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作业罪与非法经营罪的认定边界

在司法实务中，危险作业罪与非法经营罪存在交叉。两罪虽有相似性，但公共安全是危险作业罪的唯一法益，市场秩序是非法经营罪的唯一法益。从竞合论的角度讲，两罪为想象竞合而非法条竞合。在实务中，通过三个层次的判断可以解决危险非法经营行为定性：一是要看行为人违反法律法规的层级能否达到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二是分辨行为人违反的法律法规立法目的是保护公共安全还是市场秩序；三是当行为本身触犯两种不同法益的数个或单个法律规范时，应当以想象竞合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论我国行政犯构成要件的规范要素内容之填补原理与方法

与自然犯的构成要件不同，行政犯构成要件之中包含规范要素，即“违反前置行政法规”,规范要素的内容需要通过前置行政法规的具体规定予以填补，填补的内容关系着构成要件的准确适用。行政犯构成要件规范要素内容的填补原理在于法秩序统一，也就是前置行政法规与刑法评价的行为类型具有一致性，在目的上统一于前置行政法规与刑法共同保护的实体性法益类型。行政犯构成要件规范要素内容的填补方法在于以行政犯构成要件行为类型及背后的实体性法益为基准按照三步走的方法选取适格前置行政法规进行填补。第一步，在前置行政法规中挑选出与刑法构成要件行为类型具有一致性的保护性规范；第二步，在前置行政法规中选取出第一保护性规范所保护的调整性规范；第三步，在前置行政法规中筛选出保护实体性法益的保护性规范和调整性规范。     

从扩张走向变异:非法经营罪如何摆脱“口袋罪”的宿命

刑法第225条第(四)项内容的抽象性,导致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司法解释的不断补充使该罪由扩张走向变异,并最终形成"口袋罪"。实践中,司法机关对该罪名的滥用,违反了罪刑法定和刑法谦抑性的要求,有悖于市场经济的价值追求。应当对非法经营罪的客体重新认识,并从几个影响非法经营罪弹性空间的关键问题入手,将非法经营罪限制在合理的适用范围内。     

非法经营罪堵截条款异化之研究

将非法经营罪堵截条款构成要件的异化,归结于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概括性堵截条款的立法规定,是一种虚假的表象性认识;在适用中司法人员对堵截条款的曲解才是非法经营罪堵截条款异化的实质.是故,对非法经营罪堵截条款异化的限缩应立足于司法而不是立法.教义学的分析路径可以在司法适用中实现对非法经营罪堵截条款异化的限缩.基于《刑法》第225条的规定,教义学视阈下非法经营罪堵截条款司法适用的具体限缩,应从“违反国家规定”、“其他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和“情节严重”三个方面展开.虽说“网络水军”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但并不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司法解释将其以非法经营罪论处,有违罪刑法定之嫌.     

非法经营罪调控范围的再思考——以《行政许可法》若干条款为基准

《行政许可法》的出台,为重新思考非法经营罪的调控范围提供了契机,具体可从行政许可法涉及的许可种类、确立的有限政府理念以及设定的许可依据等方面反思非法经营罪特别是兜底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内涵与外延。只有那些违反国家规定中的特定主管机关行政许可、并由承担填补空白构成要件的规范性文件限定有刑罚后果的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经营行为,方能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未经许可经营成品油的行为性质

【裁判要旨】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明确扩大了成品油市场准入,未经许可经营非危险化学品性质成品油的行为不宜再定性为非法经营罪;而未经许可经营危险化学品性质成品油的行为,仍违反了国家特许经营规定,继续构成非法经营罪;若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同时将构成刑法修正案(十一)所增设的危险作业罪,应当从一重罪处断。     

