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程序法与程序正义论

在现代社会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张，各国掀起了制定行政程序法的热潮。在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背景下，行政程序法应当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追求呢？本文在对法律程序的价值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程序正义论，并指出了该理论对行政程序法如何实现程序正义的具体要求，以期对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提供法律价值层面的理论支持与指导。     

从“证据学”走向“证据法学”——兼论刑事证据法的体系和功能

传统的“证据学”理论,不仅无法包含大量现代的证据规则,而且与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也显现出明显的不兼容性,因而应该完成从“证据学”到“证据法学”的理论转型。“证据法学”作为独立的法学学科可以使研究者从法律程序的视角观察、研究证据问题,使证据规则真正成为程序法的一部分。刑事证据法体系由两种证据规则组成:一是有关证据法律资格的规则;二是有关司法证明的规则。只有确立这些证据规则,刑事证据法才能通过规范法庭审判过程,进而对侦查和起诉活动发挥有效的控制和约束作用。刑事证据法不仅可约束裁判者的自由载量权,避免使作为弱者的被告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且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司法误判发生的可能以及避免司法裁判的拖延。     

行政程序法的法律价值

我国尚无一部完整的行政程序法,许多关于行政程序的问题散见于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之中,很容易造成重复、疏漏和抵触外,应松年教授还提出两点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是难以规定同类法律规范的通则;二是立法进程不统一造成法制的不统一。这就造成各个领域程序制度的发展水平不均衡,必将给法制的统一和法律的权威造成威胁,甚至对社会的安定和谐产生不利影响。对行政程序法法律价值的研究是建立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笔者试通过对行政程序法的法律价值分析,为行政程序立法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本篇文章笔者通过分析行政程序法的现状指明建立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紧迫性;然后通过对行政程序法价值内涵分析探究其法律价值,即公平、效率、秩序;最后阐明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意义。     

论效益作为程序正义价值的应然性

程序正义是程序法追求的终极目标,而效益是程序正义的应然价值之一。效益和公正共同构成程序正义价值,两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今天,法律中的效益问题经常为人们所忽视,影响了法律的制订和实施,进而影响到了法律正义的实现。本文拟借鉴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提升效益价值在程序正义中的地位,以期在今后的司法实务中能以较小的成本实现较大的收益。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程序构建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家一项重要的证据法原则，这一法则体现了诉讼文明，程序公正等若干法律价值。但由于该规则排除了有证明价值的相关证据，因此伴随着高昂的成本。排除非法证据需要对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进行必要的权衡。我国应建立绝对排除非法供述证据与权衡排除其他非法证据的原则。在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同时。必须设立切实可行的排除程序来解决有关排除中的各种问题。同时设立如庭前证据展示制度等若干配套程序。     

比较与前瞻 国际公约下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

证据是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之间的媒介和纽带。证据法缺席的法律体系无法保证实体法通过程序法得到有效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缺席的证据法则不能称之为良法。非法证据排除的价值趋向在学界争议众多,但一般认为排除非法证据至少体现了以下各种考量之一:对于案件事实真相的追求、对被告人人权和诉讼权利的保护以及对公共利益等重大利益的考虑。本文在国际公约的背景之下将我国现行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与国际公约、有关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规定相对比,试图指出其中的差距、反思这些差距存在的原因,并对某些问题做前瞻性的探讨。     

简述发展中的行政程序

在中国尽管有着传统的法律文化——＂重实体,轻程序＂的先天不足,现行的宪法中也没有明确＂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但是,随着人们对程序法的价值逐渐认识加深,我国程序法在最近10多年中取得了不少的进步。迫在眉睫的《行政程序法》颁布对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性有着严格的要求,从而会大大的推进理论与实务界对行政程序以及其立法的关注。     

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

认识论是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追求客观真实是刑事诉讼的主要目标之一。认识活动是判决的基础 ,构成了诉讼活动的主要内容 ,其中在审判阶段进行的证明活动的就是通过举证、辩论达到说服裁判者使之形成特定认识的活动。证据法的另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法律价值及其平衡、选择理论。本文批驳了贬低诉讼中认识活动的意义和将认识论摈除于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观点 ,对于证据规则的工具价值进行了正面阐述 ,并对于马克斯·韦伯的“形式理性”的概念进行了诠解 ,同时提出了证据法价值的多元论观点 ,指出对于存在冲突的法律价值应依特定的标准进行权衡和选择。     

证据法的批判与建构——边沁的证据法思想及其启示

边沁不但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而且在证据法学上著述颇丰,他激烈批评当时的英国证据制度,主张废除证据排除规则,提倡广泛而公开的交叉询问,并提出了证据法成文化的构想。作为证据法学的奠基人之一,这些思想对于英美证据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也存在着一些误区。这对于冷静思考我国的证据立法问题不无启迪。     

刑事诉讼的法理和政治基础

本文从法治的核心内容出发,论述了证据法对诉讼制度的重要意义以及证据是法治的基石的原理。作者认为,证据法具有普适性,证据法的大部分内容在人类所有的诉讼程序中都是相同的,只有极其微小的例外。相比之下,刑事诉讼法具有地方性,体现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和设想。诉讼法是本土化的,属于地方性知识;像实体法一样,它反映了时间空间的特殊性。刑事程序不能与其周围因素隔绝开来而孤立地加以看待,而要分析政府的性质、政府与民众的适当关系以及个人利益的性质等。因此,研究美国刑事诉讼法,不能仅仅考察成文法律和案例,还要深入了解美国的历史、文化、经济以及其他影响因素。要理解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实际运作,需要深入研究其法理和政治问题,包括：书本上的法律与实践中的法律之间的差别;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紧密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事实上程序法是实体法的载体,而非我们习惯上所认为的相反的情况;一般的历史,特别是种族关系和种族歧视问题;经济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