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诉讼欺诈行为的刑法规制

诉讼欺诈行为严重妨害了司法机关的诉讼秩序,但按照罪刑法定原则,除了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的诉讼欺诈可以按诈骗罪认定外,其他诉讼欺诈行为是被排除在刑法规定之外的。本文建议增设诉讼欺诈罪,以使诉讼欺诈行为得到应有的刑事规制。     

犯罪的网络异化现象评析及其刑法应对路径

从针对计算机网络的犯罪到以网络作为犯罪工具、犯罪空间是网络犯罪研究的趋势,刑法教义学意义上的网络犯罪与犯罪学概念上的网络犯罪应进行区分;为抑制不断出现的新型网络犯罪,我国的司法解释在对实行行为、法益侵犯、共犯行为正犯化解读等方面存在“异化”倾向;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当前针对网络犯罪的某些“扩张性”解释的合理性值得商榷,适时修法仍是制裁网络犯罪不应忽视的重要路径。     

自救行为纳入我国刑法的必要性

自救行为的合法性,我国刑事法理论界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共识,但对其合法性的根据在理论上进行深入探讨的并不多见。本文从罪刑法定原则功能性限制、刑法的价值取向和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三个方面对其应纳入我国刑法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性质问题探讨

刑法立法解释的性质应严格界定为刑法解释。刑法立法解释和刑法司法解释应当严格在现有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各司其职 ,共同发挥刑法解释在刑法适用和完善任务中的作用。刑法立法解释应当与刑法司法解释一样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浅谈刑法有无明文规定的判断标准--兼论刑法没有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单位危害行为的处理

一个危害行为在刑法中有无明文规定的判断标准是什么,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实践中,应以有无完全相符合的犯罪构成,作为某一危害行为在刑法中有无明文规定的判断标准.     

互易毒品行为定性“相对说”之提倡——兼与孙万怀教授商榷

互易毒品与贩卖毒品之间是一种交叉关系,将互易毒品行为一律不作为犯罪处理或一律作为犯罪处理,在方法论上存在错误,由此而划定的互易毒品的内涵,也为罪刑法定原则所不容。根据互易毒品的形式与实质,结合现行刑法关于涉毒犯罪的规定,确立＂相对说＂将成立买卖关系的高纯度与低纯度毒品、硬性毒品与软性毒品以及相同纯度但数量不等毒品间的互易,作为贩卖毒品罪处理,其他情况的互易毒品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才是合适的。     

论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本文指出,罪刑法定原则是在欧陆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的,我国新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是符合我国国家和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符合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刑法理论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它同我国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一道,必然进一步促进我国民主化法制化建设的进程。     

“许霆案”与刑法基本原则

几年前发生的许霆案引起学界及普通民众的普遍关注。许霆窃取ATM机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对其量刑是否公正合理以及民意在整个案件审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成为本案的焦点。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罪。但依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对其量刑又过重。文章通过对许霆案若干问题的深层刻析,对刑法三大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贯彻进行检讨。     

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

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的确立,是由我国的政权性质和马克思主义刑法观决定的,体现了依法治国的方略,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权保障的需要,是我国实践经验的总结。其确立的标准,一是为刑法所特有,但也不排除与其他部门法共同使用同一原则,二是贯穿于整部刑法中,刑法的三项基本原则在刑法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在贯彻执行刑法的基本原则时,应当注意正确理解和科学适用。     

刑法中性犯罪视角下的男性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人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为了适应发展,必须完善我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这当中包括了对法律进行新的解释甚至是修改,对《刑法》中所规定的强奸罪不能充分保障男性性权利的情况必须加以修改,这不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相反恰恰是坚持了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视野中的刑法合宪审查

刑法合宪审查是实现刑事法治、推进宪政进程的重要方面。刑法合宪审查应当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立足基点。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不仅具有传统的法外入罪禁止机能 ,而且能够延伸出崭新的法内出罪正当化解释机能。我国 97刑法具有“中国特色”的罪刑法定原则扭曲了现代罪刑法定的价值旨趣 ,导致了我国刑法合宪审查的机能缺损。只有在真正确认已成国际共识话语的现代罪刑法定原则、赋予其法外入罪禁止与出罪正当化解释双重机能 ,同时改革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才能建构有效的刑法合宪审查机制。     

