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观念与现代法治——一个诊断分析

本文分析了现代性观念、现代法治以及两者在当下中国语境中的相互关系。本文认为 ,现代性观念是存在问题的 ,它遮蔽了社会历史变化的相当重要的复杂性、多样性 ,容易使人们对社会的建设方案出现片面的、直线的、纯粹的理解 ,容易使人们对社会建设方案的“他者”要素视而不见。尽管“现代法治”作为观念在当下中国是极具积极意义的 ,而且 ,对法治现代化的总体建设方案大加批评也是徒劳无益的 ,但是 ,在“现代性观念”操纵下的“现代法治”观念 ,依然需要我们对之作出某些“诊断式”的分析说明。“现代性观念”和“现代法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合谋”关系 ,对此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对“现代性观念”和“现代法治”进行诊断式的分析 ,并不是反对现代化和现代法治在中国当下语境中的推进 ,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分析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现代化和现代法治在中国有益健康的展开。     

从公众期待的角度提升公证公信力

正法国哲学家卢梭认为:"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信仰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基础。公证作为我国法律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促进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肩负着重要的责任与使命。公证公信力直接关系着法律的公信力和法治的公信力。提升公证公信力既是我国公证自身发展的必     

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

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但究竟何为法治中国却是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然而,厘清何为法治中国的内涵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起点.依据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和“中国”的内涵以及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关系理论可知,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完成后的结果,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法治成为一种全社会的主要生活方式和一种全民的信仰,并且形成和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一种良性法律秩序的现实状态.     

宪法至上是建设法治国家之关键

宪法至上是建设法治国家之关键吴家麟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和全世界表达了中国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定决心。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是一厢情愿、心想事成的事，...     

现代法治的经济学分析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正>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是我国法学界的最强音,而且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和奋斗目标,并日益深入人心。事实上,法治不只是法学研究的对象,而且与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也密不可分。199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教授曾指出:“如果没有一些恰当的制度,任何意义上的市场经济都不可能建立起来”,“目前中国,不是需要更多的经济学,而是更多的法学”。因此,笔者以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法治,也许能够得到一些新的启示。 在新制度经济学与法经济学看来,法治和人治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西方国家走上了法治之路。那么,我国人治这种制度安排为什么没有演进到法治这种制度安排上来,即为什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制度变迁?建立法治国家是否侧重于国家对法治的供给,即通过“变法”来推行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建立法治、推行现代法治在经济学上的意义与作用何在?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马忠法蔡嘉伟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里程碑“民主政治，法治国家”是近现代中国史上无数有识之士梦寐以求的目标。郑观应在他的出版于甲午海战前一年的《盛世危言》中，强调设立“议院”才是富强之本①，表达了对民主政...     

法治及其社会资源——兼评苏力“本土资源”说

鉴于中国法治建设和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有必要重新检视苏力的“本土资源”说。中国法治建设之所以不很成功,以及现代法律制度之所以在中国社会“水土不服”,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本土资源”被重视不够,而是“社会资源”(即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供给不足。归根到底,是由于中国社会目前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指明了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时代使命和中心任务，而且明确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遵循和法治保障，具有重大意义。要毫不动摇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奋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全面加强新时代新征程“法治轨道”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是指现代法治国家必须遵循的核心内容或重要准则。这里的“现代”是时间规定性，是讲它不是近代形式意义上的法治，或是超时空的一般法治，而是现代特定国家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必须遵循的核心内容或重要准则，而不是一般内容或一般准则。这些核心内容或重要准则是一切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以及管理相对方都必须遵守的，或普遍适用的。它是法治原则，而不是礼治原则。法治是以国家意志性与国家机器的强制性为后盾的，因此是必须执行的。否则，背离法治的核心内容或重要准则，就不可能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建成法…     

简论国家安全法制对依法治国的重要作用及其实现

国家安全工作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国家安全工作具有某些特殊性,但这不是国家安全工作可以 不受法律调控和监督的理由。要建设法治国家,不可不重视建设国家安全法制,没有完善的国家 安全法制,法治国家不可能实现。完善的国家安全法制不仅是各种国家安全法律和制度的创设、 健全,实现国家安全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更重要的是使“严格依法办事”和“法律至上”等现代 法治观念得以确立和体现。     

