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模式”对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来西方规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新公共管理在西方特定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水平，促进了西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满足了更多的公共服务要求。但是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社会背景不同，我国的行政管理改革只能借鉴不能照搬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我们应当在充分审视自身国情的基础上，把握中国行政管理改革和西方国家行政管理改革的异同点，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消化和整合西方“新公共管理”的思想。     

年龄造假：古代官场潜规则

西方风俗以询问女士芳龄为失礼，而中国官场以打探“真年”为禁忌，此恰能相映成趣。与靠好爸爸做官者大多虚增年龄的做法相反，通过科举得官者有不少人自减年龄，就连《儒林外史》中的那个“忠厚人”范进都一减就是24年，那些滑头滑脑的人该减多少？     

说廉耻

说廉耻张茂盛中国有句俗话“人无廉耻，胡作非为”．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廉耻，什么缺德的事都能干出来。不是吗？现实生活中如王宝森、邓斌之流就是例证。关于“廉耻”，古人有些见解精妙绝伦，入木三分。明清之际江苏昆山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其宏丰的著作中，对“廉...     

法律实践中的“人情关系”——以一个民事案件为例的法社会学分析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在社会中生活的每个人都处在社会关系之中。法治化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内涵，在近几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现代化的法制在中国是由西方植入的，并不是来源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经验，而且在中国的法律实践过程中，常常会看到“人情关系”的出现。而”人情关系”会影响到法律的客观性和执法的公信度。本文首先通过一个案例展示了法律实践中的“人情关系”的具体体现，随后分析了中国法律制度与“人情社会”的特征。     

民法本质追求探究

作为部门法的民法,源自古代欧洲的罗马法,当时叫“市民法”,后被注入“私法”、“私权法”、“市民社会的法”等诸多信息。中国通过日本从西方民法及至罗马私法那里继受了作为表征基本部门法的民法。西方传统理解民法或私法的实质含义,是在个人与国家对立的基础上进行的。民法以人为中心,以权利为基点,以行为手段,以责任为保障。民法上的人即市民、私人和私主体,含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团体等。近代社会的个人是个人主义的个人,而现代的个人是兼顾社会乃至自然理念中的个人。称民法人是“经济人”、“具体人”、“抽象人”等多是用作分析民法问题的方法。兼顾社会乃至自然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民法的哲学基础。民法并未真正社会化。民法所涉及的领域是有限的。民法在精神方面追求平等和自由。这些都涉及到民法本位即民法的中心任务和价值标准问题。     

司马迁创造“中国人民”

先秦时还没有“中国人民”这个词，当时“中国”和“人民”都是单独使用，词义也不同于今天。“中国”本意是指京城，《诗经》中就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后来也引申为中原地区、天下之中心等。而“人”与“民”，在先秦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说文解字》说：“人，天地之性最责者也……民，众萌也。”     

浅议如何提高管理会计的地位与作用

会计实践与管理实践一样，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发展史。管理会计早在本世纪初就已在西方出现，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中得到广泛的推广和运用。到了本世纪五十年代，已形成了以“本量利”分析、预测决策会计、标准成本系统、预算控制、责任会计等内容为核心的传统管理会计体系。近几年来。西方管理会计学界又提出了许多新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从而使管理会计的研究领域和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而我国则是七十年代后期。     

公共管理的本土化——新西兰、澳大利亚两国改革对中国的借鉴

公共管理的本土化在中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应该借鉴其他国家改革的成功经验,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具体分析。但是公共管理不等于简单的私有化或民营化,这两者都是提高政府绩效的手段。所以中国政府应该以公共管理最核心的价值为指导,以提高绩效为导向,而不是简单停留在照抄具体措施的层次上。     

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

近年来，中国派出了大量访问学者，本意是促进中外学者间的学术交流。政府为此支付了大量的外汇，意在增进中国学者的业务水准。为了出国，几乎每个单位都要经过一番筛选，不免引起争抢，有些甚至争斗得不是你死我活，就是冤家仇敌。那些在争斗中获胜的佼佼者，带着胜利的满足感，来到西方。结果，事导愿违，政府出经费，给他们提供机会，得到的却是怨声载道。这些“争者们”来到国外，丝毫不讲政府的好话，个个都是牢骚满腹。迄今，本人已见识过不少这样的访问学者，特别是来英国的，确实令我这个多年不回国的中国人增长不少见识。这些“学…     

华县地方税务局贯彻“十二条禁令”和开展“三廉洁”活动

华县地方税务局现有干部职工104人，负责辖区805户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税收征收管理工作，承担着全县60％以上的财政收入任务。建局十多年来，局党组始终坚持以组织收入为中心，坚持“带好队，收好税”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以创佳评差为龙头，以队伍半军事化管理为载体，发扬。     

隋唐官制下的萨宝与粟特人的管理

公元3至8世纪之间,粟特人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及粟特地区的动乱、战争等原因,沿着漫长的丝绸之路大批东行,经商贸易.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粟特人入华逐渐达到高潮,千里迢迢而来的粟特人,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为加强对外来人员的管理,各朝各代都设立了相应的部门,专门负责对粟特人的管理.隋唐时期,这一专门官职称之为“萨宝”.本文以实证文献材料为依托,首先,探讨了“萨保”一词的语源,指出“萨保”源于粟特Srtp'w一词的音译,它是以“S'rtp'w”’为基础所设立的“胡语官称”;其次,着重对大量的墓志进行了分析,认为作为官职称谓的“萨宝”实际为“萨保”的同音异译词,两者之间不存在本质的差别.最后,通过分析粟特人有别于其他入华民族的特点——聚群而居,详细论述隋唐时期,政府设立“萨宝”,专职管理聚落中粟特人的具体状况.     