最高人民法院对非法经营罪中“违反国家规定”的适用

现阶段非法经营罪有演变为“口袋罪”的趋势，坚守“违反国家规定”是改变这一趋势的首要关口。通过对《刑事审判参考》刊登的非法经营罪案裁判理由的分析，发现即便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核的案件，也并非全部意识到“违反国家规定”这一要件在认定犯罪中的意义。本文在详细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刑法》第96条的规定逐一评析，建议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地法院在裁判文书中明确引用“国家规定”的名称和具体条文并展开分析，这不仅能改变该罪“口袋罪”的形象，也有助于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非法经营罪兜底性条款的分析和适用由一例案件引发的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非法经营罪．是指自然人或者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故意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我国《刑法》第225条对此罪进行了规定。学界大都认为，1997年刑法中的非法经营罪是从1979年刑法投机倒把罪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犯罪。     

非法经营成品油行为的刑法规制

非法经营成品油行为的定性一直存在争议,随着成品油市场和资源的动态变化以及相应的行政法规、刑法的修改,成品油不再属于限制买卖物品,将非法经营成品油的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已失去前置法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无证经营成品油的行为合法化,只是保护法益从限制买卖物品的经营秩序转变为公共安全,非法经营成品油的行为涉嫌危险作业、危险驾驶等相关公共安全类罪名。摆脱对非法经营罪的认定路径依赖,并没有产生刑法处罚漏洞,反而使刑法规制顺应了上述保护法益变化的现实,规避了非法经营罪的“口袋化”弊端,促使危险驾驶罪、危险作业罪等轻罪治理体系合理化。     

网络实名制购票后倒卖车票案件的司法认定

本文案例启示:对于实名制网络购票后出现的有偿代购车票行为,不能认定为倒卖车票罪。但是,如果有偿代购行为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时,即倒卖车票的票面累计金额或非法获利数额符合非法经营罪的起刑点时,应以非法经营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民间高利贷的泛刑法分析

近年来,民间高利贷被作为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判例频频出现。究其原由,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与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就武汉的涂汉江案所为的两个复函。然而,这两个复函关于民间高利贷属于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所列非法金融行为的解释均属无权解释,因此,有关民间高利贷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所有判例,均无法律依据。事实上,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民间高利贷因不违反任何法律与行政法规而不具有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非法性要件。同时,民间高利贷虽有伴生犯罪之弊,但其更有产生的必然性,也有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对其也不应通过修改刑法而将其入罪。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构造及其规范解释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的法益不能直接沿用民法或者行政法的法益内容，个人信息权益与信息管理秩序均不能直接作为其法益内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法益的判断具有整体法秩序意义上的逻辑性，当行为符合个人信息权益的侵权要件时，会对相应的民法法益造成侵犯。民事侵权的成立范围应当考虑到对包括信息管理秩序利益在内的社会要素的平衡，构成民事侵权的行为才可能进一步考虑是否成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如果侵权行为对其他人身与财产安全具有抽象危险，该违法行为就可能达到刑事不法的程度。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前置法益内容是个人信息权益，而刑法法益则是其他人身与财产安全。在前置法的违法性判断的基础上应当分析对其他人身与财产安全是否具有抽象危险。对于敏感个人信息与一般个人信息来说，相关司法解释以个人信息数量来界定抽象危险的成立标准时应当有所区别。现有司法解释以及司法适用存在一定不合理的地方，应当在整体法秩序的视野中，以法益构造指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解释的完善以及个罪的规范解释。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行为之定性研究 兼对《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第1款的解读

本文案例启示：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行为的定性,经历了从司法实践＂非法经营罪＂到《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第1款＂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重大转变。主要理由在于非法经营罪保护的法益是国家特许经营的社会管理秩序,而组织出卖人体器官却具有非法牟利和人身伤害双重属性。由于涉及组织者、器官提供者和器官出卖者三方主体。该罪名的45-~J结构较为复杂，需要从刑法教义学角度详加分析。但基于器官所有者自愿提供器官的“同意”。能否对行为的违法性产生阻却效力，需要区分几种情形。     

