策略.作为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合作的基本形式,合同亦成为日益重要的公共权力运作工具,我国近年来逐步确立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制度就是这一趋势的制度成果.征募社会资源参与公共管理的最大难题是克服社会主体内部理性最大化的桎梏,并实现社会自治和公共责任的平衡.德国学者图依布纳所倡导的反思理性法以其程序导向的策略和追求"受规制的自治"的制度特征,为我们克服这一难题提供了有意义的思路.而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制度也为我们思考反思理性与合同治理的制度性结合提供了最佳机会.     

村民自治中权力交叉与主体错位的法律纠结

伴随着村民自治的开展，必然形成权利主体的多元并存和纵横的分权制衡。权力运行规律决定应当是有效监督、权责对等、边界清晰、衔接严密，但是，自我国村民自治制度推行以来，法律上一直存在着各种权力交叉、主体错位问题。一是党支部权力错位及其和村委会的权力重叠和交叉；二是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某些权力被村委会所取代：三是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部分民主监督权被乡镇以上党政府部门所取代。以上这些纠结，无疑郝阻碍了村民自治过程中民主权利的行使。     

社区治理中的组织关系

社区是城市社会的细胞。它既是国家治理活动的微观空间,同时也是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基本单位。社区自治发展至今,已经基本完成了组织构建与制度成型这两个任务。迈入第三阶段的社区自治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制度和功能的良好运作,从而使社区自治完成由"被组织"向"自组织"的转变,通过良好的社区自我管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治。本文阐述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基于社区自我管理的现实需要,形成的社区自治的多元参与治理结构与社区组织间平等协商的网络关系,以及居委会应如何在这一结构关系中扮演好"主体"角色。     

浅析村民自治权

村民自治不仅仅是国家治理乡村的一种方式,也是国家赋予农民的一项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村民自治权既是宪法赋予广大村民的一项民主权利,也是广大村民对村中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自我管理的权力。作为"权利",它带有明显的"政治权利"的色彩;作为"权力",它带有典型的"社会权力"的性质。从目前的有关法律规定和现实状况看,行使村民自治权的主体实际上包括作为个体的村民和作为村民代表的村民自治组织;村民自治权的类型也就包含了个体权利和集体权利。村民自治是国家法律确定的村一级治理制度,其中心就是以法律的权威赋予广大村民自治权,这种自治权对于个体村民而言是权利,对于村民整体而言则是权力。     

全球金融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

制度性话语权是国际法中国家权力的表现形态,国际金融制度性话语权是国际金融秩序的基本范畴和核心要素.国际金融制度发展历史,是一个在金融强国伺不断展现制度性话语权作用的历史.它的更替交融,建构了不同阶段的国际金融秩序.21世纪国际金融制度性话语权呈现出主体多元、模式多样、机构多边、效力多层次的特点.中国以亚投行、人民币入篮、金砖银行等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实践,显示了明显的话语权提升,并逐步走向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进一步揭示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代表性问题、话语权的参与度与透明度问题,确定制度性话语权建构的逻辑脉络,以新价值观、中国模式、区域合作、软法治理、国际金融标准制定作为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建构的路径.实现提高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的目标.     

从法治视角解读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设困境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作为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最基本的形式,村民自治作为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制度,能否真正实现法治之下的村民自治在依法治国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要.本文结合村民自治的背景,基于当前村民自治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影响法治建设问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析村民自治过程中出现的法治建设困境.     

村民自治的宪政之维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社会综合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是保障农民依法直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和自治权利的制度设计。中国的宪政建设不能忽视农村基层民主宪政，没有农村基层民主宪政化，就不会有整个国家的民主宪政化，村民自治自身具有丰富的宪政内涵和宪政价值。中国村民自治的研究应当突破传统思维视角和研究进路，从宪政的角度对村民自治问题进行分析和阐释，揭示村民自治的宪政价值。     

自治如何形成——对证券交易所法律地位的历史比较

本文通过对旧中国清末民初时期和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证券交易所自治地位的考察,分析了这两历史个时期证券交易所自治状态的形成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关于证券交易所、甚至是自治组织自治地位形成的一些共同因素或要求。     

群众路线与我国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实践及其优化建议

本文通过文献分析的方法。在总结我国各地党的基层服务型组织建设带动经济组织建设。带动社会管理创新，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带动村民自治和带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基础上。从我国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主体创新、内容创新、手段创新和理念创新四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优化的对策。     