关于组织管理的理论与范式的思考

本文认为，通常意义上的“理论”是以实证主义规范为旨归的，但此种理论只能是众多理论中的一种类型而不是理论的“唯一”。理论有内隐理论与外显理论之分。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个体性的，每个人的行动背后都有理论在指导、支配着。个体性理论通常是以个体无意识的形式反映出来的。理论分析的最佳工具是范式，范式是个体性理论在一定范围、在一定组织中的扩散、扩张。布罗尔和摩根的四范式理论是组织理论的最为重要的分析框架。     

"观念权利"在古代中国的缺失--从文化根源的比较视角论私权的产生基础

本文意在为中国的私权研究寻找切入点。有关财产、契约制度的丰富史料和古人有关“定分止争”的确权思想 ,表明古代中国有发达的财产、契约等“实在权利” ,缺失的是包含人之平等、自由等主体意识的“观念权利”。通过对中、西传统文化根源的比较研究 ,得出人有无自觉主体意识以及法律对主体资格的承认与否是两种文化差异的最显著表现 ,即古代中国以身份和等级观念为根基的“礼治”和“儒教”思想从开始便漠视人的主体性 ,而西方以自然哲学为根基的自然法理论从开始就注意并强调人的主体性。该差异引致了“观念权利”起源于西方而非中国。因此 ,私权研究应从主体性开始     

“收钱不办事”——新型受贿案

“我承认我有犯罪行为，但是我确实不是一个贪官。”之所以说出这样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是因为中国足协原副主席谢亚龙认为，“收钱”只是为维护圈子里的一种关系，“实际上没有给人办过什么具体的事”。     

浅议“以法治吏”

中华法系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以法治吏,历史上每一时期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都无一例外地将其作为强调的重点。决定中国文化命运的儒家主张以道德礼制为中心,化民成俗,拱手而治,天下归仁,即所谓“为政以德”,也就是每为今人所不满的我国古代的“人治”观念。事实上,儒家的“人治”并没有完全排斥“法治”的功能,这一点,早已为学人们所认可,关键是富有理性且应有建树的我们如何认识历史并加以借鉴。     

古代“裸捐”与慈善组织

如今，“慈善”、“裸捐”已成为媒体上经常出现的热门词语与话题。有人以为，此风来自国外，其实并非如此。有专家研究指出，虽然“慈善”之词是新的，“但扶贫济弱之事，在中国古已有之”。西方的慈善思想与事业主要来自基督教，那也是公元后的事，特别是在近代工业革命掀起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的事；至于“裸捐”，那是钢铁大王卡内基的“死后留下巨额财富是可耻的”名言问世之后的事，至今只不过百年。     

电子政府与政府管理创新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都在努力建设电子政府。建立电子政府的实质不是信息技术的应用，而是一次深刻的政府管理变革和创新。建设电子政府，将使“民本位”的民主理念取代“官本位”的官僚思想，“平面化”的分权制取代“金字塔式”的集权制，以服务社会为重心的政府管理职能取代以推行政令为重心政府管理职能，公众参与和专家辅助决策取代暗箱操作和领导拍板，精简机构和高素质公务员取代臃肿机构和低素质公务员。     

末日论：只见添柴者，不见泼水人

“世界末日”的论调，古今中外都有。中国最早的“天塌了”（其实就是末日），可以找到“共工怒触不周山”那里，“天柱折，地维绝”，才给女娲女士提供了“炼五色石补苍天”的机会。而西方最古老也流传最广的，则是数千年前的玛雅预言了，“2012年的12月21日将是地球文明消失的大限”——我们这一代“很不幸地赶上”了，你想不在乎都难。     

古代“裸捐”与最早的慈善组织

如今，“慈善”、“裸捐”已成为媒体上经常出现的热门词语与话题。有人以为，此风来自国外。其实并非如此。有专家研究指出，虽然“慈善”之词是新的，“但扶贫济弱之事，在中国古已有之”。西方的慈善思想与事业主要来自基督教，那也是公元后的事，特别是在近代工业革命掀起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的事；至于“裸捐”，那是钢铁大王卡内基的“死后留下巨额财富是可耻的”名言问世之后的事，至今只不过百年。     

可贵的细节

朋友，当你阅读这篇文章的的时候，也许你会觉得，这有什么，都是些不足挂齿的小事，甚至还称不上是个“事”，确切地说，只是一些小小的细节。然而，我却认为，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这些细微之处，点滴之间，则往往更能折射出一个人的品质，更真实地反映一个人的人格魅力。这些不经意间的细节。是他们精神内核的一种证明和对做人的一种坚守。我想，并不是所有的人在遇到这些小事情的时候，都能像他们那样做。所以，我用笔，将这些细节，一一地记录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