复杂疑难案件下犯罪构成理论的优劣对决——犯罪构成四要件说与德日犯罪三阶层论的对决

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和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具有相同的入罪要素和犯罪构成雏形。两者的显著区别在于出罪要素上,即前者具有犯罪豁免性质的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和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的出罪要素,而后者没有犯罪豁免事由的出罪要素。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具有明显违反法治精神的缺陷,在处理复杂疑难案件上并不比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更有优势。对于各种类型的复杂疑难案件,并非更换犯罪构成体系即可解决问题,主要应从刑法解释论、罪数形态论、认识错误论、共同犯罪论、违法实质论等其他相关理论来探求解决问题之道。     

空白罪状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

空白罪状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关系不清是造成空白罪状误判的主要原因。为清晰界定空白罪状,本文将尚未完成行为定型且需要补充规范发挥填补构成要件作用的描述方式归为空白罪状;将具备"违反……"和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而且构成要件已经完成行为定型的条文作为完全刑法。     

浙江省首例非法经营同类营业案辩护词

案情简介 本案据称是浙江省首例非法经营同类营业案。该案反映了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在理论上和司法实务中的诸多盲区。承办律师通过周密调查和深入研究，对该罪的犯罪主体要件，非法获利计算标准等理论和实务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特别是对于经济犯罪如何充分运用民商法理论和法规知识进行辩护，为从事经济犯罪刑辩实务的律师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法益性的欠缺”与法定犯的出罪——以行政要素的双重限缩解释为路径

犯罪是侵犯或威胁法益的行为,法定犯是单纯违反禁止规范的犯罪,是对国家规定的单纯不服从,并没有实质地侵害法益,其在法益侵害性的问题上存在先天不足。没有法益作为判断可罚性的理论支撑和限缩作用,导致其出罪机制不畅以及司法实务中法定犯的日益口袋化。针对法定犯有别于自然犯的这一特性,基于法定犯构成要件要素主要为行政要素,即表达的是对行政法律法规的保护与强调而非刑法自体恶的要素,为弥补法定犯法益性欠缺所导致的法益甄别与限制刑法处罚范围作用的欠缺,宜对法定犯中的形式性与实质性行政要素进行双重限缩解释,以建立法定犯有效的出罪渠道,实现刑法处罚范围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河南首起“瘦肉精”案件定性的理论根据评析

刘襄案件的行为特征是研发、生产、销售＂瘦肉精＂,这既不符合《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也不符合生产、销售假药罪,以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构成要件。比较而言,刘襄等人共同研制、生产、销售＂瘦肉精＂更加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因而以此罪来定性是非常准确、恰当的。     

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法益厘清与规范展开

催收非法债务行为入刑是加害人视角与被害人视角互动平衡的结果，其刑事不法涉及两个要素的叠加：一是催收手段之不法性，二是非法债务之反社会性。当前我国刑法保护的法益逐步由物质性法益向以维护人格尊严为核心的精神性法益延伸，催收非法债务罪保护的法益应当是非法债务中债务人的私生活安宁，当不法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达到严重扰乱债务人私生活安宁的程度即可成立本罪。基于反向检验的视角，私生活安宁法益说与“以刑制罪”原理的解释结论亦相契合。司法实践中催收非法债务罪的适用面临口袋化风险，有必要根据法益的违法性评价和构成要件的解释机能，合理限缩本罪的适用范围。“非法债务”的界定形式上应符合“规范违反性”,实质上应具备较强的“反社会性”。本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需要综合考量催收行为的频率、次数、持续时间及造成的后果等。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司法认定研究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具有行为的实质非法性、公开性、犯罪对象的不特定性和还本付息的承诺四个特征。构成该罪不以"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为构成要件,应当以行为是否"违反国家融资管理法律规定"作为要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数额应当结合该罪的犯罪客体区分不同情况分别认定。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委托理财,应当从合同是否存在保底条款、合同的签订是否针对不特定对象、资金的去向和用途、是否造成投资人损失四个方面综合认定。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应当从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行为人的经济能力、筹集的资金的实际用途和去向,是否实际归还等方面综合考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非法经营罪具有特别法和普通法的竞合关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应当适用特别法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