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责任的根据

刑事责任的根据究竟是什么?这是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热烈研讨的新课题。笔者认为,正确阐明刑事责任的根据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必然要求,也是合理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理论前提,很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刑事责任的根据所要解决的问题 在探讨刑事责任的根据时,首先应明确刑事责任的根据要解决的问题,这是探讨的前提,也是探讨的归属。 “根据”:“谓持论有所依据也”;“谓持论皆有所本,可依据也”。通俗地说,根据就是人们说话、做事的依据。刑事责任是司法机关根据刑事法律的规定对构成犯罪的人追究     

关于唐代律令格式的性质问题--与王立民教授商榷

本文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了唐代律令格式的法律性质问题,认为律是刑法典,而令、格、式都是包含多种部门法规范的综合性法典。同时,针对“律令格式皆刑法”说的持论依据,全面提出了自己的商榷性意见,从另一方面论证了唐代律令格式的法律性质。     

也谈市场经济与道德发展

市场经济与道德发展的关系问题,既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德育理论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当前德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的答案,尽管仁智互见、褒贬不齐,但在理论归结上,概括起来无非两种观点,即“今不如昔”论和“负效应”论.前者慨叹世风日下,今非昔比,市场经济导致了道德滑坡.后者认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推动了道德进步,这是正面效应,是主要的;另一方面也有负面效应,是次要的.相比之下,这后一种观点颇显客观,似是而非,所以时下也比较流行.但笔者认为,“今不如昔”固然偏激,“负效应”论也不能说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实际上,两种观点是程度不同地陷入了同一个误区,即市场经济对道德发展具有消极影响(这里姑且先撇开程度和主次问题).所以,弄清这一点成了我们探讨的问题的关键.认为市场经济对道德发展具有消极作用的观点,有其认识根源和现实基础.所以在这两方面作其思维脉络和模式的勾画,是澄清问题的首要一步.     

浅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与人权保护

人权保护是个法律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是当今世界政治漩流中的热点,但归根结底是个法律问题。世界上各个国家都依据各自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形成了各自的人权观及其相应的政策,并以法律形式使其固定下来。从这层关系上讲,没有法律保障,也就没有人权保护。“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历史和国情出发,根据长期实践的经验,对人权问题,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和政策。”《中华人民     

论刑事鉴定结论的采用标准

刑事鉴定结论的采用标准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问题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法官对某一鉴定结论是否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依据,是鉴定人制作鉴定文书的“行动指南”,也是控辩双方质疑其能否作为“定案根据”的依据。对鉴定结论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的探讨对刑事诉讼立法和实践均有所裨益。     

对传统逻辑中几个问题的探析

本文探讨了肯定判断谓项的周延性与排中律的适用范围两个问题,就“肯定判断的谓项有时周延”的主要论点进行了逐一评述,论证了“所有肯定判断的谓项都不周延”。与此同时,分析了国内外学者关于排中律的适用范围的主要观点存在着的某些缺陷与不足,指出了排中律的实质在于排除彼此穷尽的思想间的其他可能性。排中律的适用范围只是两种彼此穷尽的思想,未必是两种互相排斥的思想。     

行政法理论基础的中心点与基石保障公益、授权与控权

<正> 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问题涉及到对行政法产生的原因,对行政法诸要素的理解等,可以说是行政法学最基本的问题。行政法学研究中观点各异、分歧诸多,皆源于对这一基本问题的认识的差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行政法学的不成熟,从而有必要认真探讨。 一、单纯主张“控权法”观念 关于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一个最为常见,而又颇有市场的观点是:认为行政法是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的法。 笔者认为,单纯的“控权法”观点,于行政法制实践是不足取的,这是因为:     

金融机构以贷还贷纠纷若干问题浅探

“以贷还贷”是当前人民法院审理金融机构借款合同纠纷中经常碰到的情况，对“以贷还贷”的概念、处理原则、损失的界定等问题的认识，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拟就上述问题作一粗浅探讨。一、“以贷还贷”的概念对于“以贷还贷”的概念，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以贷还贷”就是指以后一笔贷款归还前一笔贷款。其理由是：根据现行金融法规，企业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只能被用于生产经营而绝不能用以归还旧贷款。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以贷还贷”仅指发生在同一银行的，借款人在未还清前一笔到…     

我国民商事案件涉外性判断研究

民商事案件的涉外与否，直接关系到案件在整个诉讼程序中的各项事宜，而目前学界内对该问题持两种观点，即“法律关系构成要件涉外说”和“联系说”，两者各有所长，也都在某些程度上存在缺陷。本文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结合我国立法情况和司法实践，构建了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民商事案件涉外性判断依据。     

劳动合同的再认识

一、两种观点史尚宽在《劳动法原论》中引用了德国和我国台湾的两个规定。德国劳动契约法草案规定:“劳动契约谓受雇人以劳动给付为目的,有偿的为雇佣人所使用之契约。”台湾劳动契约法草案规定:“劳动契约谓当事人之一方（受雇人）与他方（雇佣人）在从属的关系提供其职业上之劳动而他方给付报酬之契约。”史尚宽认为“此二定义用语虽稍有不同,而用意则一。”在这一定义中,特别强调了劳动契约“有身份的契约之性质,即受雇人在从属的关系提供劳动之契约。”①在我国,对劳动合同的理解可以说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关于行政立法与行政案件审理标准的探讨