农业转移人口公民化与城市治理秩序重建

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如何融入城市社会,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当前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战略,更侧重于阶层定位而非法律定位、策略性选择而非制度性安排,是一种分列式方案而非一体化布局,存在诸多局限和问题.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建设的宏观背景出发,城市化中农业转移人口应从市民化转向公民化,着力于公民角色、参政空间、文化兼容和一体格局的建设和拓展."公民化"有利于促进制度认同、公共参与和自律秩序的形成,从而形成多元治理秩序.只有实现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公民化,才能真正建立起有效的城市治理秩序,从而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     

法治视域下的村规民约

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体现了国家完善和发展村民自治制度的决心。作为村民自治制度核心内容的村规民约也日益受到关注。村规民约自身的特点及其特殊的地位,使其与"法治"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内在张力。通过对村规民约与法治的内在关联正反两方面的剖析,揭示出"村规民约"对法治的推动保障作用与客观消极影响之间的矛盾,并从法律多元格局的角度,为协调这一矛盾,推进村规民约的完善和发展提出一些建议和设想,以期实现国家法律与民间秩序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     

论社会转型中的社区管治与社区警务

我国现阶段的社会转型对社区管治与社区警务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使社区的管治环境、人际关系、管治方式和治安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对社区实施的政府管理与居民自治中,政府管理是主导,需要通过完善的居民自治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管理作用;居民自治是基础,只有在政府引领下才能充分实现自治功能。社会转型期的社区警务活动,应当立足社区履行公安社会管理职能,充分利用社区资源改善警务运行条件,建立和谐警民关系为社区建设提供治安保障。     

Rural urban income gap and critical point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By employ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rural urban income gap and its critical points for change. The level of rural urban income gap in 1978 broke the 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 on which the traditional rural urban relationship relied, leading to overall reform in rural China. In the post-reform period, utilizing their superior influence on policy-making, urban residents have so far succeeded in maintaining urban biased government policies, deterring rural labor from migrating to cities permanently. The urban residents’ major lobbying mechanism is through their “vote” and “voice”, something in which their rural counterparts are lacking. However, farmers have a way to “get around” the urban biased policies which are unfavorable to them. This “voting with their feet” eventually will drive the policy change. When the rural urban income gap increases to the level of 1978, a critical point for institutional change will have been reached. The timing and conditions will be ripe for reform of the whole policy package on which the present rural urban divide has been built.     

Negotiating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form in medical training regimes

Recently the medical profession has faced increased outside pressure to reform postgraduate medical training programs to better equip young doctors for changing health care needs and public expectations. In this article we explore the impact of reform on professional self-governance by conducting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postgraduate medical training reform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Netherlands. In both countries the medical training regime has shifted from professional self-regulation to coregulation. Yet there are notable differences in each country that cannot be explained solely by diverging institutional contexts. They also result from the strategic actions by the actors involved. Based on an assessment of the recent literature on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this article shows how strategic actions set negotiating authority processes into motion, producing new and sometimes surprisi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hat can have profound effects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allocation of authority in the medical training regime. It stresses the need to study the interactions among political context, the properties of institutions, and negotiating authority processes, as they are cruciall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沈钧儒地方自治思想探析

地方自治思想是沈钧儒宪政思想的重要内容,沈钧儒一贯主张地方分权,认为地方自治是宪政实施的基础。在民国时期,基于反对独裁、反对专制、反对中央集权的立场,他拥护联省自治,提倡地方选举。在抗战期间,他主张实现地方自治是保证抗战胜利的条件,呼吁厉行地方自治。他对于地方权限的范围、中央与地方的均权模式等问题也进行过深入思考。沈钧儒主张地方自治,并不是反对国家统一,更不是要分裂国家。他希望建立一个在统一主权之下,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宪政共和国。     

从“自然而治”到“自觉而治”：社区自治问题再探讨

社区自治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为实现社区品质的提升而采取的居民自我治理的方式。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社区自治的发展经历了从“自然而治”到“自觉而治”的过程。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对自然而治的社区治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梳理，而今天社区的复杂性决定了社区的自治已经不能主要靠“习惯”来解决问题。“自觉治理”成为社区自治的突出特点。充分认识今天的社区自治必须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这对于深化我国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