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与不扶"之法理分析

"彭宇案"发生后引发社会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深思,且产生恶劣影响。本文认为分析问题首先明晰原因,"扶与不扶"的困局源于法院判决的拙劣说理、新闻媒体的选择性报道等;原因在于道德与法律两方面;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推动法治建设的发展,应大力提升社会大众的法治意识,法院应依法做出判决,对于媒体的报道都应该理性听取。     

浅析以法治保障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基础上,又把"法治保障"纳入社会管理体制。这一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构建现代社会管理体制、促进社会规范有序运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从而社会管理创新,都需要以法治作作为保障。我们要准确把握社会管理创新中蕴涵的几个关系,加强科学立法、促进严格执法、推进公正司法、实现全民守法,切实做到不断以法治保障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扶不扶”问题法律解决方法之探究

老人跌倒扶不扶近来一直是横亘在国人心头的一道难题。本文从社会各界对此问题进行的热议及扶之后面临的讹诈困境出发,对"扶不扶"背后的深层问题诸如成本收益的严重失衡、社会保障机制的缺失、法律机制的不健全进行分析,最后从法律层面和制度层面来探索可行性的解决方案,以期为解决"扶不扶"社会难题提供一点思路。     

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相关行政诉讼——一种社会权的中国实现方式

作为基本权利的社会权有不易实现之困。与西方自由主义宪法不同,中国宪法的社会主义本质决定了其有诸多社会权内容,且更应注意其实现。具有法定效力、内容明确、与个人有直接法律利害关系的低层级"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权实现工具,与之相关的行政行为可提起给付类诉讼。此种诉讼的证明责任、判决形式具有与一般行政诉讼不同的特点。原告除有符合起诉条件的初步证明责任外,还需负担"直接而确切的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具有特殊内涵的法院"答复判决"不仅可避免司法权不考虑财政压力过度干预行政权的后果,还可激发以人大审议为核心的政治过程。     

论我国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制度的立法改革与完善

一国法院的判决一般而言只有域内效力而没有域外效力已是国际私法中普遍承认的原则,但是由于承认与执行法院判决是民事程序的关键阶段并涉及诉讼目的的根本实现,大多数国家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需要出发, 除了积极参加有关的国际条约外也通过国内立法规范承认与执行有关外国法院判决制度。我国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制度规定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院重大敏感案件风险评估机制探析

为避免在重大敏感案件中的舆情危机和被动局面,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法院系统逐渐得到推行。这一实践探索是对司法权性质的悖反,增加了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风险,致使法院审判目的指向混乱,容易形成普遍性的法院信任危机,在试行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为此,需要在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取向的基础上,厘清法院职权界限,客观评判"法院案件社会风险评估"的实践合理性,探寻法院减少社会稳定风险的发展路径,以达到既回应社会,又树立法院权威的目的,确保司法改革符合法治理念。     

基层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的现状与对策

在西方世界,诉讼调解被称之为"东方经验"。在我国,法院诉讼调解制度不仅要与中国的现实需要相符合,还要对司法改革的需求给予满足。当前,我国法院诉讼调解制度还存在较多的缺陷,有待完善,但是依然背负着强大的重任前行。"大调解"的格局符合司法界发展的需求,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需品,因为在判决的过程中"大调解"的格局起着非常重要的特殊作用。本文将法院民事审判作为研究点,对现阶段我国基层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并针对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对策,旨在推动司法改革的进程,加快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脚步。     

法治的基石在社会

建设法治社会,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之一.法治国家同法治社会是两个对应范畴,二者既有区别,又存在互补互动关系.国家法律主要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而法治社会则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 法治社会并非简单地指以法管理社会或守法的社会,这只是法治社会的一部分内涵.法治社会是指全部社会生活的法治化,包括各社会组织的自主自治,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在法治轨道上运转,社会力量在法治范围内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以及公民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都符合法治精神.建成法治社会,就是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以法律和社会规范、社会公德约束自己和他人,并监督国家权力在宪法和法律轨道上运行.     

人民法院: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实践者和忠实守卫者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我们党正确面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其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幸福和谐,其手段就是突出加强法治建设。而法治大厦的建立,需要人民法院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笔者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法院工作的司法工作者,就如何从司法的角度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谈谈自己的想法。一、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是和谐幸福,和谐     

法院地法扩大适用探因——中、美两国比较研究

扩大适用法院地法的现象在当代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判决中屡见不鲜,这既有悖于现代国际私法平等对待内、外国法的精神,亦会造成挑选法院、破坏判决一致性等多重后果。现实问题严峻,却至今缺乏有效的应对机制。中、美两国法院不当适用本地法的情况均相当严重,肇端却因两国的具体情况而有所差异。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探知,看似有差异的成因实则源自同一价值观念,即自他、我两分的"私",而私观念又深深根植于现代法治权利本位的基设。故此,在西方主导的现代法治框架下,试图遏制因私而引发的法院地法扩大适用,无异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内中的矛盾性正可解释有效应对机制付之阙如的现实。这也提示我们跳出固定思路,寻求超越法治的解决方案。     