严格责任的中国命运

严格责任是在某些特殊案件中没有主观过错或起诉定罪不问主观过错的刑事责任制度,但它的内容不断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修正。严格责任与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刑罚目的、刑法谦抑这些制度是能够相容的。在我国刑法中引入严格责任是现代刑法机能的内在要求,是发展罪过理论的需要,是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     

刑法解释的正义性追问

刑法解释作为联结刑事立法和刑法适用的桥梁和纽带,是揭示作为法理念的正义的重要途径。作为法律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正义内生于法律文本之中,而外现于法律解释之外。刑法解释的正义化要求做到:为符合解释的实质性正义,刑法解释应以理性的、客观的、公正的视角去看待并观照刑法,以达人性化和谦抑性的要求;为符合解释的形式性正义,刑法解释应满足刑法文本字义的最大射程,并在字义不能自足时,以历史和社会的眼光遵从解释的程序性原则规定;为最大化地实现刑法解释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的统一,解释者亦应维护刑法的安定与理想,促成刑法正义的实现。     

论罪刑法定原则两种解释范式的内在统一——兼论罪刑法定原则的程序意义

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主义解释范式(大陆法系)和实质主义解释范式(英美法系)是两大法系不同制度背景下的产物,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而有着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将两种不同解释范式理解为是罪刑法定原则蕴涵的价值冲突的结果,实是一种误读。     

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司法化研究——以刑法解释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应当是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公民自由,是入罪禁止机能和出罪解释机能的统一。我国现行《刑法》第3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向表述方式堵塞了去罪化的路径,应当修改为消极的表述形式。刑法解释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而罪刑法定要求以严格解释和可预测原则作为刑法解释的限度。为了真正实现罪刑法定的司法化,刑法解释需要树立新的刑法理念;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立法解释并对刑事司法解释进行完善。     

不纯正不作为犯探析

不作为犯的解释问题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还会是不断打扰刑法学者们的一个幽灵,而不作为犯的问题及讨论都是围绕着不纯正不作为犯而展开的。不纯正不作为犯在司法实践及理论上最大的尴尬在于其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与纠缠。本文试图从与不纯正不作为犯有关的基本概念入手,对缓和二者的冲突和纠缠做一点努力。     

论社会危害性的地位

近年来 ,社会危害性的概念一再受到质疑 ,甚至有人主张将社会危害性的概念逐出注释刑法学领域。在罪刑法定原则下 ,社会危害性概念固然暴露出一些缺陷 ,但是 ,承认社会危害性的地位 ,并不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破坏 ,相反 ,社会危害性理论和罪刑法定原则一起成为保障人权、限制随意发动刑罚权的两道防线 ;因而 ,不应简单地将这一概念完全抛弃 ,而应重新科学地确定其地位 ,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前科犯罪定罪关联模式”司法解释问题研究

前科犯罪定罪关联模式的司法解释在与《刑法》第65条累犯的规定同时适用时,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从长远来看,要摈弃或改进前科犯罪定罪关联模式的司法解释,确保不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刑法解释的刑事政策化需要辅以外部监督制约制度,立法机关应对司法机关制定的司法解释究竟是否符合立法的目的、原意、原则,是否是对法律具体应用的解释进行必要的审核确认,以确保司法功利主义的冲动被限制在罪刑法定主义的笼子里。在刑法的立场选择方面,应坚持行为刑法,坚守刑法的安定性与人权保障机能,适当吸收行为人刑法与人格刑法的因素,以实现刑法效能的最大化。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辨析--重在从"罪刑法定"视角观之

一个时期以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争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是属于两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问题。在“罪刑法定”原则下,社会危害性更应当回归于犯罪学之中,而在刑法学中用法益侵害和严重的法益侵害取而代之,并且它们只有被明确规定在刑法中才能叫刑法法益侵害。这样规定,不仅剔除了“社会危害性”这一宏观、模糊的、甚至易受主观价值取向改变的犯罪定义标准,而且有利于刑事司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