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事强制执行法的基本原则

制定独立的民事强制执行法是大势所趋,而确立民事强制执行法的基本原则是制定民事强制执行法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国的《民事强制执行法》的基本原则应为：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强制执行权原则、执行有据原则、执行标的有限原则、执行效率原则、强制执行与说服教育相结合原则。     

论国际法规范的位阶

条约法公约首次在国际法上规定了强行法概念。国际法学者以强行法、对一切义务、国际罪行等的出现为根据,提出了位阶理论,主张国际法规范已经产生类似于国内法的"规范等级"。在实践中,位阶理论在确定国际法等级以及效力层次上的作用也极为有限。国际法院的判决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指明某些义务具有基础性,而并不能证明强行法规范具有高于一般规范的效力。尽管如此,位阶理论的提出仍使特定国际法规范的效力在某种程度上超出"同意",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条约义务与国际社会根本义务相冲突的情形。     

论比例原则在民事强制执行中的适用

民事强制执行既要实现债权人的债权,也需重视对债务人基本权利和社会利益的保护。在我国的民事强制执行中引进比例原则,既是民事强制执行理论和谐的需要,也是突破现实执行困境的要求。本文指出强调在债权人利益、债务人利益以及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均衡考量,有利于实现社会总体效益的最大化,文中从引进比例原则精神的角度对此做了初步的分析,以期对我国的民事强制执行工作有所裨益。     

论行政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权实现的重要保障.目前,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存在着执行主体是一元还是多元、执行外延是广义还是狭义的争论;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特点则基本达成共识,即具有行政性、强制性和执行性三大特征;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种类,按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划分.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有三种模式选择,即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申请司法机关强制执行和二者的折衷.我国虽然采取折衷模式,但尚存在一些弊端,因此,有必要依法加以明确,将行政强制执行权归还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执行程序的设定一般应经过作出决定、送达决定和实施决定三个阶段.     

论行政强制执行权之归属

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主体针对相对方的重要武器。也是行政法学的重要内容。我国酝酿统一的《行政强制执行法》已经多年。其中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是一个重点。以行政机关执行为主还是以法院执行为主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结合我国的执行实践以及国外经验,抛弃了采用单一划分标准划分行政强制执行的方法,笔者提出了以相对方权益影响之大小为主要标准兼顾其他合理划分标准的综合标准。     

论知识产权的强制执行

在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背景下,知识产权越来越受到国家、社会和个人的重视,因而知识产权执行案件也越来越多。当前知识产权执行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法律规定少、执行难度大等。笔者试着从法律制定、寻找替代措施、加大委托执行入手,探索知识产权执行方法,为执行实务找到新途径。     

国际法弱法论评析

国际法和国内法一样,是具有强制性的,都是必须遵守执行的,强制实施方法虽有所不同,但法律本身的强制力并无强弱之分。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国际法强制力的有关内在因素趋于完善,强制执行国际法的制裁体系正在形成,使得国际法得到了更有效的遵守与执行。     

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迷失:动因与出路

中国国际法理论界和实践界长期高度重视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地位和作用,一些国外的学者也曾对此进行专门阐述.然而,在国际法的实践、特别是国际司法实践中,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却很少被专门提及,处于一种迷失状态.通过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与《国际法院规约》规定的“一般法律原则”的对比,可以看出国际法基本原则存在着在法律渊源的列表中未能被正式规定的缺憾;通过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与近期被高度重视的“强行法”的比较,可以发现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纯政治血统是其在国际法整体上趋向专业化、技术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道德驱动的政治决议与技术掩盖的利益导向进行博弈,后者取得了优势.然而,从未来出路看,具有权衡特征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在当代国际法体系中具有指引、协调、整合的作用,满足国际法未来健康发展进程的需求,故而应赋予和提升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地位,中国作为国际法的后发国家应继续高度重视并倡导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未来的国际法实施:从强制执行到遵守管理

20世纪以前,国际法以强制执行为主要实施方式。因缺乏强制执行手段,国际法的法律属性因而受到广泛质疑。20世纪后半期以来,国际法在规范结构和实施机制上有了较大发展。在某些领域,国际法规范开始由消极性规定转向积极性规定,而国际法的实施机制也由传统的自愿遵守和强制执行转向报告监督、帮助激励等遵守机制建设上。国际立法正在经历由权利体系的立法到救济管理的立法转变的过程。     

重构正当防卫的法理基础

正当防卫作为私人暴力,与国家暴力垄断原则之间具有内在的紧张关系.根据国家暴力垄断原则,公民无实施私人暴力的原初权利,所有形式的私人暴力都会遭到国家暴力垄断原则的封锁.但在正当防卫情形中,此种封锁会在一定范围内为宪法中的国家保护义务所解除,行为人实施不法侵害时,国家因不在场而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来制止不法侵害、保护法益,此时宪法中的国家保护义务要求立法者必须设置容许规范,授予公民实施私人暴力之权,以避免公民的生命、身体、财产等法益处于完全无保护的状态.由此可知,正当防卫的法理基础便在于国家暴力垄断原则和国家保护义务的互动与调和.据此可处理正当防卫的解释边界、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为他人防卫和为公防卫的诠释等疑难问题.     

