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和谐权”的几点反思

以权利的诸要素衡量,和谐是权利追求的价值而不是权利本身,和谐不是行为而是行为的结果,和谐不具有某些权利与身俱来的特质,不是物,不能占有、使用或处分。和谐带来的利益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具体利益。人权的主体是自然人,和谐的主体不是人而是社会。和谐作为权利很难行使或放弃,难以产生法律上的直接后果,亦不能启动相应的权利救济。和谐权如果包容了一切权利的特征,那它便与人权的外延重合而成为多余。     

期待权概念之理论源流与界定

期待权相对于传统民事权利类型,从理论上可以说是一种处于取得物权途中的新型权利。它活生生地存在于社会生活,当权利的取得在时间或效力上具有了不同的程度,就可能产生期待权。为了保障期待利益不受减损并顺利转化成完整权利,法律赋予期待权保障和防御的效力,可对抗相对人、任意第三人的妨害行为。期待权因受到法律的完备保护而具有预先效力,获得权利取得的确定性和独立的可让与性。     

论作为法学范畴的自由

作为法学范畴的自由有三个不同层次的含义 ,即作为法律价值的自由体现为法律所追求和所实际建构出的社会自由状态 ,作为法律权利本质属性的自由则体现为法律赋予权利主体可以按个人意志行使或放弃该项权利、不受非法的干预或胁迫的自主性 ,作为法律权利的自由即自由权是指由宪法和法律规定和保障的权利主体可以依自己的意志享有某种自由 (利益 )或实现某种自由 (利益 )的权利     

论法律权利特征

法律权利就是指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社会主体的一定利益和要求。它有以下特征: 第一,法律权利的内容是社会主体的一定利益和要求。构成法律权利内容的利益和要求是指那些反映了社会主体的基本存在和彼此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社会的经济要求与政治现实的利益和要求。这些利益和要求的突出特点就是它们比较集中和综合地反映了一个社会或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及传统诸情况,是影响该社会或时代存在条件和发展趋向的主要因素。这里必须注意:社会各主体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的差别决定了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不都是一致的,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他们的利益和要求还往往表现于对立两派的利益和要求;作为法     

传统与转型：坚守正义、守护良知和维护荣誉

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既要代表和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又要看重正义和司法公正。律师应当成为社会的一个阶层,构成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构成公民社会一个最成熟的层面,成为反对专制和建设民主的重要社会力量。新世纪初,中国律师随社会政治转型再次面临新的转型,律师将从传统职业角色中走出来．部分地转向社会公共事务和政治生活。律师职业转型应当适度保持传统本色,以实现社会正义为根本使命,以守护社会良知为职业本分,以维护共同体的荣誉为最高利益。     

试析期待权的概念及性质

期待权概念和法律性质在理论界争议很大，在我国大陆民法学界通说认为期待权是只具备权利的部分要件，其余要件待将来完成时才能享有的权利。不赞成将期待权定义为具备权利之部分要件，其余要件在将来完成后为权利人享有的权利，认为期待权是特定完整权利的形成过程中产生、存在的，为取得只具备部分要件的将来特定完整权利的一种利益状态。这种利益状态是一种独立的权利，其在权利体系中的定性不是一个第二层次的分类归属，而是一个第一层次的分类归属，是一种特殊的权利。不应将其归为形成权或支配权；也不能依据期待权欲取得的权利之性质来对其定性。     

从对遗嘱自由的限制谈特留份制度

保障自由和限制自由从来都是法律需要平衡的.在继承法中,如何保证人们的遗嘱自由,同时保障法定继承人的权利,社会的人伦道德、善良风俗以及社会共同体的利益,是继承法的重大议题.本文从限制遗嘱自由的角度入手,探讨我国是否需要采纳特留份制度,以更好的保障社会的伦理秩序、共同体利益.     

宪法权利与法律权利:区别何在?

宪法权利的主体是整体性的个人,法律权利的主体是个体化的个人或部分个人的集合体(法人).某一公民可以放弃自己的法律权利,但人民不可能放弃全体公民的宪法权利.宪法权利作为母权利可以派生出一群大小不等的法律权利(子权利).宪法权利不仅是重要的权利,还应是抽象的权利.     