学界一般认为，行政立法是指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又按《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法规和规章分别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和“参照”。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主要是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就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标准而言，“依据”当然是标准，“参照”虽然有别于“依据”，但也是一种标准。现在的问题在于，不能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政机关（以下统称“其他行政机关”），根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授权对某些事项作出具体规定，这是否属于行政立法范畴，可否作为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一．种标准？这是一…     

论不当得利的本质特征——对《民法通则》第92条适用范围的探讨

《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这是我国民法对不当得利的唯一规定。由于这一规定过于原则,人们出于不同的认识角度,对不当得利的本质特征、不当得利的具体类型等问题理解不一。现有的民法教科书对此类问题也基本采取回避态度。近年来,学界有人开始对此进行探讨,但得出的结论相去甚远。主要有两种观点相对立。一种观点认     

“存在”、“此在”与“是非”——兼论庄子、海德格尔对人的存在问题观点之异同

西方哲学中“存在”一词在翻译成中文时出现的麻烦,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映照出“存在”一词的多重含义和所谓“存在”问题的矛盾晦暗之处。汉语虽没有一个与“存在”完全对等的词语,但却用多个不同的词语来表述包含在“存在”中的问题。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庄子所谈论的“是非”问题与海德格尔所谓“存在”、“此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个问题,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却是不同的。这一比较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中西方哲学传统中对个人的看法上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差异。     

我国经济犯罪发展态势之我见

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经济犯罪的发展态势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一问题,引起了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际部门的热切关注.迄今为止,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犯罪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越发达,经济犯罪将会变得越严重,即经济犯罪与市场经济发达程度成比.这种观点又称作“必然说”.另一种观点是“阵痛说”或称“代价说”,即经     

从立法目的看犯罪既遂之“遂”的应有内涵

犯罪既遂,是犯罪停止形态中的基本形态,一般也称为犯罪的完成形态。犯罪既遂之“遂”的含义如何确定,是犯罪既遂标准确定的基本依据,同时也是犯罪既遂与犯罪未完成形态相区别的基本标准,在我国刑法理论界,由于对既遂之“遂”的内涵理解不同,因而对既遂的标准、既遂与未遂的界限、既遂的形态等问题也有不同的观点。为了理顺以上诸种内涵及界限,研究既遂之“遂”的基本内涵,是必要的理论前提。因此,笔者试图从刑法规定既遂与未遂及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立法目的入手,界定犯罪既遂之“遂”的应有内涵。一、既遂之“遂”诸观点概览既遂之…     

论周礼中的“报本反始”思想

(一) 《礼记·郊特牲》论社祭云:“所以报本反始也。”又论郊祭云:“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所谓“报本反始”,孔颖达解释说:“以财言之,谓物为本,以终言之,谓初为始。谢其恩谓之报,归其初谓之反,大义同也。”郊与社皆周代祭祀中之大典,而其目的均在“报本反始”,可见“报本反始”是周代指导祭祀礼俗的一个重要思想。     

侵占罪几个问题的探讨

侵占罪是刑法增设的新罪名，由于法条固有的概括性及立法存在粗疏之处，加上目前相关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为正确适用法律，本文选择认识分歧较大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一、若干表述的理解（一）代为保管代为保管如何理解？刑法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为“合法持有说”，即代为保管为合法持有；①其二为“持有管理说”，谓代为保管，主要是指基于委托合同关系，或者根据事实上的管理，以及习惯而成立的委托、信任关系所拥有的对他人财物的持有管理。②上述二说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明示持有的合理性。本人认为“…     

浅议我国现行具体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标准的缺陷——一起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登记案的法律分析

<正>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只限于合法性审查的观点一直很流行,其依据是《行政诉讼法》第5条。但这一观点在理论上是有问题的,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在实践上它也经不起检验。对此,笔者想从一个案例谈起。     

裁量基准的制度定位:理由的规范化

《行政处罚法》的新规并未直接揭示裁量基准的制度定位,学界目前依然存在着“依据论”与“理由论”两种观点。实际上,依据裁量基准的形式外观与现行立法的规范用语并不能证明裁量基准属于裁量行为的“依据”,相反,根据权源性标准和拘束性标准,可以得知裁量基准并非“依据”。同时,通过对裁量基准与裁量理由的实质分析,可以发现二者之间不仅有着理论上的同质性,而且存在着内容上的同构性。不仅如此,裁量基准的运行机制也进一步验证了裁量基准属于“理由”的判断。不过,裁量基准绝不是“理由”的等同概念,而是“理由”的一种规范化表达,“规范”的形式赋予了裁量基准独立的制度定位。     

论行贿罪中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行贿罪的必备构罪要件，也是认定行贿罪的关键。多年来，对这一问题观点众多，司法实践至今无统一认识，颇有混乱。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点探究，以“抛砖引玉”，促进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 一、关于对“不正当利益”的几种理解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罪构罪的必备要件始于１９８８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１９９７年修订刑法对此予以继承和保留。在此之前，１９８５年“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规定，行贿罪必须以“为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