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规范初探

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规范是指由全体国际社会成员所公认且在缔约时不能贬损的那些国际法律规范,对此类规范的存在,国际社会已经形成普遍共识;其最初适用范围仅仅限于国家的缔约行为,但随后逐渐及于其它国家行为;国际法学说、条约及国际司法实践初步确认了某些具体的规则具有"强行法"规范的性质,但关于"强行法"的更为明确或具体的范畴问题,国际社会远未达成普遍共识,因而在"强行法"规范的识别及具体适用上存在相当困难;经过深入的国际法理论研究和有力倡导以及长期的国际法实践的推演,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规范更有可能通过习惯国际法的方式加以产生;在条件成就时,再由习惯国际法规则演变或制定为条约国际法规则。     

强行法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

意思自治原则允许合同当事人选择支配其合同的实体法。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仲裁员能否适用当事人所没有选择的相关强行法,理论认识中还存在分歧。从国际实践来看,合同履行地国的强行法被认为是与合同的联系更为密切,从而能够在仲裁中得以适用。强行法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是个不争的事实。在适用强行法方面,仲裁员的主要作用在于界定实体法,确定合同履行地及仲裁裁决实施地,甄别、解释有关的强行性法律。而强行法的适用同样有其特定的冲突规范,强行法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中的适用,构成对当事人选择支配合同实体法的自由的一个限制。     

论国际强行法之酷刑禁止

禁止酷刑从日内瓦公约的最初萌芽到<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确立,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程.二战后,随着国际社会对人权问题的关注,国际社会整体接受并不许损抑的国际强行法出台,酷刑禁止也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现今,酷刑禁止已成为国际强行法律规范,酷刑成为任何国家均有权管辖的行为,因为尊重人的尊严的价值在重要性上要远远超出对酷刑所做的任何辩解.     

试论执法公正

“执法公正”是指行政执法行为的过程和结果遵循和体现了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现阶段,我国更应强调程序公正。实现“执法公正”需要从完善立法、提高执法人员“法治”观念与执法水平入手。     

拘役执法证据问题之探析

近几年,针对拘役执法机构的诉讼和信访案件屡有发生,造成极为负面的社会影响。在当前形势下,无论是从提高教育矫治质量,还是有效控制和化解执法风险上讲,拘役执法机构应当强化证据意识,规范证据体系,严格证据审查与保全。     

略论警察执法服务质量管理

警察执法服务质量管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公共服务职能是警察的基本职能之一。警察权力的亲和性决定了警察执法必须为国家的安全、发展和富强服务,为人民大众的和睦、富裕和幸福服务。当前,警察执法存在着诸多问题,构建以服务公众为导向的警察执法服务质量管理系统势在必行。     

关于完善行政执法制度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念的逐步深入,行政执法工作越来越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同时,伴随着它的运行也产生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通过对目前行政执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从而积极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公安机关执法主体资格研究

作为具有刑事执法和行政执法职能的公安机关,其工作的核心和根本是执法。公安工作有没有进步,公安机关控制社会面和遏制犯罪的整体作战能力有没有增强,公安队伍的整体素质、作风形象有没有明显提高,最终都要通过公安机关的执法质量的高低体现出来。公安执法质量的提高关键在民警的素质。主办警官制就是探索出的一种有利于规范执法的新机制。     

法律解释作为行政执法依据效力研究

法律解释能够作为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有其理论上的正当性。但是现有法律解释体制存在的法律解释效力模糊、法律解释冲突解决机制缺失等问题,成为了法律解释作为行政执法依据的最大障碍,给实践中能否并如何将其作为行政执法的依据带来了诸多困惑。在加强立法、制定专门法律解释法的基础之上,通过明确各类解释的效力并健全法律解释的监督制约机制、重新考虑统一法律解释权配置等立法手段,以期解决法律解释作为行政执法依据的困境。     

论行政执法中的的法律价值观冲突

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价值观是行政执法行为的思想基础和行为依据,直接影响着法律执行的价值状态。行政执法中的法律价值观冲突严重影响着价值观功能的发挥,制约着行政执法的效果。必须强化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信仰,确立解决行政执法中法律价值观冲突的基本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