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反腐北大核心

我国司法反腐的职能定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司法是治理腐败的国家行为,是治理腐败的重要方式,是治理腐败的重要领域,是治理腐败的法律保障。我国的司法反腐具有刑罚惩戒功能、教育引导功能、建制防范功能、权力制约功能等功能。我国进行司法反腐需要选择以下路径:坚持党的领导,把握司法反腐的政治性;坚持聚焦中心工作,体现司法反腐的人民性;坚持公正司法,彰显司法反腐的法律性;坚持全球视野,适应司法反腐的国际性。     

反腐专家纵论廉政新常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下，在理论上加强廉政新常态和治理新路径研究，在实践上坚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成为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任务。     

新闻聚焦

日前启动的中共最高一级巡视工作,严查党内腐败、监督八项规定落实、严明政治纪律、严格用人制度,对巡视组长"一次一授权"、抽查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显示在反腐形势严峻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严惩腐败的决心和力度。     

监管“裸官”的法治考量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反腐的高压之下,一些腐败现象总会变出不同的花样来,而新的腐败形式又需要新的反腐举措予以治理.例如"裸官"就是近年来我国法治健全、反腐形势渐紧背景下生出的一种腐败苗头.从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周金伙,到出走巴黎不归的温州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等,一个个典型的"裸官"引起舆论哗然,更有"4000名贪官卷走了500多亿美元"惊人数字,让老百姓在贪官们的"胜利大逃亡"面前惊叹无语.     

媒体

正人民日报:用法治打造清廉中国"法者,天下之仪也",法治是腐败的天敌。依法治国与依法反腐本质上相辅相成。一方面,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坚强有力的保证;另一方面,依法治国是依法反腐的重要基础。大力推崇法治信仰,才能让风清气正的政治新常态固化下来,助益社会良性运行。     

加强国际合作 消除惩腐禁区——2012全球反腐热点综述

2012年的国际社会政治格局中,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依然激烈,各国普遍重视通过健全制度遏制腐败,正反经验教训值得彼此借鉴。岁末年关,让我们一起盘点这不平凡的一年中全球反腐热点和新动向。国际合作编织"天网"2012年,国际反贪合作的重心是治理腐败潜逃,以中国为例,在体制构建、办案实践、理论研究和国际合作等方面     

腐败的发生病理与矫治法理——腐败征候群视域下的比较与启示

腐败征侯群理论以“参与”和“制度”为观照轴心,从国际视野比较研究四种腐败类型的发生病理和矫治法理,有助于我们客观理性地看待和治理我国的腐败问题.面对我国的腐败丛生现象,唯有准确诊断腐败的发生病理,并在法治框架下迈向深度民主化、强化制度反腐价值、讲究反腐策略选择、加强反腐法理研究,才是当下急需端正的反腐理念和有效践行的治腐策略.     

反腐新词

2014年,中央巡视工作持续发力,公布的反馈意见措辞犀利,直击"病灶","山头主义"、"能人腐败"、"一家两制"等许多反腐新词密集进入公众视野。透过这些词语,我们不难看到腐败现象的趋势和表现,这就为下一步深化反腐找准了穴位、树起了靶子。山头主义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党内政治生活不严格,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并与企业老板结成利益纽带,一些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建议严格党内生活,坚决抵制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山头主义,有针对性地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中央第六巡视组向河北省反馈巡视情况     

运动式治理悖论:常态治理的非常规化——基于网络“扫黄打非”运动分析

"运动式治理"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国家治理模式,其悖论内涵是以非常规方式开展常态化的治理行动。建国以来的运动式治理经历了从群众运动到严打运动再到专项治理的三大转变。聚焦专项治理时期的运动式治理,文章选取网络"扫黄打非"运动,即2007—2014年"整治互联网和手机传播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作为典型,从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网络"扫黄打非"运动的兴起及其工作机制、专项行动的个案成效四个方面加以考察,指出运动式治理悖论存在"决策经验主义"和"结果不确定性"两大基本内涵,具有四个基本特征:领导小组行使的政治权力凌驾于政府行政权力之上且常常混合不分;政治主体权力扩张与政治基体需求自主之间存在不同的运行轨迹;多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需要通过长时间的磨合才能产生整体共赢的效果;以数据展示行动的有效性和常态化并不意味着一种可持续的常态治理机制的建立。改革的时代需要改革的理论指导改革的实践,面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新型常态治理而非一种已有的常态治理行动被设为改革目标,运动式治理转型的关键是要在多元冲突中建立一个满足规范和共识的制度化过程。     

零容忍形成“不敢腐”

正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是形成"不敢腐"有效机制的必由之路。纪检监察机关应立足于铲除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把查办案件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创新办案思路,强化办案措施,提高违纪违法行为被发现、被查处、被重罚的几率,形成伸手必被捉、违纪必受惩的反腐新常态。强化案件线索收集与管理,提高违纪违法行为被发现几率。发现案件线索是查办案件的前提和基础。坚持     

中国反腐败立法的战略转型及其体系化构建

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以来腐败治理的重要转折点与战略机遇期,积极推进国家反腐败立法战略转型与体系化构建,实现反腐败立法由形式治理向实质治理功能的转化,是破解当下"中国式"腐败治理困局之关键。科学评估反腐败立法治理能力的状况,确立"积极治理主义"理念在国家腐败治理体系中的首要地位,创新由国家法与政党法"二元"规范体系与衔接机制,创立国家腐败治理基本法、分步推进体系完善,是推进中国反腐败立法战略转型的必然选择。明确立法原则,实施功能立法,公布立法清单,实施重点化构建、系统化推进、协同化衔接,形成以《反腐败法》为中心,重点预防性立法为支撑、控权性法律相配合的多层次、立体化、综合化的反腐立法体系,是中国反腐败立法之体系化构建的核心。     