关于东西方法律对复仇问题的认知

复仇问题在东西方文化都有着天然的相似,但是也有着明显的差异。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在各自历史地理条件下,顺着各自的路径进行着演绎,其中稳定而精华的就是本位观和价值取向。以复仇问题为端可以折射出东西法文化的差异,品析东西方法律各自独有的性格。东方社会重视群体利益,法律传承伦理道德文化传统,是以道德为本位观和以情法为出发点。西方社会追求个体权利秉承自然权利传统,崇尚法律以法律为出发点。但是似乎东西方法律又有着根本性的相同,这一点在复仇问题上表现明显。     

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

国家与社会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国家和社会的本质关系是社会普遍利益与社会特殊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平衡,表现形式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的影响和渗透。虽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性。但是,当下中国并非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受多元经济利益、多种文化价值观念影响并融入中国传统思想,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在客观上是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国家的强制执行力和社会的道义评价力调适、减缓和化解矛盾,实现社会和谐是当下中国所需解决的主要社会问题。     

经济法的社会利益考辩

本文试图提供这样一种分析的框架:将社会利益置于干预者、社会利益与个体成员的三元维度之中,考察社会利益如何在干预者与个体成员的互动博弈中获取生存空间,进而从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中推出本文对社会利益的基本界定;这一界定将社会利益看成不确定多数个体利益相互平衡、协调的产物;这种解读与经济法界域下实质正义的思想恰可相互佐证。     

论中国传统警察的“秩序化”——兼与英国传统警察的比较

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状态的达成,乃是以限制或剥夺民众的权利自由为代价的,关键原因在于其独特的专制政治文化:在“家天下”格局通过残酷战争、暴力革命等“流血”方式不断更迭的背景下,统治者与普通民众很难建立互信、互谅、互让、互爱的关系。因而,中国传统警察以消极维持社会秩序,而非积极保护民众权益为宗旨。统治者还炮制种种理论对之加以包装、掩饰。客观而论,中国传统警察固然因秩序而漠视民众权利,甚或有维护权贵,纵容不法的恶名,却仍将对民众切身利益之保护纳入其秩序范畴。     

动因、内涵与特征:社会治理创新综论

社会治理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与中国传统治理思想的契合,是中国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实践驱动,是解决新时代社会治理问题的现实需要。社会治理创新以人民为中心,以治理为民和维护群众利益为核心,以发展社会事业为基础内容,通过营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来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现出整体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等鲜明特征。     

论社会转型时期行政执法方式的转变

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社会利益的分化导致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传统的强权式行政执法方式已经不适应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和解与协商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采用有助于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并达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是，这种协商式执法方式的实施应当以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以及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为界限。     

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十大机制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社会,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构筑相应地社会机制予以保障。需要构筑构筑党的执政能力的持续提高机制;需要构筑社会诚信保障机制,特别是政府诚信保障机制;需要构筑民主的决策机制;需要构筑建构和谐社会的动员和执行机制;需要构筑民众社会心理的调适机制;需要构筑个体利益诉求和平衡机制;需要构筑公共利益的稳定增长机制;需要构筑公平公正创业和社会保障机制;需要构筑并完善公民权利的法律保障机制;需要构筑多元化的有效舆论监督机制。     

司法调解与治理变革--以陕甘宁边区基层司法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司法调解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革命根据地调解制度,则是当代中国司法调解的主要渊源。革命根据地的调解,不止是一项司法制度或者新型司法制度中的一个环节,它实质上更是一种治理模式,辅助革命政策的推行。通过荣誉、身份等象征资本重塑调解人,不断将革命伦理、法制融入新型调解规则体系之中,中国共产党借助司法调解,较好地实现了革命根据地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有效消解了革命法制与社会旧俗之间的紧张关系,增进了普通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认同度。革命时期的调解尽管存在制度缺漏、行政导向等缺陷,但它对社会文化、习俗的娴熟运用,对社会组织、地方权威人物的组织吸纳,以及注重消弭社会冲突、维护邻里和睦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理变革在法治中的生动体现,也成为当下司法与社会治理可资取鉴的历史资源。     

面子文化下的权力再生产——基于社会互动与资本交易的理论视角

在中国，“面子”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产物，也是人际互动中重要的社会资本。面子资本参与权力再生产的过程类似于资本交易，其本质是将行政权力异化为权力资本，并将公共利益异化为特殊利益，其结果损害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政府的合法性。从文化传统本源审视，这一现象与国人对儒家道德主张的形式化理解、以及我国传统人伦社会的特征紧密联系。要阻遏其造成的破坏作用，需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利益协调与表达机制．明确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     

Globaloney: Economic Versus Cultural Convergence Under Conditions of Globalization

Using the theory of the commons and social obligation theory of inclusion, this article critically examines current art museum fundraising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rely too much on traditional White, wealthy patrons. This leads museums to emphasize the limited interests of traditional donors, neglecting the needs of and potential support from their broader communities. This results in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where museums are underused by diverse publics. The article advocates for more inclusive relationship-based fundraising practices that build relationships with local community members and include their perspectives on fundraising practices through diversifying fundraising leadership, understanding diverse giving patterns, and utilizing innovative fundraising methods while remaining sensitive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deological barrier in community correction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deological perspectives of individuals involved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community correctional programs for juveniles.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assess the degree to which staff members in these programs embrace the innovative theoretical and operational concepts of community corrections. In general, the data indicates a tendency to cling to traditional, individualistic approaches to delinquency prevention. Newer concepts regarding the social aspects of delinquency and the need for systems level change were not found to be instrumental. Proposals are drawn from the study with respect to overcoming the ideological barrier in community corre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