公共政策合法性供给机制与走向以医改进程为中心的考察

公共政策合法性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法治理论问题,也是法治秩序得以形成的重要变量。三十年来的"医改"进程表明,公共领域正在中国蓬勃兴起,并促进了公共政策合法性供给机制的时代转向,即从内部创议走向社会动员、从公众默认走向价值回归、从符合真理观走向共识真理观、从中心的内部循环走向中心与边缘的双向互动,展现着中国公共政策的重要民主化变革。虽然其中还存在着某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它无疑构成了对多元和谐秩序的关键支撑和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新兴动力。     

关于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思考(下)

四、如何提升司法公信力从宏观认识着眼,从具体措施入手,标本兼治。(一)宏观方面1、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赋予法院真正的最终裁决权力。国家司法的权威建立不起来,矛盾不能通过司法判决的终局性释放掉,就会集中到政府身上。而司法终局效力能够有效地促成社会公众对法治的信赖和信仰,形成社会矛盾的最后解决方式都是司法的思想观念。司法判决的错误也只有用司法公开审判的机制去纠正,而不是靠有权的"清官"去干预纠正。     

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自然公正及欺诈例外

内国法院在决定是否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时,都要审查作出该判决的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判决是否具有终局性、是否违反本国的公共政策等等,这既是各国的一项固有权力,也是各国有关承认与执行制度中一项必不可少的程序。其中,各国立法和相关国际公约对判决程序的公正性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这种关注的程度甚至耍超过对判决实体问题的关注。事实上,一项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请求内国法院承认与执行时,被请求的法院一定会对作出该判决的程序的正当性进行判断。     

基层法院与基层组织良性互动的实践与思考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的精神,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加快构建基层的社会管理创新模式,本文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委、区政府着力推进"法治余杭"建设为背景,以改善基层法院与基层组织关系为切入点,在问卷调查①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二者建立良性互动机制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具体架构,尝试探索一条在新形势下坚持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基层社会矛盾化解、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新路子。     

司法建议制度设计的认识偏差及校正——以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为背景

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人们越来越将司法系统作为国家治理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倾向于法院能够积极地扮演推动社会转型的角色。司法建议制度在核心功能、制度前设、生效机制、实施动力上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制度设计者认识上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建议制度的实施效果不佳。让司法建议制度更有生命力,需要将制度基础建立在自治型司法理念上,强化司法建议权的公共政策形成权属性,由审判委员会承担起制作司法建议的主要职责,淡化考核机制对司法建议的激励作用。     

版权滥用原则的适用标准研究

2011年,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对Psystar与苹果公司之间长达三年的诉讼长跑作出终审判决,认为苹果公司并未滥用版权,维持了地区法院对Psystar公司下达的永久禁令。两级法院对版权滥用的认定都采用违反反托拉斯法标准。本文分析了法院如果采用版权法的公共政策标准有可能产生不一样的判决结果。同时结合版权法的宗旨和违反反托拉斯法标准自身的局限性,提出我国应在版权法范畴内确立和发展版权滥用抗辩原则,并坚持适用公共政策标准。     

推进法治社会理论与实践创新

法治社会是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之后提出的一个关涉法治全局的概念;法治社会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甚至还有法治政党等概念相联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将其视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整个法治的基础;法治社会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政党的理论和实践相比,法治社会的相关理论和制度尚不成熟.推进法治社会理论与实践创新,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逻辑中,理解法治社会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在社会治理、社会自治、社会法治一脉相承的逻辑中,寻求法治社会的构成体系和基本路径,从而在学术上拓展社会法学、公法学和整个法学理论及学科体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在实践中形成党内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同步发展的局面,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     

比例原则及其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由一个具体案例引发的思考

比例原则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行政法中都已确立并得到不同程度的适用。但在我国大陆行政执法及行政诉讼实践中 ,比例原则却远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通过对一具体案例判决理由的剖析 ,可知法院于个案判决中适用比例原则极有必要 ,并且法院在司法判决中对行政法原则的自觉运用 ,有助于推动行政法治的发展。     

司法判决的功能分析

法院的司法判决在当今社会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司法判决是否是不可或缺或不可替代的?亦即,司法判决究竟有什么功能,乃是中国法治建设实践中必须明确的问题。波斯纳说:"法律是功能性的。"〔1〕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其作出的司法判决当然也是功能性的。判决对社会的影响程度,在根本上取决于其功能的发挥状态和结果。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司法判决功能     

劳动者集体行动治理的司法逻辑——基于2008-2014年已公开的308件罢工案件判决

劳动者集体行动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依据"法无禁止即自由",罢工行为是有效的。308件罢工案件判决的分析显示,法院审理此类案件适用"法无授权即禁止",并形成了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两种裁判尺度。统计分析显示,本身违法原则在法院判决中居于主导地位,显示出劳动者集体行动治理的司法逻辑具有"形式法治"倾向,而隐藏在这种司法逻辑背后的则是法院自身的角色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