监察体制改革"纪法衔接"的法理阐释及实现路径

以监察体制改革为界线,党纪与国法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纪法分离"到"纪法衔接"的变迁历程。法治反腐不能仅依靠国法,因为法的空缺性决定其腐败预防的不及时性及腐败治理的不全面性;而法的开放结构,又为国法接纳党纪,共同服务于法治反腐实践奠定了法理根基。在坚持法治反腐理念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中国特色反腐实践过程中积累的党纪资源优势,促进"纪法衔接",是监察体制改革全面深化阶段的重要目标。在法治反腐意义上,党纪与国法之间不具有可比较性,因此,不论是强调"党纪高于国法"还是认为"国法高于党纪",都是伪命题。正确发挥党纪与国法在法治反腐中的功能,就必须要以两者为基本素材,构建体系化的法治反腐规则。     

印度腐败问题:根源、治理与启示

腐败问题一直是印度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难于治理的问题.透明国际①每年发布全球清廉指数显示,印度政坛腐败猖獗.印度政坛腐败有制度根源、历史根源、工资收入低、经济发展水平低等原因.印度国内通过反腐立法、建立反腐机构、动员民间反腐组织等手段严控腐败行为.实践证明,印度反腐努力并未取得相应成效,印度在反腐道路上要取得突破,国内反腐机构必须独立,通过严厉打击腐败,提高腐败犯罪成本,才能有效遏制腐败蔓延.     

当前我国腐败现象新变化的防治对策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反腐形势更加严峻,腐败趋于隐蔽化与复杂化,中国目前的腐败官员们已经能够熟练地找到法律规定的模糊地带,以致当前的违纪、腐败案件在"行为主体、行为方式、腐败程度"上呈现出新变化。为此,加强防治腐败必须注重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机制,建立一个综合性、科学性、动态性的治理系统,从而有效地治理腐败,将腐败带来的损失及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论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监、检、法关系新构

监察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系统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表明我国反腐机构专门化的发展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方向.但反腐的标本兼治不仅是个反腐机构专门化的问题,还是一个反腐新制度、新机制的建设问题.在刑事诉讼领域,监、检、法关系的确立应当符合宪法精神、法治规律和司法规律.监察委员会职权兼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属性,而现代法治要求监察委员会腐败犯罪调查权应当更加凸显司法权属性.监、检、法关系的新型构建,应当坚持法治原则、"职权等量配置"原则和"兼顾程序"原则,其关系架构应当以"等边三角形"模式为基本形式."等边三角形"架构有助于:理顺监、检、法权力关系,做好职权分解;划清监、检、法责任界限,加强权力制约;严格监、检、法用权管理,完善权力监督.     

百家

杨永纯:中国反腐彰显全球治理视野从全球来看,腐败的蔓延愈来愈超越文化、国界、制度等领域。因此,中国的反腐败,也是深度参与全球腐败治理的表现。十八大以来,中国将腐败治理提高到跨国事务管理和全球性问题应对的国际法治高度,积极参与并不断提升在全球腐败治理和国际法治过程中的话语权和责任感,国际主要经济体对腐败本质、蔓延侵害、协同治理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中国的法治反腐也因此取得了国际的善意认可。(摘自《人民日报》)王子墨:管住家属须制度配套若要真正管住领导干部家属,就需要     

关于反腐倡廉的法治思考

反腐倡廉是我国发展之必然,但是要取得反腐倡廉的持续有效性,需要法治之保障。法治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最优手段,以法治制衡权力,可以防止权力异化;法治可以规范政府权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可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确保民众反腐权利;法治可以促进依法严惩腐败,加强国际反腐合作。     

关于建立权力行使有效监督机制的思考

权力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是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对官员而言,权力是负担和责任。对权力而言,没有监督的制度是欠缺的制度,没有制度的监督是软弱的监督。自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用治标为治本羸得时间,是近三十年来我国反腐力度最大和最有成效的时期,一系列腐败官员相继落马。当前,中国式反腐"标"与"本",破题权力监督最紧迫。为此,笔者从权力的本质特征、权力产生腐败的根源分析、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的对策等几个方面进行一些肤浅探索,与大家共同商榷,不妥之处,请指正。     

拿什么遏制政策性腐败

所谓政策性腐败,是指在制定、执行国家有关政策过程中,借政策之名假公济私,将政策异化成谋利平台的腐败行为或腐败现象。多名专家指出,在当前反腐高压态势下,违规性、违法性腐败的操作空间缩减,而政策性腐败势头渐盛,已经渗透于多个领域,尤其是"热门"领域。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政策性腐败包含"制定层面的腐败"和"执行层面的腐败"。"制定层面的政策性腐败",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商务部原正司     

风云文摘

今年反腐战略将有三大转变 2004年,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在战略上将出现"三个转向",即:由被动防御为主转向主动进攻为主,由权力反腐为主转向制度反腐为主,由事后监督为主转向事前监督为主。与战略上的"三个转向"相适应,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反腐败斗争,打法上还应努力完成三个转变:即从"小作坊式"个案反腐,向大规模的"集约武"规模反腐转变;从纪委机关、少数职能部门分散地、单打独斗式地反腐,向加强组织协调,整合反腐资源,合成作战,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反腐转变;从侧面打击腐败,向惩治和预防腐败并重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