再论人治与法治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厚的人治传统而法治传统相对缺少的国度。“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在党的十五大提了出来，并在宪法修正案中予以确定，终于使我国在法治的轨道上大大地迈进了一步。但是，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     

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是党的二十大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时期提出的未来五年法治建设的主要目标任务,对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工作布局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但是,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良法善治新期待,面对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战略,法治体系内部的短板和不足仍然存在,外部的作用和效能弱于预期。二十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可谓有的放矢、精准决策、意义重大。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规律、强化系统思维,在更高起点、更高水平上统筹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加快社会规范体系建设。     

坚持“三个至上” 建设法治中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近30年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艰难而又成功地开辟的一条治国理政之路,体现了中国人民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有着五千年璀璨文化的中华文明,并未孕育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中国共产党人在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后,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辉道路,建设法治中国的足音才渐渐响起。诚然,法治的概念最初来自资产阶级法学家,盛行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但法治从来就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也不专属于资本主义国     

一位法学家和他30年的“法治”情结——记著名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

法治，常被人们称为“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是一种理想的政治法律制度模式。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确定“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被认为是我国依法治国的起点。但是，著名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则指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不是十五大，标志着中国已进入依法治国的新时代。     

宪政中国初论

中国已经坚定不移地走上法治之路 ,但远未“达致”。而要实现“达致” ,关键在于大张旗鼓地倡导“宪政中国”主张 ,排除万难地建设一个“宪政中国”。而之所以恰恰是“宪政中国”而不是“民主中国”、“法治中国” ,不仅是因为“宪政中国”在语汇上比其它用语更具优越性 ,而且还因为这是中国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必然。     

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命题，深刻揭示了法治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逻辑。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意味着要在法治框架内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要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的法治化，彰显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基础性作用，蕴含着法治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架桥铺路的使命，标志着中国法治建设进入体系化建构的新阶段，关键要处理好法治与改革的关系。要将法治要求落实到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发展、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各领域。中国式的现代化要以中国式法治予以保障，实现中国特色、法治底色与人类共同价值有机融合、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尽可能统一等方面的要求。     

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德国“法治国家”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德国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国家中具有典型意义。早期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自始就具有实质要素，但后来法治国家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形式化倾向，最终导致法治国家蜕变成为“法律国家”甚至“暴力国家”。二战后，法治国家获得了崭新的实质内涵。本文认为，法治国家的概念和原理具有普适性，中国应当采纳国际通行的法治国家的理念和标准。形式上的法治国家概念固然具有认识价值和重要性，但实质上的法治国家才是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终极目标。     

“法治社会”首先应转变观念

中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这不是一句空话，是市场经济成熟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趋势。因此，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在中国社会由人治向法治转型时期，在建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方面，推动全社会观念的逐步转变是一种历史性的使命。这种观念的转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句话应理解为“以法律事实为依据，以法律条文为准绳。”而不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客观事实不等于法律事实。因为，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之间是永远存…     

社会管理创新的“地方性知识”维度——以“法治中国”语境下的法治重庆建设为例

“法治中国”命题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最新理论命题,亦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还是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最新的问题域之一。法治重庆建设必须接受“法治中国”语境的“规训”,并贡献出重庆关于“法治”的“地方性知识”。以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契机,国家主导型区域法治建设是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新的“理论试验田”。     

从“送法下乡”到“法治乡村”——中国乡村法治建设的社会学考察

乡村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治理模式转型的关键一环。当代中国的乡村法治包含着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构建、乡村治理现代化三个并行交互的进程，但三者呈现不同步、不协调的内在张力。鉴于中西古今的多重话语体系影响，乡村法治在理论上呈现出内生与外嵌，自主发展与外来思想、制度引入的角力与融合等多重景象；在实践层面上表现出对发展焦虑以及治理困局的积极应对和艰难探索。为此，对我国乡村法治的考察和实践推进，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三农”或乡村振兴这两个大的框架下进行，最终实现法治与“民情”的内在契合。对此既不能无视“民情”用强制的方式来实现乡村法治，也不能坐等“民情”的自然变迁，而应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目标下，积极推动现代乡村社会的构建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实现“强国家-强社会-强治理”的内在统一。