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腐败及其法律控制

“寻租”,是本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界公共选择学派创立的理论.在寻租理论里,“租”泛指政府干预和管制,抑制市场的平等竞争,人为地扩大供求差额而形成的差价收入.寻求这种差价收入(租)的活动就称为“寻租活动”,其特点是利用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如游说、行贿、拉关系、走后门)来得到占有租金的特权,从而产生权钱交易的腐败.寻租理论已在我国经济学界受到关注,但法学界却尚未予以足够重视.本文认为,借鉴寻租理论的基本原理,分析我国权钱交易腐败的根源及对策,为法学界探讨如何防治腐败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和视角.     

“寻租理论”的价值探讨──与杜晓智同志商榷

1995年第10期《中国监察》发表了杜晓智同志题为《“租金”是腐败产生的根源吗？──与寻租理论者商榷》的文章。文中，作者认为寻租理论有两个“明显的缺陷”：其一，“把‘租金’看作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混淆了原因和条件的关系”，有“政治虚无主义倾向”；其二，主张“消除和抑制腐败的根本途径”是“大力培植和发育市场经济”。笔者认为，上述看法有失偏颇。首先，“租金”在经济学中被称为“租”或“经济租”，其原意是指一种生活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的收入超过这种要素机会成本的剩余。在早期的经济学中，它多指由于某些资源供给弹…     

以制度创新抑制寻租性腐败

所谓寻租性腐败,即以权谋租的腐败,它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现象中的一种泛滥最广、危害最大的新现象。寻租性腐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有大量制度租金存在。以制度创新抑制寻租,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它加大寻租的成本,减小寻租的收益,使寻租的净收益小于寻利的净收益,从而把经济人的寻租行为引导和转变为寻利行为,这是治本之术。具体地说,要从制度上全面、有效地抑制寻租,就必须做到“四不”,即使经济人不能为、不敢为、不必为和不愿为。一、使经济人“不能为”的制度创新所谓“不能为”,是指通过制度创新消除租金存在的基础,使经济…     

寻租行为与权力监督

我国现阶段经济领域中出现的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其主要根源是制度和政策在运行过程中的扭曲使经济活动出现寻租行为。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寻租行为与权力监督之间的关系。制度缺陷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寻租行为经济领域腐败现象的根源是利用制度缺陷进行寻租。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性质是以寻租手段谋取经济租金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即利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利益或超额利润。我国现阶段的制度缺陷主要是:1.政府行政制度的缺陷。我国现行的行政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存在诸如政企不分,机构重叠,用人制度不健全,行政权力…     

市场改革中的寻租行为与经济治理

论文旨在说明寻租行为与经济治理的关系。寻租行为在中国之所以普遍存在,并非仅仅因为市场活动不规范或者监管不足,而是因为经济租金的创造和分配就是国家经济管理体系的一个构成部分。基于对各类经济租金的分析,论文提出租金的创造、分配和追逐,是与市场准入制、选择性政策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等制度连在一起的。它们在各个租金的生产的环节中发生作用,使得租金的创造和追逐成为继行政分配和市场交易以外最重要的资源分配机制。     

从“高考查分收费”看我国教育领域寻租行为

教育作为国家一项公共事业,其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以及政府的广泛干预,使得教育领域中的租金无处不在,这必然诱使各利益主体参与到对各种教育租金的追逐活动中,因此教育寻租行为是大量存在的。本文旨在通过对“高考查分收费”这一案例的分析,认识教育寻租活动的表现和实质,重点剖析其危害,为有效地制止与预防教育寻租活动提供参考意见。     

治理腐败的可行性报告

“腐败不除,国无宁日”,这句话振聋发聩,一语道破了各国发展道路上这只拦路虎的危害,也表达了各国人民治理腐败的决心和强烈愿望。本文试图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腐败问题进行较深层次的认识,并对其解决方案予以探讨。一、腐败从何而来七八十年代,在国外由于对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DUP)的研究,最早由克鲁格提出,后经布坎南发展并建立起了寻租理论。称之为寻租,是因为这些活动寻求的都是凭借人为垄断获取的超额收入,也就是经济学上的“租金”概念。对于这里的垄断,应该作这样的理解:经济市场上的寻利活动,包括某些垄断,大都是生产性的努力…     

土地用途管制模式的立法转变

我国现行土地用途行政管制模式出现“制度失灵”，公法与私法规范结合的激励性管制应成为行政管制的替代模式。国际上土地用途管制改革已出现了总量管制与弹性管制、社区赋权、规划协议等激励性管制的实证样本，规划的不确定性理论、规划权利理论、管制协商理论为新型管制做出了法学解释。激励性土地用途管制的本质是模仿市场机制的私人自我管制。在我国，国家本位的衰落，土地市场多元利益的并存与竞争，迫切需要以激励性管制替代制度成本过高的传统行政管制。土地用途管制改革的基本路径是，划分行政干预与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法定边界，合理嵌入管制的私法规范。     

悄然兴起的“双租族”

“双租”现象渐升温 目前，“双租族”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人群是“以租养贷”型，由于加息及物价上涨增加了按揭压力，有房贷一族为减轻还贷压力，萌生利用租金差价缓解和分担每月还贷压力的念头。第二类人群是年轻一代或子女已成家的中年夫妇，他们瞄准涨声不断的租赁市场，将高租金的自住房出租，     

《行政许可法》对反腐败的立法意义

在《行政许可法》实施之前,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存在许多弊端,行政许可领域的腐败问题不容忽视:有的行政许可项目的设定权混乱,几乎一讲行政管理就要审批,审批过多过滥;有的对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的限制,权力与利益挂钩,以权谋利的现象比较突出;有的权力运作不透明,权力运行过程缺乏应有的监督,为一些不法分子贪赃枉法、搞幕后交易提供了条件;还有的在管理方式上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管,无形中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方便。《行政许可法》将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作为出发点,既注重从根本上、制度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又体现出政府管理理念正从管制…     

政府管理与信息公开之法理基础

政府管理要达到“善治”的标准就必须使政府的活动置于“阳光”之下,即政府应将行政信息公开,这是政府的一项义务。行政信息之所以要公开,因为它是实现公民基本人权的必然要求;公开行政信息更是正当程序的重要构成要素;也是WTO规则的重要体现;从宪政的角度讲,行政信息公开是人民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法上的公众参与理论也论证了行政信息公开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财政专户管理中出现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都把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作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要措施来抓,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的规定,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但在对预算外资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一是财政专户成为违规收费的“避风港”。目前,地方财政部门对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外资金收入,采取“核定收支”的管理形式,即以收定支。如果行政事业单位没有收入上缴财政专户,综合财政是不可能安排支出的。如此一来,导致一些行政事业单位鱼目混珠,将乱收费等违规收入也存入了财政专户;把一些本来属于预算内收入,…     

私法纠纷解决模式在行政法上的运用——替代性纠纷解决（ADR）之理论原型、妥当性及其影响

20世纪末,作为私法纠纷解决机制的ADR在西方行政法上广泛适用,逐渐成为西方社会解决行政纠纷的有效方式。ADR的理论原型是法社会学理论中的“调解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模式”,它是西方后工业化社会的背景下,为了回应法院系统在解纷过程中显露的种种弊端而采用的替代性方案。作为以平等、意思自治为前提的私法纠纷解决机制,其在行政法上适用之妥当性在于——其与正式司法救济程序的补充关系、行政裁量权的广泛存在等。ADR不仅适用于个案行政争议,而且也适用于行政规则、公共政策、管制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它具备多样化的“技术装置”。ADR实践的发展使得西方现代行政法产生了向“回应型法”发展的趋势,并发展出两种新的行政法的运作形态。     

浅析纽约市租金管制的调整

为了协调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纽约市延续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价格管制。纽约市的租金管制包括租金管制(rent controlled)及租金稳定(rent stabilized)两种形式,租金管制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缓解了社会的矛盾,并抑制了租房市场的价格。本文介绍了纽约市租金管制的状况及其对国内大城市目前实施的住房租赁指导租金管理的启示。     

中庸思想对现代行政管理的启示

“中庸”是儒家用以衡量人的道德标准和思想方法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中”即中正.中和;“庸”即平常不变,连贯起来就是“用中为常道也”.尽管中庸最初多用于论述道德修养的问题,但是,它对于现代行政管理,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行政管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艺术.行政管理能给人带来智慧和启迪,但真正要在行政管理岗位上做到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在行政管理实践中全面准确科学地把握好中庸制衡.     

行政法研究疆域的拓展——以案例分析为切入点

对于福州市“禁售电动自行车”案的审理,应作三方面考量:合法性考量;政府管制政策作成过程的公众参与程序,并设计分散化利益主体权利救济机制;政府在电动车管制领域,应基于环保和安全两大政策目标综合采用自我规制、激励机制、标准、处罚等多种政策工具。从三层次案例分析可以透视行政法研究疆域的扩展:即在合法性考量外,应在“立法和行政”环节建构制度、设计管制政策。     

我国行政执法不严现象的经济分析

行政执法不严是行政执法主体“经济人”特性的表现: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是行政执法不严的直接动因,“寻租”是行政执法不严的外在推动力,“激励”的贫乏是执法不严的内在驱动力,自由裁量权在一定程度上为行政执法人员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非法“博弈”提供了空间。     

试论行政合同的法律性质与相对人的权利救济

明确行政合同的法律性质在于它涉及到相对人在合同中的权利救济;不论是程序上还是实体上,把行政合同当作民事合同来处理将使相对人丧失许多权利。通过分析,不难看出: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直接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受行政法调整的合同,它是行政权行使的一种具体方式,在于政府垄断着一定资源,从而其“合意”只是一种“外壳”。既然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享有优益权而又属必要,既然不是取消它,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给予相对人以权利救济,为此,有两方面的途径:一是订立和履行合同过程中相对人的质询权、抗辩权、听证权;二是行政与司法上的即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     

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

本文认为:行政法的全部发展过程就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现代行政法不应是管理法、控权法,而应是“平衡法”,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则应当是“平衡论”:即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中,权利与义务在总体上应当平衡。它既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和义务分别平衡,也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各自权利义务的自我平衡。“平衡论”是以各种现实的法律手段作为存在基础和实现保障的。建立“平衡论”的理论范畴,对于推动行政法制建设沿着正确轨道发展,促进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对于实现民主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行政法学体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行政诉讼证据涵义的探讨

<正> 关于什么是行政诉讼证据,在我国法学理论界说法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有几种:一是认为,“从《行政诉讼法》第31条所确定的证据种类来看,行政诉讼证据是指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一切材料和手段。”并且主张“把一般证据同可定案证据区别开来。一般证据是指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各种证据,即能够用来作为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一切材料或手段。可定案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可定案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这三个特征。二是主张“行政诉讼证据应是指被诉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以及其他当事人和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在诉讼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收集的,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